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西藏岁月
（连载之二）
——1976年进藏大学生讲述的故事
文 / 张永发

浪漫情怀
    于志宏（女，于山东矿业学院毕业后进藏，在藏20年，现任民政部老干部局局长）
    那年，我大学毕业后进藏，分配到日喀则地区工业局。局里的领导说，关系全部留在局里，人先到基层工作两年。于是，我便来到了日喀则地区唯一的煤矿——东嘎煤矿。
    第一次去煤井，我还是很兴奋的。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马上便有了一种很神气的感觉。可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从矿区到煤井大概有两里地左右，而且一直爬高，空手走路都感到气喘，更别说身上还要背一盏沉重的矿灯。煤井的位置都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上。先要钻进黑洞洞的煤巷，然后拉着一根从上面垂下来的绳索吃力地爬上狭窄的小煤道。西藏本来就缺氧，待干起活来，更有一种将要窒息的感觉。铲上几锨，胳膊便没有了一丝气力，嘴里呼哧呼哧地像拉风箱，嗓子干得冒烟，直恶心，想吐。只好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吃饭也是在巷道中。往地下一蹲，啃个青稞面的饼子，喝一碗酥油茶，便是一顿午餐。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真是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往床上躺。可总得擦把脸吧。刚洗了几把，脸盆里的水即刻变得浑浑的。那时是顾不上讲卫生的。在矿区的两年，我没有洗过澡，因为没有条件，自己也不愿意去冒生病的危险。
    矿区一年到头气候干燥，风大，温度低，即使夏天都离不开毛衣毛裤。生活上也很苦，吃的用的以及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有钱都买不到。更恼人的是在矿区几乎常年吃不到蔬菜、副食。我曾有过用油炸盐粒当菜肴的经历。那时，我的体重不足80斤，嘴唇常常干裂出血。夏天要稍好一些。有时我们可以到较远的地方去挖野葱，再就是矿区可以种一点小白菜、小葱什么的。记得有一次，我看到那片新栽的小葱长大了不少，突然间感到嘴馋，便到食堂买了个饼子，然后跑到菜地拔了两棵小葱，用手捋了捋就吃了起来。吃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味儿。回来跟别人一说，大家都笑了，说头一天那菜地里刚刚浇过大粪。
    那两年，虽然环境苦，条件差，但矿区的工作还是搞得红红火火。我是矿区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女大学生，同时也是矿区第一个下煤井的女性。全矿的藏族兄弟姐妹在各个方面爱护我，我也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一起搞工作进度的比赛，一起喝青稞酒、酥油茶，跳踢踏舞，我还帮他们缝被子，教他们学汉话。我教的那首《煤矿工人之歌》，全矿的人几乎都学会了。开大会的时候，大家扯着嗓子吼，那声音满山遍野都在回响。

肖怀远（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后进藏，在藏24年，现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98年，根据工作需要和墨脱人民的要求，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由我和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布多吉带队赴墨脱慰问干部群众和驻军官兵，同时就墨脱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
    步行的第三天，来到闻名全藏的天险老虎嘴。所谓老虎嘴，实际上是在陡峭的岩石上用人工凿出的羊肠小道，一边是笔直是山岩，一边是悬崖，下面是湍急的河水，一旦失足，绝无生还的可能。为了保证行军的安全，给我和布主任每人配了两个警卫员。他们担心我踩空，常常走在外侧，用身体护着我。走在最险要的地方，我们三个手拉手，贴壁而过。经过两个小时的艰难行程，总算到达了休息点阿尼桥。
    下了老虎嘴，也就完全进入了热带气候。烈日当空，没有一丝风。午饭——酥油茶配大饼——几乎是在汗流浃背中吃完的。按原定计划，当晚住在阿尼桥。因上午行军顺利，决定继续赶路。
   离开阿尼桥，才真正感到了行程艰难。身上的衬衣一会儿被汗水浸透，一会儿又被体温烘干。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出了两个毛病，一是胸中、腹内好像一团火，随时都要往外冒。我意识到这是中暑的前兆，向医生要了一瓶“霍香正气水”吞下，不到半小时又喝下一瓶，火才渐渐地消了。二是离开阿尼桥不久，左膝像针扎一样痛。医生让我吃粒芬必得。我知道止痛药伤脑子，不想吃。但越走越痛，越走越慢，担心拖队伍，只好不情愿地吃了一粒。
    阿尼桥到背崩只有20多公里，却有88个塌方区。墨脱的人大代表吉都自发率几位民兵，守侯在这几个险要的地方。他们用身体组成一道人墙，护卫着我们安全通过。在无处下脚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手托着我们的脚往前挪。这地方太艰难了，记者们也无法架机拍摄，否则，这样的镜头，一定能得全国大奖。
    在一个塌方区的尽头，记者蒋利架起机器，他看我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走了过来，一边拍摄一边提示我：“部长，怎么样？”我说：“还行，妈的，人活一口气，走！”蒋利一脸失望，埋怨我说：“我想提醒你说一句豪言壮语，你却冒出一句粗话，让我怎么报道？”
    裆部热辣辣的，十分难受。问了一下，还有5位同志与我同感。有经验的同志说，这叫烧裆。幸亏我们一行没有女同志，否则，这个难言之隐还真不好办呢。

竭诚为民
    范小建（于吉林大学毕业后进藏，在藏6年，现任农业部副部长）
    进藏后，我被分配到昌都地区计委工作。1978年，根据地区的统一安排，我自愿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基本路线教育”，被派到洛隆县新荣区白托乡工作队，具体工作就是办人民公社。当时真是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人民公社。那时白托乡已经有了三个初级社，但入社的农户不多，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初级社以外。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社外户都吸收到人民公社里来。
    白托乡海拔4600米，在怒江上游的大山深处。山高路陡，只有一条牛马踩出来的小路与区、县相通。从洛隆县到白托乡，骑马要骑两整天。
    当时的生产工具是极其简陋的。几个乡有一个“流动服务”的铁匠，一年能到乡上来一次，修修马掌，打打镰刀。犁地所用的犁杖，是真正的“二牛抬杠”。犁地犁得很浅，也没有垅，播种全都是“漫撒子”，由于没有垅，没有锄头，农民就不需要除锄草，也从来没有锄过草。
    群众的生活很穷苦。当时，全乡200来户人家，有的家里连被子都没有，白天穿什么，晚上盖什么。那里没有电。晚上开会只有用一盏马灯照亮。但不是总有马灯。有时晚上学习，只有读报的人可以守着一盏昏暗的酥油灯，其他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之中。我曾经问过群众，你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群众想了想说：糌粑随便吃，酥油管够，还有白糖！
    当时，我们真想为群众办点好事。除了在村里搞牲畜、青苗、肥料折价入股，评工记分，建立账目，培训会计这些事，就是想办法要“实现”农业机械化。那一年风调雨顺，打的粮食有点多，县里面无偿支援了一台12马力柴油机、一个脱粒机和一台扬场机。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了。可这些东西怎么运到村里来？我到县里去，把这些东西搞到手以后，真有点犯愁。卡车把这些东西运到那条羊肠小道与公路相交的路口，谁也没了办法。最后只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拆散，小东西装进牛皮口袋，像曲轴一类的“大家伙”就用牛皮绳拴好，绑在牛鞍子上。大家步行了两天，赶着牛，驮着这些拆散了的机械，总算到了家。到家以后，又犯了愁，乱七八糟一大堆，谁也装不起来了。当时只有我和一个昌都中学姓刘的高中生算是有一点文化，就靠我们俩把这一堆“机械化”往一块“攒”。还算走运，居然让我们把这七零八落的一堆都“攒”到一块了。试机那一天，老百姓高兴极了，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片，想看个究竟。谁也没有想到，机器一响，可把老百姓给吓坏了，一溜烟，一个也没剩，全藏起来了。以后慢慢习惯了，才敢围上来看。
    那一年，我还学会了吃糌粑、喝酥油茶，学会了讲当地的藏话。当然，最大的收获是比较真实地认识了西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