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边富民：蓝图早日变现实
——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龚学增
本刊记者  李晓林

龚学增 汉族，1945年10月生于天津，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宗教学原理专业，师从任继愈、吕大吉先生。1981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1991年5月调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至今。
    曾主持过一项国家级课题，四项省部级课题；出版发表民族、宗教及其他方面的著作近17种，论文及参与书稿一百余篇。主要有：专著《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问题干部读本》、《民族宗教问题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和平崛起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主编《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理论》、《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宗教问题概论》、《民族宗教基本问题读本》、《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当代世界民族宗教》（副主编）；译著《宗教学教程》等。
    社会任职：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等。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边境”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您认为“边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龚学增：提到边境，我们自然会想到与之接近的边疆、边界等概念（这里主要指陆地部分）。我认为，边境的涵义介于边疆和边界之间。一般认为，边疆是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界的较为广阔的地域。边界也就是国界，它是划分国与国之间，被双方都认可的地理界线。所谓边境，那就是边疆地区与边界线相连的比较狭小的地带。我记得国家民委倡议发起的“兴边富民行动”所涉及边疆9省区135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共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我理解，就是按上述边境的含义确定的。
    由于边境与别国相连的地缘特点，如果说边境对于我们每个人和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那就是边境乃我们国家与相邻国家的前哨阵地。我国与对方国家的关系如何，是对边境地区影响最大的因素。如果具体展开，边境首先是国防前沿，它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祖国统一和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直接关系到边境乃至边疆各族人民的生存状况；其次，边境地区又是我国陆地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发展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同样直接关系到边境乃至边疆人民的经济利益。因此，边境地区承担着国家发展稳定、守土戍边和睦邻友好的重要任务。我国漫长的历史证明，边疆各民族群众是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边境地区还比较贫困落后，这与边境地区承担的重任及其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切实解决好边境地区的困难。我们注意到，“兴边富民行动”开展以来，受到边境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举动大得民心。
    记者：在您的经历中，与边境有过哪些接触和交往（您到过哪些边境地区，指边境一线的市、县或旗）？这些经历对您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龚学增：我作为一个对民族问题进行教学科研的理论工作者，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到过边境的一些地区。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市；内蒙古的满洲里市；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阿图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藏的浪卡子县；云南的景洪市、瑞丽市等等。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是走过这些地方，深感祖国的辽阔壮丽，民族风情的多姿多彩，边境人民的淳朴勤劳，热情好客以及对于国家的奉献精神。特别是与同时见到的对面国外情况相比，更增添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了著名的“一眼望三国”的珲春，当时珲春虽然刚刚开放不久，但已经深受从被称为一个“大屯子”的小镇到繁荣的口岸城市快速变化的感染。宽阔的布局，有序的道路，鳞次栉比的楼房，国内外企业的进驻，边境旅游的开展，日见繁华的商业，使已经对外开放的边陲小城充满了活力，人们的精神面貌十分振奋。在珲春时我顺便到境外看了看朝鲜边境一带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与珲春相对比，差距甚远，顿生无限感慨。1995年，在海拉尔参加一次会议期间，参观了满洲里口岸，亲眼看到我方经济社会发展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遥望对面已经解体的苏联边境上还存留的“CCCP”的已显陈旧的标志，深切感受国家统一的珍贵。2000年，在塔什库尔干，尤其是登上了海拔近5000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内心十分激动。当时正置8月炎热季节，但山上依然冰峰四立，一片银白世界，寒冷异常。我们的口岸工作人员，我们的边防战士，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为国家、为发展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工作着奋斗着。他们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另一方面，对于边境，我看到的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感到边境地区存在的问题特别需要高度关注。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尽管边境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依然是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能源、水利等都比较薄弱，部分地区生存条件恶劣；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自我发展能力弱，地方财力严重不足；社会事业严重滞后。特别是一些比邻国家实行了较为优惠的边境政策，发展较快，对我边民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些年边境问题日趋复杂，边防和民族、宗教、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境外敌对势力和恐怖分子以边境为跳板，对我进行渗透、颠覆、破坏和捣乱，一些地方毒品泛滥、艾滋病蔓延，走私、偷渡、跨国犯罪活动等，对我国家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对这些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应尽快认真解决好这些问题。
    记者：您认为目前边境地区要实现边防巩固、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繁荣的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龚学增：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记得费孝通老前辈多次说过，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已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这是中国历史形成的规律性的现象。边疆如此，边境更是首当其冲。可见，边疆工作重点在边境，难点在边境，问题也集中在边境，实现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关键是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记者：您了解由国家民委发起和倡导的“兴边富民行动”吗？对于进一步推动它，您有些什么建议？
    龚学增：国家民委于1998年发起并倡导了“兴边富民行动”，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意愿，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几年来，通过地方政府和各级民委组织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近年来，我们通过《中国民族》以及其他有关媒体看到了许多相关的报道，了解了“兴边富民行动”这一重大工程的进展和取得成效的许多生动事例，令人十分振奋。
    我记得，当初“兴边富民行动”正式启动时曾提出，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边境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最终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现在，从2000年正式实施已经用了6年的时间，感到成就显著但又任重道远。
    今后“兴边富民行动”进程应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并扎扎实实去落实有关工作规划。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都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保持边疆稳定，必须加快边境地区发展；国家制定并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该行动进一步给予了高度重视。据悉，国家民委已经完成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工作，业已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将是“兴边富民行动”今后五年落实的蓝图。
    我认为，“兴边富民行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多方面的问题，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因此，对“十一五”期间短短五年的时间确定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操作性很强，近期有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有幸参加了国家民委的一些相关活动，对国家民委进一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务实精神，严密的规划设计，切实可行的措施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对边境地区，在长期不懈地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前提下，突出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农牧民增收，力争五年内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就是一个可行性很强的、有信心实现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与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老百姓会直接受惠，而且从目前国家的财力来说，解决边境地区的贫困死角应该说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另外，在医疗卫生和普及义务教育方面，五年之内要切实解决好边境地区人民能看得起病，孩子能上的起学的问题，都是能够实现的具体任务。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政策已定，具体规划也十分明晰。规划是好规划，最重要的是如何真正落实。《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年以后验收的时候，能否圆满完成，对此不容盲目乐观，绝不能掉以轻心。这需要有关方面尽心尽责，协同努力才有可能完成。我们期待着美好的蓝图尽快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