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成了最后的捐献
文/周芳
他走了，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眼角膜无条件捐献，并将医院奖励的1000元捐献给中国爱眼协会。蒋作霖，北京民族印刷厂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将光明和爱心留给了社会，也实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心愿。7月14日，国家民委副主任杨健强为此批示：民族印刷厂退休职工蒋作霖生前多次为扶贫救灾、希望工程捐款，过世后，又将眼角膜奉献给医学事业。他的行动代表了国家民委离退休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值得学习和敬佩。
“蒋师傅是我们的亲爸，是孩子的亲爷爷”
“蒋师傅可是个大好人啊，这样的人就算活一百岁也不为多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7月7日，在北京民族印刷厂退休老职工中共党员蒋作霖的告别仪式上，来自内蒙古的谢忠立夫妇在老先生的灵前痛哭不止，长跪不起。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印刷老工人的离去，为什么令这对内蒙古夫妇如此悲恸？这都是因为蒋老的善行义举将这两个原本相隔千里、无亲无故的家庭联系到一起来的。1999年，蒋作霖从报上看到谢忠立夫妇的女儿谢颖患脊椎弯曲，根本无法坐的消息，自此，蒋老便开始资助他们、帮助他们给谢颖治病，经过几年的长期救助，使得小谢颖最终能够坐立起来。在记者电话采访的整个过程中，谢颖的母亲悲痛异常，泣不成声，“蒋师傅是我们的亲爸，是孩子的亲爷爷啊！”
自1999年相识直至老人去世，谢忠立夫妇一家和老人一直保持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联系和来往。“刚开始，我们一家子对于老人帮助内蒙古女孩挺不高兴的，毕竟我们家经济本来就不宽裕。我的两个姐姐腿脚都不太方便，爸妈也一直身体不好，我想，我们帮人家，谁来帮我们啊！”大儿子蒋庆明的一番话不能说不合情理。怨归怨，但后来也都为父亲和谢忠立一家的真挚情意所感动，最终完全接纳了这一对素不相识的来自遥远北国的内蒙古亲人。老人的二儿子蒋庆波给笔者讲述了一个细节，有一次，老人的一个侄子来看望老人，给老人留下了1000元做生活补贴，没想到蒋作霖转眼间便将这1000元另做其用——寄给了谢颖做医药费。“除了这1000块钱，他竟然还背着我妈，另外又拿了3000元，一块寄给了内蒙古女孩。”
在遥远的内蒙古，谢忠立夫妇和小谢颖也时时记挂和念叨着自己的恩人，在他们的心中，蒋作霖老人早已经是家里的一分子。在蒋老生病期间，谢忠立夫妇带着孩子来看望北京的爷爷，而在得知老人病逝的消息之后，谢忠立夫妇立即风尘仆仆赶赴北京八宝山吊唁，送老人走完最后一程。
“蒋师傅在帮助我们家女儿的同时，还资助过6个患败血症的儿童。”谢颖的母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激动。“他可是个大好人啊！”尽管蒋老先生对这些孩子资助的数目不为所知，但老人的所作所为已感动了所有人。
“老爷子一辈子没享过福，尽给自己添罪受”
“蒋作霖师傅生前退休金刚达到1200元，之前的工资收入也就在800元一月左右，再加上他跟老伴的身体都不太好，可以说手头还是很紧的。”印刷厂工会主席杨德利告诉记者。但就是这么一点仅能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的工资收入，却被蒋老从几近苛刻的生活中一分一毛的积攒了下来。洪灾灾区、希望工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青少年基金发展会以及修复长城、植树造林等发起组织单位，都收到过蒋老或多或少的汇款资助。
“这些事情任何人包括蒋师傅子女都不知情。直到蒋老病故后，家属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捐资救助的部分收据。”杨德利向记者展示一张张老人生前的部分捐资凭证，1999年到2002年通过邮局汇去扶贫款5500元，1998年抗洪救灾寄去400元，给绿色希望工程先后汇款600元，希望工程（1＋1）共寄去1500元，这些仅能找到的收据总计8000元，此外，还有14张不知数目的汇款单凭证。
看到这一张张汇单收据，听着工会主席杨德利对于蒋师傅的情况介绍，记者几乎很难想象蒋作霖老人生前的生活境况，急切请求去蒋老家看看。
走过一段曲折漆黑的过道，记者来到了蒋作霖师傅自1992年就入住的家——北京民族印刷厂的职工宿舍。推开房门，仄仄的厅道里摆放着蒋老先生的遗照，遗照上的老先生慈眉善目。里边的格局是两居室，住着老先生夫妇和二儿子一家三代人。老人居住的那间不足12平方米(儿子的那间也差不多)，房间的简陋很难让人将它跟现代化大都市北京这个位置联系在一起。水泥地板，几近泛黄裂缝的墙壁，没有任何装修的迹象，老木床、旧沙发、书橱等几间生活必需品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产品。整个房间里除了二儿子前几年给他装的空调，几乎看不出21世纪科技化和现代化的痕迹。“电视机买了有10年了，空调也是我前年给装上的，老爷子舍不得，说是太费电，从来没用过。”
蒋师傅的二儿子蒋庆波给我们打开了空调，一股凉风迎面扑来，我不禁替老先生生前还从来没有过的这种享受感到遗憾。
难怪老人的大儿子蒋庆明提到父亲的这些行为，既怜又怨“老爷子一辈子没享过福，尽给自己添罪受”。
“我是个老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蒋作霖老先生自1950年到民族印刷厂参加工作，1984年退休，常年担任排版车间汉文工段工作，34年来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从1979年到1984年连续五年被评为工厂先进工作者。
“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师傅的月工资不到50元，但他却对同事非常慷慨，谁家有困难什么的，他绝对是帮得最多的。”跟着蒋师傅10年的徒弟说。在每次单位的集体捐助活动中，他的捐款数目在排名榜上从来没有下过第三位。有一次，蒋老竟然把自己家的新棉被都给捐了，至于单位每年给发的退休慰问金更是转手就捐没了。为这事，老伴和儿女们也都跟他急过，毕竟家境不宽裕，不过过后老人还是风格依然，全家人都拿他没办法，也只得怒而不言了。
2003年9月，蒋作霖老人不幸扭伤腿骨，骨伤之后他一直强忍疼痛。“我爸为了省钱不去看腿，跟我妈和我们姐弟几个都没说，直到最后痛得没法走路了才去了医院，医生说已经过了接骨时机，后来就一直只能靠轮椅行动了。这都怨他自己啊。”大儿子每次提及父亲都是怨怜交加。尽管腿骨骨折，已经是轮椅上的病人，但蒋老捐资助人的善举却仍在继续，他开始在轮椅上思考下一个助人行动方案。
蒋作霖老先生生前就跟北京二炮医院签过志愿书，自愿将自己遗体的眼球无条件奉献给医学事业，病故后，眼球已经取走，分别捐给了丰台区和门头沟区的两名盲人，令其重现光明。医院为表彰他奖励了1000元。
“我们全家都已经商量好了，一定会根据我父亲的遗愿，将资金全部捐献给中国爱眼协会。”老人的大儿子蒋庆明说，“我父亲若是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我是个老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为国家分忧解难。”这是蒋老先生生前对所有对他感恩言谢的人的回答。语言是朴实的，也是老人发自肺腑的。蒋老先生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信仰，不管在入党前还是退休之后，蒋老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的信仰和情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且表现得淋漓尽致！
蒋作霖师傅走了，他像流星一样划过，但却让自己燃烧着，给世界留下了最后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