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开山鼻祖  英敛之
文/王瑛

《大公报》是一份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报纸，迄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曾被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称为“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目前香港版的《大公报》仍在出版，是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提起《大公报》，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等人的名字，而作为《大公报》的开山鼻祖，英敛之这个名字已鲜为人知。

    英敛之其人：“逼”出来的文武全才
    青少年时代的英敛之可称得上是 “文武全才”，不过这个“才”是被“逼”出来的。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一说为1867年）。幼年家贫、出身寒微的英敛之，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完全靠自学成材。少年时代先是习武，因为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粮饷。弱冠以后，他又对做学问发生了兴趣，从习武转而学文，由一介武夫而成为文人。这一时期是他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无不广泛涉猎。
    英敛之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列强环伺，清廷昏庸无能。但这时候的英敛之读书习武，并不是有什么强国御侮的伟大抱负，而主要是迫于生计，希望藉此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
    当时的英敛之的思想是逐步发展的。作为一名满洲旗人，他一面恨国家不振，同时也接触到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此希望变法维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后，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见持肯定态度。其中说道：“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场，康有为逃往日本，英敛之害怕被株连，逃至天津，后辗转到上海。
    1902年，在天主教徒资本家柴天宠的支持下，《大公报》在天津的法租界诞生。英敛之自任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这是英敛之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作为满清保皇派的英敛之感到“大势已去”，失去了办报的兴趣，于是从《大公报》退休。从创办《大公报》到挂冠隐居，英敛之整整干了10个年头。四年后，《大公报》被卖给报馆另一个大股东王郅隆。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在北京逝世，时年60岁。

英敛之其文：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大公报》创刊后，由于担任主笔的方守六资历太浅，缺乏办报经验，因而并未充分履行其职责，一直由英敛之自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总揽言论和经营大权，报纸的重要言论都出自其手。后来担任主笔的还有在天津聘请的刘孟扬、王瀛洲、郭定森、樊子容、唐梦幻等，也都未能取代英敛之的实际作用。在民国之前10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许多未署名的文章大都出自其手。可以说，英敛之本人的思想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立场。
    提起《大公报》的评论，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敢言”。它敢于抗大官，敢于为民请命。有时甚至敢于在悍后慈禧的头上“动土”。《大公报》的问世，问世后的敢言正如何炳然时著《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探究》中说的“既是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清王朝统治日渐衰弱的表现，更是资产阶级要在北方为自己开一个舆论的‘窗口’、要为失败了的维新事业继续呼喊的产物”。除此之外，大公报的风格与英敛之本人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联系也不无关系。
    英敛之在创刊号《大公报序》中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抑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并且将报名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他们办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然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对国民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
    创刊后第二天，英敛之又发表《大公报出版弁言》。该文通过“同人”与一位“东友”对话的方式，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銮以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文章尖锐地指出，酿成这种“苟且偷安”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深，倘有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 ，并明确表示要“知无不言”。
   创刊后第五天，英敛之又发表了一篇名文《论归政之利》，开始在慈禧头上“动土”。该文强调只要慈禧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应当说，他给慈禧提意见是有限度的，痛骂的主要是刚毅、荣禄之流权奸旧党和贪官污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袁世凯长期卓绝的抗争。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此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做直隶总督。可是英敛之压根儿不买袁世凯的账，经常点名批评天津秕政。1905年，《大公报》热烈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拒登美商广告，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袁世凯大为震怒，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英敛之著《说官》一文，带有影射性地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要“拔凶邪、登俊良”，“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大官，否则就 “永无改革之望”，就 “永无起死回生之一日”。后来，袁世凯见强力迫害无效，又几次想以利诱的办法收买英敛之，还派马车去接他，但均被严词拒绝。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死去，摄政王载沣执政，袁世凯被开除回到原籍。后来有人力主重新启用袁世凯，《大公报》针锋相对地坚决予以反对。如此坚决、长期反对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在当时舆论界，可称得上是首屈一指。
    有人说，英敛之之所以“敢言”，是因为《大公报》设在租界，有洋人保护。笔者认为，诚然，英敛之自始至终坚持保皇立场、宣传改良主张，但其指斥权贵、为民请命的“敢言”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仍然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英敛之的晚年生活，与天主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前面已提到过，英敛之从22岁开始信奉天主教，此后终其一生都以天主教为信仰。1902年，英敛之从《大公报》退休后，隐居于香山静宜园，专心钻研天主教义。因所居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章。英敛之还将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论文汇集成册，出版了一本《也是集》。

英敛之其事：《大公报》风雨十载
    《大公报》10年是英敛之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该报创刊不久，即声名鹊起，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大报。这家报纸可以说是完全由英敛之一手创办并奠定早期基础的。
    1904年4月，英敛之从上海回到天津。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提出“愿设报馆”，并告知已“集股本逾万元”，承诺“甘为赔垫”，约他主持其事，并让他放手去干，不必顾虑赔赚。经过短暂商量之后，英敛之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差事，并开始了草拟章程、吸资纳股等筹办报纸的活动。
    《大公报》是合股经营的。在其筹办时期的资金中，既有一般人的股本，也有不少教堂、主教等的资本，特别与法国人和天主教关系密切。到1901年9月9日，所收股本已经超过了最初所定的万元目标。但当时身为《大公报》创办人的英敛之，并无财力入股，最初连一股也没有。
    资金到位后，英敛之开始张罗为报馆选房、选主笔、选翻译等具体事宜，并决定到上海去购置机器，聘请主笔。当时报馆实行主笔制，全权负责报纸编务。但是聘请主笔的过程却一波三折，令英敛之头痛不已。为寻觅一位像汪康年、蒋智由一样有知名度的大家充任《大公报》的主笔，英敛之两下上海。他遍求马良（马相伯）、张元济、汪康年等名人推荐，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主笔。最后，百般无奈的英敛之，只好退而求其次，请资历不深的方守六做了《大公报》的首任主笔。而事实上，在民国之前10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终于问世了。此后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积极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以敢言、严肃、非牟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1905～1908年，英敛之曾经三次外出考察，写了四篇游记。这是英敛之办报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对其思想观点以及办报实践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一次是1905年东游日本。当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很大进展，已是胜券在握。鉴于《大公报》在北方舆论界的地位，日本极力拉拢讨好他，力促英敛之日本之行。这次考察历时两个月，回国后写成《西京游记》和《日光游记》二文。在《西京游记》中，英敛之积极呼吁：“中日两国诚有唇齿辅车之势，合之两美，离之两伤”，“和亲辑睦之不可缓”。英敛之日本之行后，《大公报》支持日本的言论明显增多。
    1907年冬，英敛之回到北京做了视察，并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北京视察识小录》，后来又发表了《续北京识小录》。当时清政府已实行“新政”多年，并宣布要“预备仿行立宪”，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英敛之的文章见报后，因其写实性强，生动形象，发人深省，读者反响强烈。
    英敛之的第三次外出考察，是1908年冬的东北之行。这次考察历时不到半个月，所见所闻“不过什一于千百”，但使他“伤心”、“痛哭”的事却很多很多。
    总之，这三次外出考察给英敛之触动很大。日本之行，英敛之目睹了资本主义改革给日本带来的繁荣昌盛的生动局面，而北京、东北之行，则使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受封建主义的禁锢所形成的残败落后，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英敛之更加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走一条君主立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英敛之在政治观点上始终坚持两点：一是中国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反对封建专制；二是主张君主立宪、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前面已经提到过，英敛之从22岁起就开始信奉天主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因主持大公报而闻名。从大公报退休后，英敛之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领袖，当时与南方的马良并称为“南马北英”。英敛之晚年在北京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颇得盛誉。1920年，他又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后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再后来，凭借自己巨大的社会声誉，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系，英敛之在北京设立了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此外，英敛之每年冬天都要募集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苦百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盖棺论定：功过参半
    对英敛之的系统评价，较早的要算王芸生、曹谷冰的《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但由于该文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鉴于当时政治高压的环境，难免有许多偏颇之处。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英敛之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上，他提倡爱国主义，主张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这是主线。但他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文化思想上，英敛之以“开风气，牖民智，抑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报纸宗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方面，他提倡西学，反对保存“国粹”；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这是主线。另一方面，它不仅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且热衷鼓吹天主教，倡导“宗教救国论”。
    但总的说来，英敛之的爱国立场和勇于揭露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主线，起了历史进步作用，是应该给与公正评价和肯定的。
    因《大公报》自创办之初，就与天主教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英敛之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他在报纸上宣传要“自开教会”，在宗教活动中积极主张培养中国籍教士，实行“自传”。他这种不屈从外国宗教势力支配，要求独立自主、自开教会的品格和主张，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即便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如果说，在《大公报》创办之前，英敛之无意于办报的话，那么，《大公报》创办后，英敛之却是全力以赴地办报。从此，《大公报》与英敛之一起声名鹊起。一方面，《大公报》为英敛之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独特的办报才能的舞台，使之蜚声海内外。另一方面，英敛之始终把握、坚持《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与方向，从经营、管理以及言论等各个方面奠定了《大公报》独立于世的基础，并迅速形成了以敢言、严肃、热心公益等著称的资产阶级大报，名重一时，在中国清末的政治、文化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