雪域故事
文/程泰来
情系高原
1969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国家卫生部组建了以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主的中央医疗队。我们一行23位医务工作者，光荣地成为首批赴西藏安家落户的医疗队成员。
1970年元旦刚过，我们带着党和国家的重托，从北京启程经兰州、西宁，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走过的荒凉路线，顶风冒雪向世界屋脊挺进。目睹柴达木盆地的荒漠、耳闻格尔木叛匪的枪声、驰上巍巍昆仑山、跨越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一路饱尝高山反应、冰冷冻饿之苦，经过月余颠簸，终于到达拉萨古城。又经过月余休整后，我们立即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有拉萨江曲病院、日喀则、江孜、萨迦、南木林、昂仁、林芝、昌都西藏军区101指挥部电站、马查拉煤矿等医疗单位。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与当地藏族医务工作者一起，筹建完善医院和诊所，培训藏族医护人员。遵照党中央、周总理“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的指示，医疗队不仅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还为百万翻身农奴送医送药，与高原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谱写了一个个救助民族兄弟的动人故事。
进藏坎坷路
虽然离开我心爱的第二故乡——西藏已有20多年了，但那艰难的进藏路程却永生难忘。我们中有的人是第一次乘车远行，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对未来的“高山反应”怀着紧张的心理，生怕对高原不适应而发生意外，因此不断地向向导拉萨市医院李启文药师询问进藏的各种情况。两天后，我们经兰州到达西宁，住在青海省军区招待所。在适应西宁2800米的高原环境后，我们换乘汽车沿着荒凉的青藏公路顶风冒雪向西藏挺进。时值三九严寒，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皮大衣仍觉寒冷无比。庆幸的是给我们开车的均为西藏军区、自治区挑选的一级驾驶员，这些师傅不但技术高超，而且都很和善，热情地对我们说：“军区和自治区领导对首批进藏安家落户的中央医疗队特别重视，让我们几位开三辆客车安全地送大家到拉萨，大家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们。”一席话语温暖了我们的心。
车到香日德，正值1970年的春节，我们利用半天的时间召开了联欢会，虽然天气寒冷异常，但会场却充满温馨。同伴们有的吟诗，有的跳舞，大家互相鼓励、互祝新春快乐。
正月初二的晚上，我们抵达格尔木。第二天凌晨一阵阵凄厉的枪声将我们惊醒，原来是叛匪在捣乱。我们赶紧在天亮出发南上昆仑山。一路上大家既紧张又激动，激动的是我们就要通过著名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紧张的是怕不适应高山反应，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上发生意外怎么办？这时担任向导的李启文药师耐心地向我们解释通过山口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大声说话；尽量少活动、更不要跑跳；不要吃得过饱，以减少氧的消耗；车上不要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以免发生意外等等。大家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当晚夜宿纳赤台，这儿天气最冷，天冷、屋冷、被窝冷，谁也不敢脱衣服睡觉。几句顺口溜道出此地特征：纳赤台啊纳赤台，谁嫌艰苦谁别来，衣食洗住不方便，睡到半夜病魔来。到后半夜，我突感头痛、脑胀，吃了几片去痛片和安眠片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洗了把冷水脸，吃了几口夹生饭菜就又集合上路了。
随着汽车向山顶行进，人们的缺氧状况越来越严重，个个面色青紫，粗糙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被山风吹出的纹路，好像老了十几岁，稍一活动就心慌气喘。车外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稀稀落落的灌木丛。到山口时汽车放慢了速度，让我们尽情地领略昆仑山的雄伟、磅礴，连绵的山峰上飘着朵朵白云，火红的太阳从山顶冉冉升起，那巍峨壮丽的景色令人惊诧、令人叹服、令人陶醉、令人振奋。锦绣山河的雄伟，更增添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当天我们住宿五道梁，当地流传：五道梁，凶险凉，弄不好见不着爹和娘。我不以为然，哪知到后半夜，我的高山反应加重，头昏、头疼、头胀、心慌、气喘。后来才知道，除空气稀薄外，距此不远西北部有一汞矿，水银气体污染了空气，使气候愈加恶劣。
后来我们还经过乱海子、托托河、通天河、温泉等地。说是河、泉，我们却只见冰凌不见水，据说只有到夏季方可见到积雪融化后汇成的小溪流。
汽车没命地奔跑，当翻越5000多米的唐口拉山口时，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水箱里的水摄氏60度就沸腾了，我们只得下车活动那早已冻僵的双脚，李启文同志借机带我们瞻仰了烈士墓。面对烈士墓，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心底升起，烈士们为建设、保卫西藏这块圣土，永远长眠在这里，他们的英雄气概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越过唐古拉山到达安多。这里海拔接近5000米，传说当年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一路千辛万苦，人马病死、累死不少，唯独所剩马鞍多，“安多”因此得名。那一夜我们睡在大屋子里，炉火中燃烧的干牛粪冒着蓝色火苗，一路寒气被驱逐。可是半夜里高原反应加上一氧化碳中毒，使我的头痛得都快爆炸了，连续的剧烈呕吐把胆汁都吐了个干净，时而昏昏沉沉，时而飘飘忽忽，朦胧中隐约听到：“这几位北京来的医生也不行了，快拿氧气袋抢救！”接着就是一阵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催促：“快上车，把病号抬上车开车就好了。”昏沉中觉得有人把我抬上车，靠在座位上，好像又有几位被抬上来，大家没力说话，脸色铁青、口唇发乌。
车到当雄县时，大家才缓过些精气神来，听说李启文在这场抢救中临场指挥，将安多县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搬来了，指挥若定，通霄没睡。
以后的行程就顺利多了，在黄昏来临之前，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拉萨，看到布达拉宫时，我们竟像孩子一样欢呼跳跃、相互祝贺，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许多同志热泪盈眶、泪水涟涟。
正是这艰辛的历程、艰苦的岁月和患难与共的战友，使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奉献、什么是人生，尽管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我们今天永远无悔无怨。
高原雪夜急救忙
1973年，我们奉西藏军区的命令，在高原某深山老林修建一座国防专用电站。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严寒冬夜，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狂风肆虐地吹卷着片片雪花，大地银装素裹，冷得出奇。我是病房的值班医生兼工地的巡诊医生，当时正带领一名护士在人声鼎沸的工地巡诊。突然工地的广播喇叭里传出：“工地的值班医生，马上回职工医院，有重病号需要抢救。”我顾不上感冒发烧的身体，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医院。
在喘气之余，就见几个人抬着一个自制的土担架向医院跑来，近前一看，我大吃一惊，原来一个酷似爆破筒的钢管，从伤者右大腿外侧斜插入腹腔。患者是个40岁的汉族女职工，面色惨白，由于剧烈的疼痛已经昏迷过去。我赶紧让那几名值班护士分头去喊其他医生，一面采取急救处理措施。当我询问情况时，她的组长告诉我：她是烧开水的值班员，灌浆队的一位师傅欲将冻结在钢管内的水泥烤化后磕出来，没想到正烘烤时，一根钢管受热后像火箭似的平飞出来，直穿她的大腿和腹腔。
这时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江苏援藏医疗队的医生都赶到了，经过会诊决定马上手术抢救，但应先输血。当时我们的设备虽说比较齐全，但还没有血库，只能临时采血。我们的救护车司机次平是个藏族师傅，听说要到百余公里外去请江苏医疗队唐冠文队长和配血检验师时，他二话没说开车就走，我们都很钦佩他，因为这崎岖的山路在夜间行驶是非常危险的，稍不留神就会车毁人亡啊！我们在家里的医护人员组成几个组进行抢救，我当时负责采血，这时医院空地上早已聚集了一百余名准备抽血的人员，我将他们编成组。最让人感动的是几位藏族女工争着输血，
她们哭着说：“张大姐是为建设高原负伤的，她是为我们的幸福而流血的，应该将她救活。”她们一哭喊，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有的人捋胳臂挽袖子要求立刻抽血，那热情能将严寒驱走，能将冰雪融化，我被眼前的情景感染着，热泪流向心里。我告诉他们，先得化验血型后才能输血。后来人越聚越多，许多人端来热乎乎的酥油茶给我们喝。
拂晓时，检验师和唐队长赶到，唐队长是江苏省工人医院著名外科临床医师，他立即指挥抢救，开始化验血型。一批批的藏汉职工抽血化验，最后确定30余名身强力壮的青年留下抽血。被选中的欢天喜地、互相庆贺，非常地自豪；而被淘汰的则愁眉苦脸，有的人还失声痛哭。多么可敬的民族，多么可爱的人们啊！
手术开始了，藏族同胞的鲜血汩汩流入汉族女工的体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血液在一滴一滴地输入，5个小时过去了，血液输入5000毫升。医务人员个个聚精会神，室内鸦雀无声，只能听到剪刀声。
室外的人还没有散去，为了抵御严寒，他们燃起了篝火，为了助威、鼓励我们坚持胜利，男男女女高唱赞歌，还跳起踢踏、锅庄舞。让人深深感到，一个阶级姐妹的生与死牵动着千万人的心。
手术过半时，伤者终因腹腔内多个脏器被打碎而离开人世，这时院内的哭声已连成一片，此起彼伏，连绵整个工地和宿舍区。这些藏族同胞为失去一位帮助他们建设的汉族姐妹而痛断肝肠。
为了寄托哀思，追悼会是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举行的，会后由领导带头，向死者致哀，然后铲上一铲土，最后有几位藏族女同胞还在墓碑前献上几束红黄白紫几色的鲜花，她们为有这样的汉族大姐长眠在青山绿水间与她们永远相伴，深感幸福与自豪。
高山密林采蘑菇
凡是去过西藏高原的人，有谁不知道更张、林芝、扎木大森林！在那茫茫无际的林海中，矗立着座座终年白雪皑皑的山峰,山谷中奔腾着湍急的河流，时时撞击着石头激起银色的浪花。在这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原始大森林里，藏匿着飞禽走兽、生长着奇花异草、散发着诱人心魄的阵阵清香。
当年,我作为中央医疗队的成员，曾在工布江达县雪卡区执行医疗任务多年。那时我们的生活异常艰苦，不但没有副食供应，就连主食亦须搭配40%的当地面粉和20％的四川面粉，剩下40%为四川的多年陈米。面粉吃后还不容易消化。
每当熬过严寒的冬季，我们就盼望着夏季的来临，因为这里的夏季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经常是云雾缭绕。这个时节，黑黝黝的土地上就会长出许多褐色的、灰色的、白色的、帽状的、伞状的、刷把状的形形色色的野蘑菇。我们一早一晚就约上几个伙伴上山去采蘑菇。在山上经常会遇到蛇、狗熊，偶尔还会遇到雪豹等猛兽。那些体态肥硕的熊瞎子还真让我们碰上好几次呢！只要看到大熊，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山下跑，跑得丢盔弃甲、十分狼狈。
每当背着胜利品回到基地，就有许多人带着赞赏的口吻欢迎凯旋者，这时采摘果实多的人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英雄”也就自觉地将多余的蘑菇分给大家。人们立即拿回家，经过仔细的挑选，将怀疑有毒的蘑菇剔除，然后将可食的蘑菇做成一顿丰盛的美食。
往事如烟，30几年弹指一挥间。在北京，每当夏季的雨后，回想起当年在西藏高山密林采蘑菇的景象，似乎又嗅到了蘑菇的清香。
雪域生活录
1972年秋，在援藏医疗3年时，我奉命调往工布江达县深山老林的606工地，去执行一项特殊的医疗任务。
当我们到达工地时，数千名藏汉职工早于几个月前就到达了。为了抵御冬季的严寒，近处树木早已被伐光，要伐就得爬到几百米的半山腰。天气一天天冷了起来，严寒越逼越近，我的高原反应还没有过去，就硬着头皮去爬山伐树。许多藏汉族同胞都很热情地支持、鼓励我，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帮我伐树，那感人的场面，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
伐木对我这个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我于是便请教师傅们。他们让我先选好方向，因为树倒下来会砸倒一大片，应顺山坡让树往下倒，想让树往哪个方向倒就先在哪个方面锯上约1/3。然后再在相反的方向将树锯断。我刚开始时经常让树干将锯夹住，抽不出锯，伙伴们就将树干往相反的方向推，让我把锯取出来。在那几次大树即将砸着我的千钧一发之际，我都被同伴推开，而他们却受了伤，真危险啊！在树将倒时，我们也高喊：“顺山倒来！”以此苦中取乐。
树伐倒后打杈再扛回基地，就要比伐木难多了，不仅树干最少重几十斤，而且我们还要扛着重物过一座长80米的钢索吊桥，桥下是汹涌澎湃的河水，因是雪水化成，即使是夏季也冰凉刺骨。曾有两位解放军战士在扛木过河时，就因摇晃不稳，掉进河中立刻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了。为了过这一难关，在刚到的几天里，我均在同伴的搀扶下往返过桥多次，终于能自己行走，同伴们怕我掉下去，将我腰间系上保险绳，将我夹在中间，保持一段距离，三人共同走过吊桥，就这样从步履蹒跚到行走如飞，付出的代价也够高的，几次将辛辛苦苦伐来的树干被迫扔到河里，因为顾命要紧。
在与恶劣环境奋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从首都来到雪域高原，为百万翻身农奴防病治病。我们做的一切是用爱心托起民族团结的大厦。
西藏，我的第二故乡！我想你梦你，你的一草一木已溶入我的血脉，你的发展繁荣是我心中的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