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 《格萨尔》
1984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的所长王平凡带着文学所的刘魁立、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杨亮才、我所《格萨尔》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和我，到周扬同志家去汇报《格萨尔》工作。
我是第一次到周扬同志家，那时又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因此印象特别深。
周扬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听老同志们讲，周扬同志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非常关心和重视。建国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方面的每一个重要活动、每一个重大成就，都与他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都凝结着他的心血。社科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民族文学》杂志，都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和创办的。从1958年开始的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就是他发起、并直接领导的。这一工作从1964年“四清”时受到严重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把《格萨尔》打成“大毒草”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在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是周扬同志，他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首先是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彻底为《格萨尔》平反，在政治上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在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真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格萨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在社科院成立之前，《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领导的。这一工作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等部门的关心、支持、指导和积极配合。
据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贾芝同志说，少文所成立后，他抓的第一件重大课题就是《格萨尔》，与国家民委共同在四川峨嵋山召开了《格萨尔》工作会议，后来就称作“峨嵋会议”。这次会议对促进和推动我国《格萨尔》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贾老多次对我说：峨嵋会议就是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召开的。1983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上，又根据周场同志的提议，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列入规划之中。《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到周扬同志家汇报的5个人当中，我年纪最轻，又是第一次到周扬家。那天的主要任务又是汇报《格萨尔》工作，平凡让我汇报，周扬同志也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旁边。周扬同志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的小沙发上，其他同志围着周扬随便坐。我靠得最近，因此周扬同志所讲的一切，听得十分真切。
我汇报之后，平凡同志做了补充。周扬同志对前一阶段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说规划会议开得好，这几个月来，你们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周扬同志艰难地举起双手，说：“现在，《格萨尔》的工作搞起来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起来了，能不能这么说?”
我们几个人同时回答：“是这样的。”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周扬同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的笑容。
周扬同志说：“现在我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体也不好，干不了什么事，今后的事，就靠你们大家了，还有钟老、贾芝。”
平凡同志说：“以后您还是我们的领导，您不能不管。《格萨尔》的事，少数民族文学的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还要请您帮助解决，给予指导。”
周扬想了想，深沉地说：“领导不当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作为一个党员，该做的事还是要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品格。”
怕影响周扬同志的休息，加重病情，平凡等人站起来，向周扬同志告辞，说以后再来看他。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与平凡等人一样，担心影响周扬同志休息，应该早点告辞；另一方面，想与周扬同志多坐一会儿，聆听他的教诲。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一直坐着不动。
周扬同志向平凡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可怕的不是身体的疾病，可怕的是思想的禁锢。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文化革命的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禁锢了，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那是很危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就是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周扬同志着重谈了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谈到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他说话很吃力，声音很低，但思维敏捷。那天周扬同志很动感情，好像有很多话要讲。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虚弱，尽管思维敏捷，但体力不支。平凡同志等人向他告辞，一个个向前与他握手告别。周扬同志却将两臂伸开，示意我们将他搀扶起来。他一直把大家送到客厅门口，好像还想到院子里去，被平凡劝住了。我们再次与周扬同志握手告别。我最后一个与周扬同志告别，最后一个与他握手。周扬同志伸着手掌，连稍微弯曲的气力也没有，我用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请他多珍重。
周扬同志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说“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请您放心，有钟老、贾老、平凡他们的领导，我一定尽心尽力，把《格萨尔》搞好。”
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告别周扬同志，离开了他的家。
但是，周扬同志对《格萨尔》工作的关怀，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那关切的目光，如同电影的“定格”，永远镌刻在我心灵深处。
他最后一句话：“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我听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
钟敬文老人今年已是98高龄，依然十分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关心《格萨尔》工作，钟老今年还招收博士生，为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和史诗研究“薪火相传”，呕心沥血，培育后来人。98岁高龄还带博士生，这不但在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这是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奇迹，也是生命史上的奇迹。
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从1958年的“采风”运动算起，已近半个世纪；从第四次文代会为《格萨尔》平反、提出“抢救”《格萨尔》的任务，到现在22年了；“峨嵋会议”到现在整整20年了；从1983年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能够体现我国学术水平的藏文《格萨尔》精选本，也已经17年了。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正式批准立项，也都5年多。
这种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宽，成绩之显著，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就是在世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绝无仅有，堪称范例。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形成，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没有的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是进行学术研究最丰厚、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出版了75部藏文本《格萨尔》，总印数达300多万册，按藏族人口计算，平均每一个成人有一本。一部著作具有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文化史上也不多见。没有《红楼梦》，就没有延续数百年的“《红》学”研究；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贯穿整个20世纪的“敦煌学”研究。同样的道理，没有大量《格萨尔》著作的问世，也就没有今天的“《格萨尔》学”。
第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成果。
第四，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支由多种民族成分组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队伍。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了第一批专门从事《格萨尔》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初步形成了梯形队伍。《格萨尔》事业后继有人，前景灿烂。
这些成绩的取得，体现了“薪火相传”的精神，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一事业是无法进行下去、坚持下来的。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曾经怀着悲愤的心情说过这样一段话：“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的主要成果出自外国人，“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国外发展起来的。而有关敦煌的大量资料也还在国外。
《格萨尔》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这样，“《格萨尔》学”与“敦煌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命运。《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萨尔》研究的主要成果却在外国，国外学者对《格萨尔》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它是“东方的《伊利亚特》”，这才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新中国的成立，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从此永远结束了让人“伤心”的历史。《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也获得了新的生命，过去遭人侮辱、受人歧视、漂泊四方、乞讨为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说唱艺人，也与各族人民一起获得翻身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作为卓越的人民艺术家，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得到国家的保护和奖掖；过去不受重视、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格萨尔》研究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和强学。现在，用一句时髦的话说：“《红楼梦》学”、“敦煌学”和“《格萨尔》学”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学术领域“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再也不是“伤心学”了。
在这新的世纪、新的千年里回顾将近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格萨尔》工作，既经过了艰难的历程，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们虽然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今后的道路更加漫长而艰难。正如一句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做的事比已经做过的事要多得多。《格萨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就以精选本工程来说，历时17年，经过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现在才完成十分之一的任务。这里还不包括大家十分关心的翻译成汉文和外文，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的任务。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私有”，而应该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翻译工作和学术交流或迟或早是要进行的。民间文学本身具有多功能性；而《格萨尔》则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远未开掘，这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事还很多很多。
藏文精选本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这一项目全部完成之后，将在我们祖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竖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政治意义。
我们需要继续弘扬“薪火相传”的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即便需要再进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纵然有千难万难、千折百回，也绝不气馁，用鲁迅所倡导的“韧”的战斗精神，坚持不懈，刻苦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责编：李小林 天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