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西藏岁月
——1976年进藏大学生讲述的故事
文/张永发

20多位1976年进藏的大学生，讲述了他们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仅仅是他们自己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即使他们讲完了自己的全部故事，也只能说是1976年进藏大学生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然而，就是这些片段的故事，人们已经可以从中去领略西藏的神奇，阅读亮丽而悲壮的人生，聆听特殊年代一代人的心灵独白和奋斗足音，感受一种富于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青春。
    我常常想，西藏，一个肤色能被烈日烤成黧黑、脊梁能被风暴抽出鲜血、身躯能被严寒凝为冰块的地方，一个能让人的心脏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血液的浓度越来越粘稠、大脑的功能越来越迟钝的地方，一个充满着荒僻、苍凉、寂寥、孤独、艰辛、清苦、困坷、危险的地方，何以对这些人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又何以使这些人能够产生如此撼人肺腑的心灵颤动？
    思前忖后，难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只能沿用很多人已经使用过的说法，这就是，西藏，是一种境界。
    西藏境界，这是一种永远地过滤着尘俗、淡化着名利、张扬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升腾着生命崇高之美的境界。
    只要走进这个境界，几乎所有人的感情都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得到陶冶，得到洗礼，得到净化，得到升华。而在感情得到陶冶、洗礼、净化、升华的同时，也就与西藏有了深深的缘分，从此也就与西藏结下了永世解不开的情结。
    这种情结，超过了同乡间的情分，超过了同学间的情谊，甚至超过了亲人间的情愫。
    这是一种被西藏没有污染过的清纯的气息所渗透过的情结，一种被西藏从原始便存在的圣洁的冰雪所搓洗过的情结，一种被西藏永远难以捉摸的神奇的灵光所沐浴过的情结。
    不管是今天仍然继续留在西藏的，还是已经离开西藏的，他们的心系在西藏，魂系在西藏，情系在西藏。他们已沉积在血脉里的对西藏的爱，任何情愫也再难以将其替代。
    他们因选择了西藏而有了一份自豪；西藏因拥有了他们而多了一些故事。
    文章可以有结束，但西藏故事是没有结束的。
    只要西藏的雪山不倒，河水不枯，西藏故事便会一直延续下去……
    据有关资料，70年代是进藏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年代，超过了50、60、80、90年代进藏大学生的总数，仅1976年一年即达2000人之众。滚滚车轮，腾起青藏、川藏、新藏路上滚滚烟尘——那是一个何等壮阔的场面啊！尽管这一批人当时印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理想、热情、勇敢以及对共和国的忠诚呢？
    1976年进藏大学生、著名学者、诗人马丽华写有这样的诗句：
    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
    有一片大大的高原
    是谁招呼了一声——
    人往高处走呵
    这一群就这么来了
    哦兄弟！我们这一群
   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就这么告别了故乡和亲人，就这么单纯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走上了风雪高原。进藏后，他们大部分分配到基层，几乎深入到西藏所有的县、区，有一部分人甚至于一段时期内在农牧区插队落户，“不拿工资拿工分”。在烈日下、狂风里、暴雨间以及孤寂、困顿、清贫中与西藏苦苦厮守的日子里，他们执著地体验着青春和生命——那是一道最高高度上的人生风景线。

岁月悠悠
    转眼间，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一代人已经走入人生的秋日。
    隔着30年的时光之河，他们又回望到了进藏路上那一群群热血青年的行旅。那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往事，也一起涌上他们的心头。
    我想让人们认识他们。

走上高原
    张晓明（女，于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进藏，现任《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
    1976年我大学毕业了，那时毕业分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学生可是稀罕物，到处都抢着要，在一张学校详细的全国分配名单中，有3个西藏名额。不知道是不是学校担心这3个名额分不出去，还是呼唤大学生激情的需要，反正那次的毕业动员，是前所未有的隆重。一时间，我们那一届498个毕业生中，竟然有492个人报了名，要求到西藏去工作。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到边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口号真的非常激动人心。
    就这样，弱不禁风的我，还有另外4名同学，有幸被学校批准入藏，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当时，我对西藏是一无所知，既不担心青藏高原的地广人稀，也无畏雪域的高寒缺氧。一路兴高采烈地沿着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线路前往甘肃的柳园。母亲送行时的伤心话“西藏太遥远了，从今天起只当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全没有听到心里去。
    柳园，柳园，压根就看不到一根柳枝，甚至连一颗小草都难得见到，有的是牦牛大的石块和扑面的飞砂，只有在清晨才有一点“大漠孤烟直”的意思。特别令人恐惧的是，这里水比油还要金贵，人畜用水全是从160多公里以外的疏勒河拉来的。一个同行的大学生说梦话：“这个戈壁滩光秃秃的不长庄稼，到了这个鬼地方，一辈子甭想游泳啦。”
    从柳园开始，我们坐上汽车沿着青藏公路进藏。那个脸上总是沾有油污的司机老是一本正经地吓唬我们：“你们知道格尔木吗？那里的蚊子大得出奇，隔着蚊帐都能咬人，汽车轮子挨它一扎，都会噗噗地放气呢！”“在沱沱河过夜，那可是青藏线上最高的地方，海拔5000多米，人在那儿，就像离开水的鱼，张着嘴喘气，一口气喘不上来，就会永远留在那里。看见几个女孩子面色发白，眨着眼睛直想哭，又赶紧哄着说：“没事，没事，再高的唐古拉，到时候也要从咱们的车轮下滚过去。”
    车轮飞转。我们走过了格尔木，走过了沱沱河，走过了唐古拉，走上了西藏高原。
    一转眼，30年过去了。
    的确，进了西藏，就再也没有真正离开，西藏变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事业的一部分。

    王云（女，于青岛医学院毕业后进藏，在藏21年，现任北京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乘火车从青岛出发，到济南与山东全省的130多个进藏大中专毕业生集中。离开青岛时学校还在敲锣打鼓地欢送，到达济南时却没有了一点声息，因为，就在火车到站前，广播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在济南停留了三天，我们又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经西安、兰州，最后到达甘肃柳园。在柳园改乘汽车到格尔木。至此，我们已踏上了青藏公路。
    五道梁，是青藏公路上气候最为恶劣的地方之一。“到了五道梁，不是喊爹就是喊娘”，这句话，据说被无数次地验证过。停车后，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叮嘱大家慢走路，少说话。说在这里不宜多停留，吃过午饭马上开车。我们人多，把运输站餐厅挤得满满的。正吃着，就听到有人喊：“有人昏倒了！”我是临时党支部的成员，负责大家的保健。听到喊声，慌忙往外跑。这时，已经有人将昏倒的同学抬上了汽车。我一看，昏倒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丈夫。
    那时，我们在路途上对付急性高原反应的惟一急救措施就是静脉注射葡萄糖。他躺在坐椅上，头枕在我的臂弯里。一位同学为他注射。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醒来了。望着他消瘦的脸，我直想哭。我们是同班同学，进藏前建立了恋爱关系。临动身时，双方父母都说，到了西藏人生地不熟，结了婚相互就有个照应，否则，家中是万万放心不下的，接着，又经学校紧急特批，我们才匆匆领了结婚证。其实，我们并没有尝受过做夫妻的滋味。
    翻越海拔5220米的唐古拉山口，我们真正进入了西藏，有高原反应的同学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憋气、腹胀等症状。不少人在车里一直处于半昏睡状态。到那曲后，我们被安排在运输站，都是大房间，通铺。那些反应重的同学来不及擦一把脸，进屋便往床上一倒。我轮番到几个房间转了一下，躺倒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在格尔木准备的葡萄糖注射液早就用光了。我约上另一位同学，与驾驶员一起去那曲地区医院求援。那曲很小。那天，天还下着小雪，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走进只有几排铁皮房的医院，几个诊室的门都虚掩着，见不到一个人影。驾驶员说，往家里去找吧。正巧有个藏族女同志走来，我们说明情况，藏族女同志马上带我们找了管药房的医生。这时，我们才知道，全西藏是免费医疗，拿药是不收钱的。
    在那曲住了两个晚上，我们继续南行。在看到拉萨布达拉宫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西藏经历，已经翻开了第一页。

忍耐艰苦
    陈正荣（于山东矿业学院毕业后进藏，现任西藏农业科学院院长）
    来到西藏后，我被分到土门格拉煤矿从事机电技术工作。这个矿在当时的西藏来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企业，位于唐古拉山脚下，矿区海拔5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一年中冬季有8个月。
    吃菜是矿区的一大难题。只有在夏天，才可以从青海、甘肃、新疆等地拉一点各类蔬菜，但由于路途遥远，公路颠簸，运到矿区时常常成了一堆烂菜。很多时候，自己只有靠酱油和辣椒面来下饭。饮用水也很困难。夏天用水车去河里拉，冬天只有挖冰化水。
    我曾经托人从敦煌买了两只芦花鸡，目的是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其中一只没几天就因为高原反应而死了。对另一只，我精心地喂养它，不久，就开始下蛋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因为我两、三天就可以吃上一个鸡蛋了。
    在矿上，最怕的是生病，因为严重缺氧，加上其他自然条件也非常恶劣，即使一场小小的感冒，也会把人折腾得掉上几斤肉。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开始没有在意，还坐车到几十公里的野外工地转了一圈，正好那天又刮大风。晚上回来后，我开始发烧，将近40度，衬衣都湿了。第二天上午稍退了烧，我谁也没有告诉，坚持着自己去挑煤挑水。到了下午，又开始发高烧，我有点迷迷糊糊，浑身极度虚弱，连去医院看病的力气都没有。这时，那只芦花鸡进来了，很快地下了一个蛋。我如获至宝。我心怀一种异常的感激之情注视着那个鸡蛋，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个鸡蛋，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鸡蛋，甚至是一个救命的鸡蛋。我太需要它了，那是我当时拥有的惟一想吃的东西。
    我把鸡蛋敲入碗中，加了一些糖，用高压锅蒸熟，然后慢慢地吃下去。大概半小时后，我感到烧开始退了，身上也觉得有了点力气。我到矿区医院拿了一些药，按时的吃。两、三天后，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在那几天，芦花鸡几乎每天下一个蛋，那是我当时最高级的营养品。我下定决心，不管怎么困难，我要把这只芦花鸡养下去，直到它自然老死。休假的时候，我甚至拖人把它捎到拉萨喂养。不料当别人再把它送回矿区时，它也因高原反应而死去了。
    说起来，我们一道进藏的学生，有谁没吃过苦？有谁没历经过磨难？不被困难所吓倒，不在逆境中消沉，不害怕失败的挫折，即使遍体鳞伤，也得咬紧牙关从地上爬起来，揩去身上的血迹，背负时代的责任，去跋涉人生的旅程。这也许就是艰苦给予人生的启示吧。

代欣言（女，于青岛医专毕业后进藏，现任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
    进藏之前就知道西藏艰苦。可我觉得，艰苦就是一种召唤，就是一种诱惑。
    艰苦不是虚的，它实在而具体，就发生在身边。比如，高原反应使得你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干燥气候使得你口唇干裂、鼻血不止；面对吃不惯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下咽；唯一的水源是十几米的深井，每提一桶都十分吃力；用藏式炉子烧饭取暖，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强烈的紫外线，使皮肤一次次曝裂；被马摔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生活、工作的地方，一年四季见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朵花、吃不到一片青菜；等等。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长期吃不到肉类蔬菜而患了夜盲症；因巡诊途中突然遇到雷雨无处躲避而引起高烧失音；因为水土不服而长年腹泻；因为疲劳缺氧而多次晕倒，甚至因低钾而突发软瘫。
    艰苦，就是这样不断展示它的试卷，而我们咬紧牙关，还算是一次次地通过了考验。
    艰苦，还可以让人变得勇敢。有一次，为了抢救一位病人，我一个人一夜步行一百余里，返回时竟然靠在路边的土墙上进入梦乡，当醒来后不由惊讶起自己的胆量；有一次，在漆黑的夜里，我从失蹄的马背上一下子栽下来，手电筒不知滚落到何处，那次真的体验到“盲人骑马”的感觉，不过，却也没有畏惧不前；还有一次夜里出诊，本想抄近道，谁料反而迷了路，跌跌撞撞地在荒野中转来转去，后来总算借助闪电的光亮才找准了方向。
    不能否认，困难中也不总是那么坚强。当在湍急的河流中站立不稳无依无助的时候；当在夜间的山路上看到远处一双绿色的眼睛，尽管紧握枪柄仍禁不住毛骨悚然的时候；当下乡归来房中漏雨处处，打开被褥一窝老鼠逍遥其中，不由尖叫着逃走，又硬着头皮回来颤颤地面对它们的时候；当风沙呼啸，只有小小的煤油灯伴我共度寒夜的时候……也会有孤独和惆怅弥漫心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渐渐地习惯了与艰苦为伍与孤独为伴，渐渐学会了把自己的痛苦深埋心底。一年又一年，灵魂被一遍遍锤炼，性格被一层层琢磨，变得在困难面前能够平静坦然。
    曾经一个马被套装着全部家当走了一乡又一乡，曾经一个小药箱盛着满腔真情进了一家又一家，曾在多少个产妇身边迎来黎明，曾在多少个病人床前送走夜晚。曾经露宿大草原，曾经跋涉冰雪间，曾经一口冷水一口糌粑，曾经一身汗水一身疲倦。艰难困苦的磨练使心灵沉入一种博大清澈的境界。仿佛我们舍弃繁华，舍弃安逸，迢迢千里汇聚到这世界之极，正是为了在磨难中显示生命的绚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