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藏学家在大半个世纪前，曾经这样预言古格的后来人与古格的未来：“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
谁揭开了古格王国的神秘面纱
古格的消亡过程，发生在17世纪20—30年代里。当战事结束，厮杀声平息，作为战利品被押送出境的亡国之君，向着自己的宫殿回望了一眼，眼神中一定充满了凄切和无奈，心中一定在唏嘘，王宫巍峨依然，而国已不国。
那一刻距今已有三个半世纪之久。建筑物总是晚于它的主人甚至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寂寞独存。三百多个春夏秋冬历尽，这座依山而建的王宫，失去了王者的王宫，竭力保持着王者之尊的王宫，任凭以风雨阳光形式呈现的岁月去剥蚀它，或者说，它由西部西藏干燥的天气所蒸发，每当秋日9月，整个王宫所在之山连同扎达土林，天地间一片火焰一般的颜色，仿佛燃烧。而干燥的天气时常骤起大风沙，风化加剧。
仅仅干燥也就罢了，在雨季的夏天里又时常暴雨如注。就这样年复一年，曾经致密的土质材料变得松脆，一点一点粉碎，纷纷扬扬化作尘埃，随风飘散在远远近近充满历史回忆的土地上。断壁残垣一应突显的部位皆被磨损了棱角，人工与天然，和谐地融为一体。或者说，昔日的都城正在悄无声息地回归自然。
张建林并非第一批走向古格的考古工作者，此前半个世纪的1933年和1935年，国际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教授，一次再次地登临过古格废墟。他这样描述眼前的情景：“今天，人们似乎看到荒原正从山谷以缓慢的速度坚定地攀援而上，但又想在它光秃秃的黄色小峡上留下伟大过去的痕迹”。
杜齐的脚印已了无踪痕，而历史的风雨持续至今。
古格遗址的考古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连续进行了3年，这支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考古队，由年轻的考古学家、陕西考古所的张建林率领。相比较从前少量造访过这里的中外学者，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任务，注定要由张建林来完成。
编号工作说来也简单，只消搬来一块大的鹅卵石，写上阿拉伯数字，摆在洞中即可。但这显然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所以其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古格王宫遗址，大大小小的殿堂洞窟遍布整座山坡，大大小小的殿堂洞窟都被张建林一一走过，逗留过，用工具测量过。此前有关古格故都的建筑布局、面积曾被不同的造访者以不同的数据陈述过，自张建林开始，统一了并且显然准确了。我们由此得知：古格都城遗址总计残存有各类殿堂房屋445座，各类洞窟879孔，碉楼58座、各类佛塔28座，另有塔墙1道、防卫墙10道、隧道与暗道4条，遗址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历经三百多年岁月，保存完好的殿堂只有5座，分别是红殿、白殿、卓玛拉康、金科拉康等。建筑完好，墙壁、梁柱、藻井与壁画也基本完好，著名的古格后期佛教艺术正集中于此。
张建林每天穿行在荒草萋萋的山野废墟间。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也只有废墟才是属于他的王国，他也才成为国王。他巡视着自己的不见臣民的王土，宫殿与民居、佛教殿堂、城堡和墙堞，巡视着这个兼具统治与居住中心、宗教中心以及军事据点多重功能的古代都城，当年市井繁荣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和平安定时期的生活秩序清晰起来。
当然，也遥望到战争的硝烟与阴影。不仅是层层叠叠的防卫墙在诉说着那一段历史。古格立国七百年史中，大大小小的战事多有发生。或是面对本土反叛的地方首领，或是面对或强或弱的邻国之敌。但只有最后一次，1630年的亡国之战，是在古格的腹心中枢进行的。来自西北的强敌，也是本属同族同宗的拉达克一举占领了古格。那已是冷、热兵器过渡并用的时代。猝然灭亡的痕迹表现在几乎无人打扫的古战场：遍地盔甲铠片、箭簇箭杆，还有火绳枪、点火盘。三百多年后的游人们还不时捡起它。唯一仓促收拾过的，是同胞的遗体。那些遇难者显然是在事后被幸存者一一装进毛织袋，然后集中堆放在一个洞窟中。干燥封闭的小环境使得尸体几乎完好保存，毛织袋看来也完好，只是一经现代人的手碰触便成齑粉。内中遗体多无头颅，那首级想来是送往拉达克的列城请功去了。身首异地的灵魂不知安身何处。古格立国以来的辉煌大约只在公元十一、二世纪及其以后的一段历史中，古格作为相对独立的地位终结在血光之灾中。
伫立在古格都城的废墟中，有历史的风扑面。扎达土林间干燥的风曾吹拂过繁荣时代古格的田园与矿山。那一时代留存在当地的口碑中，不仅有扎达“十万之众”的说法，包括了经济和宗教事业的“古格十三贡献”的说法，还有令考古学家惊异的其时冶炼与锻制的炉火纯青，例如“古格银眼”：佛像嵌银的眼睛为此地所仅见。任由历史风扑面的张建林依稀望见对面山坡废弃的水渠，山脚下曾被垦殖而现已荒芜的农田，当年的故国都城中如今只余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而且皆非古格后裔，当年的古格人哪里去了？
进一步的提问则是，前古格时代是个什么样子，早于吐蕃、一度漫卷于整个阿里的象雄风是个什么样子。那些穿山而过，从象泉河引来清水灌溉稼禾的明渠和暗渠——那些隐藏在山壁中的暗渠相似于新疆的“坎儿井”，真是一项浩大工程——难道仅是古格人所为，而没有古象雄人参与的痕迹？张建林踏破铁鞋，只是不见一点有机物的遗迹，例如哪怕一根木橛子，也可以据此判定大致年代；唯见暗渠通过的洞窟，有人居住过的陈迹：经年的烟熏火燎使洞壁乌黑。一部象雄－古格－扎达史大有深意，恢复这一数千年史的工作应由当代学者来完成，由藏学家、考古学家，由历史学家来完成；而恢复历史不是冥想的产物，钩沉索隐，解疑释惑，张建林的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应当是基础证据。
1985年首次对于古格故城遗址的全面踏勘成果令人振奋，相应地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二年再返古格，却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那一年宗同昌在本单位力争未遂，未能同往。这位摄影家向扎达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北京和扎达两地发报员所从未涉及过的内容：阿里考古队张建林，阿弥陀佛，宗。那其中的向往、遗憾和祝福不言自明。
在扎达，张建林一行也举步维艰。而受阻原因正在于阿里地方忽然意识到古格遗址的重要从而空前珍视。那时国家已决定拨款维修这一遗址，地方上规定从此时起直到维修完毕暂时关闭。张建林手持的自治区有关部门介绍信被认为不够资格，并由扎达县公安出面“监视”他们的行动。在等待请示自治区政府回电的日子里，张建林心急如焚。就这样困守了7天，在一个月亮升起的夜晚，大家背上行李，避开大路，绕山间小道“潜”往古格。
跌跌撞撞走了大半夜，到达古格遗址时月已西沉。古格的西沉月依然明亮，斜斜地照进山洞，张建林看到地上有张铁皮，赶紧铺开行李，和衣而卧。剩余的夜晚就在冰冷且硬的铁皮下的泥地上辗转。艰苦不说，还有委屈，张建林不由得自问，千辛万苦为的什么。
当太阳高照的时候，古格看守人旺堆老人前来干预了。老人已奉了上级有关“严禁”的命令，劝阻擅自前来的一应人等。老人用汉话说：我们关系的不错，你们工作的不行。随后就是漫山遍野的追赶——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拉萨方面的电文到达为止。
古格考察3年后， 在北京一处招待所36级台阶下的地下室里，张建林和骨干队员仵君魁执笔写出了上下两卷本煌煌考古学巨著《古格故城》。宗同昌去看望他们，说是走过了两个18层地狱。正是在不见天日中使得古格重见天日。这部巨著的问世，在考古学界所引起的震动和赞誉自不待说，连江泽民总书记出访美国时，都随身携带了十套，作为礼品郑重地赠送给大洋彼岸。
扎达的事业并没有到此结束。间隔十年，张建林再次奉国家文物局之命，组队进入托林寺。这是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集结了国内包括藏族专家在内的精锐之师：仍由陕西考古所张建林总负责，同时负责考古发掘，中国文物局担纲壁画及古建维修方案设计，河北省文物局与古建所承担古建筑维修，故宫博物院宗同昌继续他的文物摄影和发掘报道。这是一项对于一系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保护的大型工程：以托林寺考古发掘为主，重点在早期殿堂迦萨殿及四角小塔，经考古清理后做出保护方案；同时兼及了古格城堡的排水设施、新近发现的东嘎皮央石窟遗址的加固维护，为此成立了由自治区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官员参与的“阿里地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不消说，托林寺考古正是张建林古格遗址发现的继续，是对于古格王国历史及其艺术之源的上溯——去发掘一个时代，一个消逝了的文明。
千年古刹托林寺，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具足重要。这座西部西藏的大寺和首寺，始建于996年，其时正值古格开国之初，古格王室是其最大的施主，也可说是宫廷寺院。它之所以著名，在于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人物仁钦桑布大译师在此翻译了大量经文、重金迎请的印度高僧阿底峡尊者在此驻锡三年，规范藏地佛法；在于1076年在此召开的旨在纪念阿底峡尊者的“火龙年大法会”。这次大法会后来被视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端，后来漫淹全藏并为时其久的宗教潮之滥饬处。因而托林寺相应地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
托林寺的影响还不仅于此。清宫后院雨花阁即是托林寺的精致仿制品。当年乾隆皇帝请教他的宗教高参章嘉呼图克图，历代可有哪些高僧值得敬仰和效仿。得到的回答是仁钦桑布，由此提起托林寺。并说托林寺（迦萨殿）是按密宗坛城形制建造的。乾隆随即下旨也按此意仿造一座。建成后的雨花阁虽与迦萨殿的形制面貌有所不同，意在神似，均按密宗仪轨及坛城形式予以配置：续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这段事迹见于章嘉呼图克图的传记中，其实章嘉并未来过阿里，可见托林寺的影响是跨越了时空的。
迦萨殿及其周边建筑正是张建林着手发掘的重点。迦萨殿的藏语含意是“百处”（殿堂），显然为后人所命名，本义则是大日如来殿，系公元十世纪末托林寺最早一批建筑之一，现已荒废。1997年整个夏季的每一天，都让考古学家张建林充满了激动和惊喜：千年遗存包括青铜像、木雕、经卷、唐卡、模制泥佛、泥塑残片等等，一一地、陆续地暴露在现代天光下。正如古格故城遗址代表了古格后期佛教艺术那样，托林寺废墟中尘土掩埋下的这批文物所呈现的，正是古格、乃至西藏的早期佛教艺术代表作。
这是西藏考古的一大发现，由此可再现十一、二世纪古格立国初年的辉煌。那似乎是一个以相当规模进行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太平盛世。考古工作者惊异地发现出土的同一批形象艺术中的不同风格。就像是为显示风度和实力，王室可能向四方发出邀请，广募各国工匠，齐集托林，各显身手似的。仅仅迦萨殿东北角壁画一隅，显然就由来自西域和南国的两拨人在同时工作。从人物形象、服装风格到绘画技法都各成体系。直观看来，一派似是克什米尔的阿契风格，色呈青蓝，一派为印度尼泊尔风格，是暖色调的金黄。而药师如来及其分列两旁的八药师塑像，则一概的长头型，酷似东南亚泰国、缅甸风格，为藏地古往今来所未见，难道制作者是东南亚来的工匠？而那尊被张建林称作的“世界上最美的佛头”，又是谁的杰作呢？
还有早期经典的发现。尽管多数已成残片，但弥足珍贵。张建林特意带到北京，请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帮助鉴定，证实了年代的确在十一世纪，是仁钦桑布大译师及其弟子们的译著，那些以黑墨、以金银汁书写在藏纸、磁青纸面上的内容，包括了佛经及戒律、格言，还有立法文书等等。
环绕着古格与托林，周边发现还有墓葬和墓葬中的铁器。经对头骨所做碳十四测定，证实为两千三百年前的。而倘若这人是陪葬铁器的主人，那么这一地区金属时代就早于西藏腹地而与中原差不多同时期。这一发现是如此重要，正像不可思议的其它发现那样，掌握的材料越多，张建林越觉得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太少。
也有应该有所发现而暂时未能发现的。例如与西藏腹地不同，古格普遍实行土葬，三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们所描述过的王族墓地，三角形墓碑，却是任你踏破铁鞋也无从查找，想来是被岁月抚平。
一系列重要发现的最终意义开始呈现。继1985年古格故城遗址发掘以来，西藏文物工作者对扎达境内的古格早期遗址及洞窟艺术迭有发现，多香遗址、达巴遗址、卡斯波林遗址、东嘎、皮央遗址……足有十几处之多。其中有一些甚至不亚于古格故城的规模。凡有遗址，必有早期古格文化遗存。形象生动、光彩照人的宗教内容之外，还有异彩纷呈的世俗生活图景。其时其地的社会面貌，王室成员，平民百姓，一部盛装男女的礼佛者、劳动者、歌舞者的写真集，一幅由日常生活的经纬所编织的千年锦绣……加上近年来托林寺早期文物的重见天日，繁荣时代古格中心区域的城镇格局就要被复原；作为一个整体的当年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面貌将要浮出水面。
重现已湮灭历史的工作之所以诱人，在于对人类生活之流追本溯源的本能，局部地区也罢，人群的一支也罢，尽在这一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同一河床中有同一血脉流淌。历史已逝，而历史承继者的我们还在向前。在这样一个连接中、西、南亚的偏远之地、地理与人文的边缘，而少见经传的西部西藏，曾经多么不寂寞，曾经发生过怎样的纷争与和平，谁来代那些废墟发言，书写古格千年史！
托林寺考古发掘第二年，从拉萨启程，一路颠簸许多天，当小车翻上一座山坡，凭高望远，无边无涯的土林苍苍茫茫奔涌眼底那一刻，歌声骤然响彻：“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张建林顿时激动起来，一股热流从心底直涌到双眼。
正是在1998年这一年，野外工作接近尾声时，张建林安排远在西安的儿子随同国家文物局工作组进藏，让他看一看父亲多年工作的地方，瞻仰古格遗址和托林寺。这位少年在古格度过了他的十三岁生日。这一天，厨师特意做了一个甜面饼充当生日蛋糕。说来这孩子与西藏与阿里的缘份不浅。就在古格考察第一年，他母亲进藏看望张建林，在罗布林卡怀上了他。他的生命得自西藏的风水。
阿里，扎达，古格故城，托林寺……这一组神奇而迷人的字眼，从历史的尘封中重新闪射光芒；在今天，重新诱使着中外游客踏上西行之路。穿越神秘之障，考古学家理性的眼光正在洞悉历史的真实。而真实历史的魅力，从来不比神话的光彩稍稍逊色。(责编：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