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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族三代我的家
文/吴一文

前不久,父亲所在贵州省民委系统评选“美好家庭”,由四个民族三代人组成的我们这个大家庭光荣入选。当从会场捧回烫金匾额和奖杯时,邻居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那天晚上,他把我们弟兄姐妹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家的成员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家和万事兴,民族团结国家才稳定,今后更应该发扬互相尊重民族习俗和民族感情的家庭传统,和睦相处,珍惜荣誉,力争在事业上多有建树。”

这一席话既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一生从事民族工作经历的体会,也算是获得“美好家庭”称号的一段总结。

年近古稀的父亲名今旦,早年为寻求人生的真理,先是奔赴南京继而转到北京求学,50年代初又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此后他的命运便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变化而几经沉浮。从黔东苗语拼音方案的首创者到大学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骨干教师,从“白旗”到“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分子”,从林场的护林员到饲养员,从中小学代课老师到研究员,从省人大代表到全国政协委员……。爸爸一生道路充满了曲折坎坷。他经常对我们说:“要不是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正确民族政策,你们这群小‘黑五类’哪能到贵阳来,更不用说读大学,入党了。”

每逢节假日,几个姐姐都会来父母家或我们这里聚会。生活的烦恼给妈妈摆摆,工作上的事向爸爸谈谈。10多个人围坐一桌共进晚餐的场景最是热闹。这时晚辈们总是向爷爷、奶奶炫耀他们是“洋芋孙孙”——洋芋历来是小家伙们最喜欢吃的菜。当他们听说我们过去在农村以洋芋当饭吃和卖洋芋挣学费时,总是不解地问:“天天有洋芋吃的生活还不幸福吗?”举杯之前,姐夫们往往会按苗俗向地面蘸上几滴酒以祭祀先人,然后用苗语齐呼“呵究”(喝酒)!“开没”(干了)!才一饮而尽。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大姐夫是侗族,二姐夫是壮族,三姐夫和我的妻子是汉族。我们吴家人则是苗族。通常,汉语是家里的通用语言,苗语则成了“第二官方语言”。非苗族的家庭成员大都学会了一些苗族的日常用语,研究生和大学生们偶尔还说上几句英语,或跟第三代们作简单的英语对话游戏。爸爸是个民族语言文学工作者,他除精通苗、汉语外,还略懂英、俄语,总是希望大家从“双语”走向“多语”,以便更多更好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适应日益“缩小”的世界的需要。所以大侄女经常说:“我们是一家南腔北调人。”

互相尊重民族风俗,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姐夫是侗族,10多年前,大姐夫的母亲去世,大姐当时尚未过门,但在丧葬仪式上,她以儿媳的身份按侗家习俗披麻带孝,使姐夫和家人感动万分。前些年,我携妻子回老家台江举行婚礼,第二天早上,她特意遵循风俗穿上苗装上井边挑水,席间还用苗语和我一起向100多位客人逐一敬酒,以致亲友们都以为她是苗族,哪知她却是扬州瘦西湖畔的江南女。

见到如此尊重苗家风俗的汉族媳妇,亲友们都十分高兴。大姨妈歌兴大发,即兴唱道:“人要心好才是美,客人纷纷家中坐,不需美酒只要水,瓜菜替肉也醉人。”开着拖拉机来送了100元钱给我们,小姑妈也送了几十块钱,这在家乡也算是大礼了。记得20多年前,我第一次回去过年,小姑妈给的见面礼是一块黑乎乎的蕨粑,我缩回小手说:“这是牛屎,我不要。”她顿时扑到妈妈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如今几位表弟外出打工挣钱,修了新房子。有一个表妹还在全县姊妹节上评为“十佳苗家姐妹”,送这份礼对她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母亲少时丧母,是一位在苦海中泡大的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不畏权势。虽是文盲,但对苗族古歌旧俗却知之甚多,我和壮族出身的二姐夫在完成国家社科院研究课题《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时就颇得益于她老人家提供的资料。母亲在家还有“后勤部长”的称号,全家的生活运转全依仗她操持。前年,我和二姐夫分别获得了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和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父亲说:“这与你们妈妈默默的奉献分不开。”

30多年前,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才第一次走出苗家山寨。当她在贵阳火车站广场看到那些电线杆上闪亮的路灯时,感叹道:“真是大城市呀!这些‘树’没有叶子也能结这样大的‘果子’!”引得同路者们一阵大笑。如今,妈妈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她经常给孙孙们摆去八达岭长城观光和京城那些教授、博士生导师们请她吃饭的那些往事。上个月,我们姊妹几个凑钱,让她坐飞机去昆明逛了一趟世博园。回来后,听着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观感,你根本不可能会把她与当年那个将路灯认作果子,一句汉语也不懂的苗族农村妇女联系在一起。

说到家庭成员的文化层次,我们家可谓高低不一。从硕士生到初中生,从研究员到文盲都有。过去为了读书,我们几姊妹可以说是吃了不少苦。入小学时,爸爸尚未落实政策,加上我们一家是少数民族,又独在异乡,偶有的民族岐视也是存在的。虽然大家的成绩都很好,但在学校里还是抬不起头。那时每天读书要往返步行10公里,冬天两头黑,每人中午只能吃一个二两的馒头。好在回到家还可以从柴灰堆中刨几个妈妈为我们准备的洋芋、红薯。放学后还要上坡割草,砍柴后才能吃晚饭、做作业。

我还记得在大姐约10来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来到家里,恶狠狠地对父母说:“全寨的半大娃儿都挣工分,只有你家还要我们养活,以后老大不准读书了。”大姐一听,坐在凳子上哭成了泪人。在爸爸的据理力争下,她才得以顺利完成初中学业并考取了县师范,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还当上了全县“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祖国50年华诞的那天晚上,爸爸又多次给我们讲起他经历过的开国大典和国庆一周年的盛况,还不时吟诵那首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的词《浣溪沙》“……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责编: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