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片金色的森林
——读鄂伦春人何青花新著《金色的森林》有感
文/何群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鄂伦春民研会的办公室里，我得到了鄂伦春族长者何青花著的《金色的森林》一书。这本书帮我们走近和亲近曾经在深山老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因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动，到阿里河镇，我专门去拜访了老人。见到她时，她特地拿出珍藏的“老照片”让我看，并在我的一再请求下，还送给了我一张。看完后，她又认真地把影集重又放回卧室内的一只古旧而质地优良的箱子里。她还找出几本自己已整理出的鄂伦春语词、词组汉语拼音标注和词义注释，并告之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使我想起书的“后记”中老人很诚恳的一段话：“……我们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历史上只能用口教传授的方式把鄂伦春族游猎时的经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由于代代相传，鄂伦春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独特的游猎生活文化。现在，鄂伦春老一辈人活着的已经不多了，我也已经60多岁了，只想在有生之年为本民族做点有意义的事，让兄弟民族及我们民族的后代多几分了解鄂伦春人的生活习惯、民俗等方面的知识。”这是作者写此书的心意，也是编写鄂伦春语与汉族拼音对照词典的初衷，或许正是因为背后有这份庄严而厚重的人文关怀，使得这本书读来的韵味不同于一般的“作品”。
1936年2月，何青花出生在一个鄂伦春族猎民家庭。8岁开始跟随父亲在森林里打猎。19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走出森林开始上学。因成立自治旗，急需一批民族干部，于1953年离校参加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愿到基层做鄂伦春猎民的定居工作。1964年调到甘奎乡任妇联主任。1979年后担任自治旗民政局任副局长、旗残联理事长、转业军人安置办主任等职。1992年退休。正如作者的小学老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巴音宝图在其著作的“序”中所言：从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她对生身民族——鄂伦春人森林生活的熟捻，更能看到她对浸润着古老色彩的风俗民情的深刻理解。
按照常规，或许这本书应该归类于民俗文化专著。因为作者从27个方面介绍和描述了半个多世纪前鄂伦春族的物质、精神和社会组织等文化图象。包括衣、食、住、行，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卫生用品，包括优秀猎手应具备的条件，包括年节，包括长寿与环境的关系等。依作者兴致所至，娓娓道来，无不引人入胜。
或许是出自生活中人，或许如上所言，是怀着情感与关怀在写。读此书，给我的收获有两点：使人开始怀疑冗长的某些话语和说教，而被真实可亲、能够感受到的传统狩猎文化的和谐韵律，猎人社会的温馨有序所感动。
依赖大自然界并与之和谐共荣
我国大小兴安岭地区在几百年前地广人稀，有丰富的森林、河流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这样的生存环境，使鄂伦春族的传统狩猎业得以延续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尽管300多年前迁移至黑龙江南岸之后，主流社会政治制度、策略的变化对鄂伦春族传统生活冲击接连发生，但是因为足以维持他们生活的森林还在，动物还在，河流依然在奔流，他们的狩猎文化虽然早已告别了鼎盛时期，但是尚能够延续，文化演进的链条尚没有断裂。
鄂伦春人自古以来以狩猎为生，因为他们所在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各式毛皮动物与鸟类、植物，河里鱼很多，只需足够的时间就能满足他们的最低需求并提供充足的食物。这种直接陷入谋生活动的情况产生许多后果，而最大的后果是鄂伦春人要依赖大自然。仅就人类所需要的治疗而言，鄂伦春族的传统草药分为树类草药和草类草药。树类草药中，如漫山遍野的桦树，将桦树皮烧成灰，用开水冲着喝，也可治疗腹泻。而松木枯倒后，长出一种海绵状的白色薄片，剥下后裹扎在刀伤处，止血消炎。好像是天然的绷带。而在草类草药中，有一种叫“音吉汗依拉嘎”鄂伦春语是“狍仔”之意的草药。书中介绍，这种花会在狍子出生时开花。它生长在山坡或河卵石缝长矮草的地方，径长得很高，花骨朵很象狍子的脑袋，花朵是鲜艳的黄色。鄂伦春人一般用它煮水喝，它的劲儿很大，一次不能喝太多，主要治疗痢疾等。
与动物和植物和谐共生——一位外国学者眼中的鄂伦春世界
悠久的狩猎生活，使鄂伦春人形成了与狩猎对象动物，也包括植物的共生关系。由于鄂伦春人世代与大自然打交道，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来自大自然，所以他们从不随意乱砍滥伐树木。在野外生火取暖、做饭，也从不乱砍树木，而是到河边拣些漂流木，或者在林中拣些干枝丫、倒木之类烧火。
在森林中生活，鄂伦春人最注意的是火灾的发生。吸烟或在“斜仁柱”里点篝火，用过之后都小心翼翼地扒开土层，把烟火头、火柴头埋在含有水份的土里，再用脚结结实实地踩好。把自己用过的篝火用水浇灭后才离开。多少世纪以来，鄂伦春人没有因不注意用火而发生人为火灾的。鄂伦春人保护森林、保护树木，不仅注意火源，防止火灾发生，而且当雷击等原因造成森林火灾时，也会全力以赴。不论是男人、女人或是老人、儿童都会上阵，与火作殊死搏斗。
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祖祖辈辈靠打猎维持生计。在长期的狩猎生产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鄂伦春猎人有个规矩，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以使动物繁衍后代，使动物资源更加昌盛。
鄂伦春人不打鸿雁、鸳鸯。因为鸿雁、鸳鸯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如打死一只，另一只就会孤独地死去。鄂伦春人认为打鸿雁、鸳鸯会破坏动物的夫妻生活，也不利于它们繁殖。
在1915年至1917年期间，曾几次深入现在鄂伦春族地区和驯鹿的鄂温克族地区的俄国学者史禄国，对鄂伦春人与周围动物界的适应和共生，以及这种共生得以维持的条件，曾有过令人兴奋和信服的描述和分析。对此他描述道：在我访问激流河地区的前一年，在该河一条小支流的河谷内有两个男人为两头熊所害，从此鄂伦春人就不再去那个地方了。狼有时迫使鄂伦春人改变他们的住所。熊在某些地方为数太多，危及人类，鄂伦春人则迁往他方。据鄂伦春人观察，有三个互相竞争的集团：人、虎和大熊。如果一只虎占据了某一小谷地，人和熊就不会再来这里打扰它。如果有人来到这个地方宿营，那只虎就会咬死他的马，到他的帐幕附近，吓唬妇女、小孩，但很少把他们弄死。如这个人迁往附近另一谷地，虎就不再来加害他的家庭和马匹。虎也不去由大熊占据的谷地。属于熊的地方，很容易从它的窟穴周围树木上特殊记号识别出来。熊在它的窟穴一定距离的树木上轻轻咬出记号。据认为，一个人住到由大熊占据的谷地是不好的。当一个人迁入它的范围，大熊就会采取虎那样的做法。另一方面，熊也不会前往由人、虎或其他熊占据的地方。熊在一两岁的时候同它的母亲一起生活。当一个熊单独生活时，它必须寻找一个空着的地方。虎和熊时常争夺同一块地方。按照它们的习惯，熊在树木尽可能高的地方咬出一个记号。如果虎能够得着树上熊留下的记号以上，它就用爪搔上一个记号。熊看到这个记号后，就必须决定是离开，还是坚持留在原地的权利。如果想留下，第二年春天它就会回来。如果它的嘴能咬到虎留下的搔痕以上，它就再咬上一个印记，如果它够不到就走开。在同样的情况下，虎也照样行事。如虎又在熊咬的印记更高的地方搔上记号，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要延期到来年。第三年，大约在同一天，两个对手重复以前的做法，如果谁也不愿意放弃这个地方，它们就要搏斗。如果虎在第一次进攻中取胜，扑倒对方，虎就能战胜敌手，把熊咬死。如果不成，熊就能慢慢地战胜对方，把虎弄死。经过这次决战，领土要求的问题就能获得最终的解决。
但是对棕熊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动物经常占据大熊刚离开的地方。棕熊从不为自己的权利同大熊、人或虎进行搏斗。它不承认任何规则，也无固定的领地。其他动物有时也迫使人离开自己的场所。如蛇就经常使鄂伦春人迁移。对这些关系的深刻了解、忠实遵行，是一个人和平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因为与所有的虎和所有的熊为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这些规则，动物也是遵守的，不然它们也生活不下去。人与熊和虎相遇是很平常的，但他们之间彼此相斗则是很罕见的。当一个未带武器的人遇到虎、熊时，它们通常并不伤害他。在一头熊吃浆果时，鄂伦春妇女就常常同它肩并肩地进行采集。他还在当地听说一个例子，说有一只熊，可能是对自己的安全不怎么放心，走近一个女人，唾了她一脸吐沫，就走开了，没对她有任何伤害。林区生活的这些关系，迫使鄂伦春人首先要彻底了解每一个谷地，了解是什么野兽栖息在其中。他们必须了解自己可以到哪里去活动而不致招惹其他动物，正像同其他民族集团相处的关系那样。以上提到的在激流河地区发生的事件，是因为那些鄂伦春人是新来的，对当地情况还不了解。
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形式是协同和共栖。最典型的是人与渡鸦之间的关系。渡鸦能敏锐地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去打猎。如果一个人出来未带枪支，它就置之不理。如果他带着枪支，渡鸦就发出怪叫，向某个方向飞去。如果这个人相信这个鸟是吉兆，跟着它走，就会发现猎物。人打到猎物后，将一部分肉和内脏给它吃，它就飞下来，接受它的那一份并发出一种特异的啼声——鄂伦春人称之为“笑声”，来表示它的喜悦。鄂伦春人不了解这种现象的本质，只认为这种鸟是一种吉兆。但是没有疑问。其实是这种鸟从高处能比人更好地发现猎物，引导猎人直接找到它。再者，渡鸦并不总是能给猎人领路的。“运气好”的猎人就得到这个预兆，“运气不好”的就得不到。他不相信渡鸦，也不跟着它走。因此很自然，渡鸦不同不跟着它走的猎人协作。
行文至此，笔者又联想到狩猎与猎狗的行影关系。狗的出现与鄂伦春人狩猎生活一样久远。鄂伦春人在狗的驯养和对狗的个体素质的判断上有十足的经验。史禄国在谈1915年他在库马尔千地区停留期间的一件事时讲到，“我有两条看门狗。按我的看法，这两条狗，特别是其中一条只不过是很普通的狗。一天一位通古斯老人来找我，提出要拿一张熊皮换我那条狗，这对我当然是有利的。据鄂伦春人说，那条狗适于猎獾”。现在我们去猎民家，在门口左右环顾、徘徊犹豫的仍是因为恐惧院子里的狗。不管日子好坏，猎民各家院里总有一、两只神气十足的狗。它们无论是昂首在院子里，还是被栓在狗窝里，往往似乎早就发现了你的出现，往往长久地盯着你，使你不敢往前迈半步。但是有时也奇怪。2000年8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我随一个课题组来到古里猎民村一户猎民家，课题组的另外两位随主人进到屋里，我因中午在乡里招待的饭桌上喝了点酒，头依然发晕，便没跟进屋，而是就势随意地坐在这家外屋门槛上。这家的那条威风凛凛的大黄狗开始是亲切地在我身边悠闲地走动，最后半卧在我旁边，好像有意陪我。我则用手理着它金黄色的柔顺的皮毛，我们似乎都没把彼此当“外人”。这个情景深印在我脑海。
史禄国认为，事实上狩猎文化的演变历史也表明，以上我们所观察到的人与动物这种关系，只能存在于人口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人口如果众多，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如果周围的异族人口增多限制了狩猎区域，剥夺了鄂伦春人狩猎权利，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因为只要外来人口不变，就不得不承认鄂伦春人对他们狩猎地区的权利。汉族猎人进入这一地区后，将要改变动物与鄂伦春人之间存在的平衡，因为汉人不了解现存的规则，占据属于动物和属于鄂伦春人的地区，而不承认那些动物或鄂伦春人的权利。动物将不相信这些新来的人，将同他们斗争，以后准备迁走。这就是在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着某种平衡的地区人口过剩时，将发生的事例。”史禄国的鄂伦春地区调查是在1915-1917年，而他预见的准确性，不断被以后数十年鄂伦春族狩猎文化衰落的事实所证实。
并不“懒”的鄂伦春人
何青花老人书中对“鄂伦春族老人为什么普遍长寿”的描述与分析，帮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遥远的狩猎社会的某种氛围和风气。
她写到：我见过甘河部落的16位老人，年龄最大的110岁，最小的83岁。105岁的老太太还能做针线活、采木耳等，身体特别健康。有的老头还能起早摸黑打猎，培养青少年射箭，枪法还特别准。在老寿星们的教诲、影响下，年轻人都特别活跃勤劳，大多不抽烟、不喝酒，个个有礼貌，平时见了比自己大的人都要请安，对老人更是无比尊敬。
当时鄂伦春老人的普遍长寿，与所在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常年在户外活动，养成了勤劳的生活习惯和无忧无虑的好心情。由于老年人生产生活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组织生产、分配、搬迁等集体活动中，指挥得当，善于管理，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老年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但凡发生了内部纠纷，都是首领出面处理矛盾。不停地活动、不停地动脑筋，加之部族氛围团结和谐，使得鄂伦春老人生气勃勃，天天有事做，不怠惰，不慵懒，这是鄂伦春老人长寿的原因所在。另外，鄂伦春人的游猎生产活动每天都在树林里进行。那里有新鲜的空气，有天然的绿色食品，如鹿肉和各种野菜，喝的是泉水，服用的都是野生的各种保健药材。
另据何青花回忆，那时，鄂伦春人的一年是辛劳而充实的。在一年的12个月里，每一个月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每一个月，每一天都过得那么充实、愉快。狩猎社会12个月的生活安排、节奏，确实不容人对这个社会的健康、和谐产生怀疑。
我们说，狩猎社会的健康有序，还体现在社会风气鼓励和推崇狩猎技能高的人，赋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因此鼓励人们的竞争精神。男子为自己在狩猎中的成就、为自己具备一个猎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以及有耐久力等而骄傲；妇女为自己能够使家务井然有序、精巧的手工、有良好的子女而自豪。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一些旅行者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鄂伦春人是否“懒惰”的问题，以至于目前“懒惰”、“懒汉”等说法也常常加给猎民村的鄂伦春族男性，特别是未婚大龄男性。尽管他们的问题已不同于过去外人对其先辈的误会，更有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不适和无奈。
我们发现，狩猎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因狩猎时期男女性别分工不同，从而显示出男女适应水平的不同。狩猎时期的鄂伦春人男女分工明确，男子在家里不干女人的活计，否则会被人笑话。而妇女实际上是在不停的劳动着，而且是非常有秩序的劳动着，这主要是由她们的劳动性质决定的。家务活必须不断地去做，对儿童和家畜的照顾，为全家人熟皮子和做衣服，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男子所进行的季节性的狩猎和其他劳动以及家庭内的分工，使男子在有些时间无事可干，这些时间当然由他们自己去支配了。这样分工的结果，使男子更专心于与狩猎相关的事物；而妇女采集、捕鱼，群体行动和合作、学习精神的建立则更有可能，因而，更有可能容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进行文化调整。我们在实地，也能看到妇女在现实生存条件转产适应多种经营形势的要求，与外界发生交往、合作，谋求生活水平的改善、增加收入中妇女的活跃地位。而当年拥有崇高社会威望的好猎手，则在新的生存环境里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仅如此，因为适应上的问题，往往容易成为社会主流的边缘群体。
解读那片金色的森林，我们不能不无力地感到，猎人对猎枪、对猎马的感情，和决定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价值和意义，是我们这些异文化人所无法禅透和估量的。我们所能身体力行的，只有理解。《金色的森林》导引我们穿过历史的隧道，一定程度上参与并体验了狩猎文化的日常生活。尽管正如各个人一样，一个民族难以预料会面临哪样的历史机遇、会遭遇如何的环境演变、会迎接怎样的命运所赐予他们的生活环境“场”。无论如何，文化在其所在的环境中一定是合理的，都有其特质和不可替代的优势。而就人类社会而言，多种文化样式的存在是人类的福祉。这意味着，当人类遇到任何困难或需对某种形势做出反应时，其方法和道路可以不止一个。人类的生存出路、选择可能将比我们想像的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