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察格多尔扎布——启功先生
文／何奇耶徒
近年来，我因内人患病和家务之累，常常是朝发夜归，常往返于呼和浩特与北京之间。2005年6月30日， 又因朋友之大事，我一大早就到达了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
在进城的车上我闭目养神，忽听到了收音机里播放了启功先生仙逝的消息。一时间，我没有更多的感慨和更多的悲恸，只是合掌为先生默默地祈祷……先生终于脱离了苦海，终于脱离了红尘，先生原本就是超脱之人。
先生曾多次说自己不是“书法家”，这里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恐怕不止是谦虚。至少，让那些空有虚名胸无点墨、只会背写一阙半首古诗、只会抄几句名人名言而故作风雅、自己还觉得像个什么“书法家”的人汗颜！对于先生，名利何用？！对于先生钱物何用？！倒是那些追逐名利不厌其烦地打扰先生想着借此为自己贴点“金”
的“大人、大腕”们，倒是那些看重钱物千方百计地靠近先生想着去搜点“金” 的“生前好友”们，使先生不得清静、不得安宁。现在好了，先生走了，永远地走了，终于得以清静，得以安宁了，先生功德圆满地驾鹤西去了……
只是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代宗师；从此失去了一种高尚的中国文化精神；从此失去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见过先生本人或至少见过先生照片及影像的人们，都熟知先生那佛一般的微笑。我想先生的高深，在于他的微笑和幽默，先生的微笑是高深的微笑，先生的幽默是高深的幽默。
元朝宗室出身的一代新儒学宗师梁濑溟先生曾多次称自己前世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启功先生三岁时，为了祈福，先生的祖父敏隆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并取名“察格多尔扎布”（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雍和宫原为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居住的宫殿。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雍和宫，后成为喇嘛寺。时至今日，香火越发旺盛。
仙逝，先生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仙逝！
记得1983年秋天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师生书画展览会上得见先生。先生仔细观看了每一幅作品，尤其对蒙古文书法作品认识颇深。他特别有兴趣地告诉我们：“我是满人，我的母亲是蒙古人，我在小的时候，还学过蒙古文。”然后，在一张蒙古文作品前，大声读道：“蒙古勒！”这使在场的蒙汉师生大为感动。大家恳请先生留下墨宝为念，先生抱拳谦虚道：“在下满族小弟启功，在汉族老大哥面前献丑了！”随即在我们为先生准备的宣纸上书写了自已的四言诗，诗曰：“墨海絪緼，笔陈缤纷，书林异彩，蒙汉同春。”
并在空白处签上了自己不常用的落款“察格多尔扎布”。事后先生对我耳语：“这个名字是头一回签用。” 也许是新笔，不一定好使，给作品带来些许生涩感，也许是到了草原后的一种释放，给先生原有的精熟、清和、儒雅、清高的风格上增添了几分生动、几分意外，也多了几分大气，多了几分痛快。那天先生的情绪特别好，精气神儿十足，现场的师生均被先生所感染、所感动。
因为当时先生没有带着印章，过了几个月，我与铁全先生（现荣宝斋经理，书画名家）上先生家拜访，只见北师大小红楼先生的门外贴着一层又一层的免见条子，先生在呼和浩特时就答应我日后到家里补印时就说“小蒙古来了”就行。显然，先生给了我一种特殊的、只属于我们之间的“口令”。
我高声地自报家门：“小蒙古来也！”门，轻轻地开了……先生笑咪咪地很客气地迎我进屋，书籍满壁，家俱陈旧，以现在的眼光看已是十分局促的空间，这就是已经“改善”了的属于先生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太平常了，平常得很！然，平常是佛！平常出大师！
寒暄几句之后，我们开始求教书艺问题。我两眼直盯着先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先生那善良、谦虚、博学、宽容的气度，绝不像一个一生经历过磨难的人，言谈中他绝不把自己的不幸和不公，带出一丝一缕。先生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儿，不，纯正的“宫”腔儿，清清的，软软的，平静中倒让我有些酸楚……
我怕过多地打搅先生，便简单说明来意，先生还是笑着说：“那就把印打上吧”。他管盖印叫“打印”。我想起来在草原上给马儿身上做记号，叫“打马印”，有意思，真有意思。我在先生的印章盒里取了一方白文的“启功”之印，在先生的落款下重重地打了上去。先生依然微笑着告诉我：“打完印后要施一些小孩儿用的爽身粉，这样会保护印油，不要用纸去粘它”
。我牢牢地记住了。
西泠印社换届了，启功先生被推选为社长，报刊上刊登了一张朴老（赵朴初居士）和启功先生的合影，他们各持手杖在耳语：“如此，这般……”像是在相约，又像是在倾诉。这是心语，是天语，无人知晓，也无须知晓。两位长者、学者、智者、仁者，心里装满了慈悲的佛门中人。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而是一尊“双佛”造像。当时我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先生百年之后，我将把这张照片敬置在佛龛前，每日焚香祭拜。现在我家的佛龛前又多了尊我所敬重的佛。
先生所书的四尺中堂，如今悬挂在我的书房东墙正面，我天天“读”着它！不！是天天拜读着！供奉着……（作者为蒙古族著名书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