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族文化发展史》的对话
近日，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撰文评价说：“藏族中青年精英学者丹珠昂奔的新著《藏族文化发展史》出版问世，扎扎实实地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为中国人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堂堂正正地出了一口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庆英也肯定说：“我认为《藏族文化发展史》一书是近年来出版的藏学学术著作中的一部精品，我乐于推荐此书参加优秀图书的评奖”。
那么，《藏族文化发展史》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作者是怎样的一位藏族文化精英？其研究及创作历程如何？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前不久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丹珠昂奔。
记者：听说你最近出版了长达120万字的学术著作《藏族文化发展史》，请介绍一下这部书的主要内容。
丹珠昂奔：这部书大致由五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探讨了藏族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理论与方法，藏族文化的分类与基本特征、精华与糟粕、资料对象和研究藏族文化史的重要意义等。
第二部分，即第一编：史前文化时期，共11章。主要阐释了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涉及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高原先民，藏族史前时期的婚姻、原始信仰、口头文学、艺术，并重点探讨了藏民族的形成，与羌等民族的关系等。
第三部分，即第二编：苯教文化时期，共3章。主要阐释了苯教文化的产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历史及其这一时期藏族文化的风格特征，藏人早期哲学观念和共同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原因等。
第四部分，即第三编：藏传佛教文化时期，共6章。主要阐释了佛教传入藏土后，逐步形成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藏传佛教文化，这一文化的初萌、发展、兴盛，逐步衰落的历史轨迹，及其在社会制度、文学艺术、民间风俗等文化形态方面的主要特征和取得的辉煌文化成就。
第五部分，即第四编：藏族社会主义新文化时期，共4章。主要阐释了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的缘起、发展和基本形态的形成，对藏族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发展趋势。
这五个部分共同构成藏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以及各个历史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及特点等。
记者：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丹珠昂奔：这部文化史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思考。比如传统的藏族历史、佛教史、政治史等，基本上将藏人的历史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苯教时期，一块是佛教时期，而又往往只重视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后的历史，即藏传佛教历史。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我依据自己的科研心得和多年的学术积累，重新勾画了这一历史，即将藏族的文化历史划分为四大时期：史前文化时期、苯教文化时期、藏传佛教文化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时期。史前文化时期和藏族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完全按照我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多年搜集的文化史资料构建的。其中的一些观点，我想对喜欢文化研究的同志和进行藏学其它学科研究的同志会有一定的启发和裨补。作为一项藏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它可能会有利于藏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同时，这部书始终坚持了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始终坚持了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主题。
记者：在你这部著作出版以前，国内外藏学界可曾出版过这类书籍？
丹珠昂奔：据我所知是这样：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书出版。在国外，西方有斯奈格洛夫（Ｄ.Ｓnellgrrve）和理查德松（Ｈ.Ｒichardson）出版过一本《西藏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1985,Boston
& London），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图片，此书所及主要是藏传佛教时期的社会、艺术等，基本立场是反共反华的。
记者：这部著作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第一部系统的藏族文化史？
丹珠昂奔：本书面世后，许多同志也在这样提。我想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藏族文化发展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描述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中国的学者第一次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框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波澜壮阔、博大精深、风格独特的藏族文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形成、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形态特征。
记者：你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创作过程吗？
丹珠昂奔：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藏族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研究方面出了一些学术成果，主要著作有《藏族神灵论》(1990)、《佛教与藏族文学》(1988)、《藏族传统文化辞典》（主编之一）(1993)、《藏族文化散论》(1993)、《藏文化》（合著，1997）、《藏族文化志》(1998)、《历辈达赖喇嘛、历辈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主编，1998）等。还发表了《论活佛》、《藏族古代伦理思想初探》、《藏族文化圈与格萨尔王传》等近百篇论文。对藏族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比如主持编撰《藏族传统文化辞典》（主编之一，1994年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藏族大辞典》（主编之一，将出）等书，对我全面熟悉藏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我用力最多的是藏族文化史。可以说，我从事藏族文化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专门进行藏族文化史、志的研究是在90年代。《藏族文化发展史》前后整整写了10年。这本书写的好坏姑且不说，写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原因是从80年代末准备《藏族文化发展史》的资料开始，至90年代初动手写作，由于我工作的变动，对科研产生了影响。1990年，我担任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到1993年元月我又担任中国第一个藏学系的首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此后工作越来越忙，责任越来越重。有时候为了履行好自己的职务不得不放下手头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担任藏学系主任的头三年中，我几乎扔掉专业，一心一意搞管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专业对自己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只在一人，而一个系，要涉及数十位教师的生活、工作，百余名学生的学习、进步和他们终身的幸福。1995年我担任学校领导职务，直到1999年调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工作，这期间一直承担着民族大学藏学系和藏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及教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因此，搞科研的时间基本上是在节假日和晚上，尝尽了“双肩挑”干部的辛苦。
记者：听说你已经培养了几届藏族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对此你有何感受？
丹珠昂奔：在教学方面，我比较满意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藏学系成立伊始，对藏学学科的课程设置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为了设置好课程，我将甘、青、川、滇、藏五大藏区可以收集到的中小学和大专、本科的课本都收齐了，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分析研究，并积极争取设立了藏学专业和藏学的硕士学位点。二是建立了藏学学科《藏族文化史》专业方向及其课程系统，并进行了数届硕士生的培养实践。在此期间我讲授了《文化学通论》、《藏学概论》、《藏族文化史》、《藏学典籍》诸课。由于繁忙的工作，教课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我乐此不疲，尽心尽力。给藏学这个我十分热爱的学科开拓了“藏族文化史”这个专业方向，也算是我对这个专业所献出的一份心力。
记者：早就听说你是全国藏学界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当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评定副教授、教授职称时，都是破格晋升的，请谈谈你的主要学术经历。
丹珠昂奔：我的学术经历大致如此：1977全国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读书，由于我上大学前，我有五年教学工作的经历，上大学后不久便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年底毕业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藏学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1986年晋升为讲师，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前不久，我又被批准评聘为博士生导师。
“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说我真正坐过十年的“冷板凳”，从1982年元月到1990年12月，整整九年时间，我是在全身心地亡命地搞研究工作。为什么说是在亡命地搞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为了珍惜时间，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我几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觉，两眼一睁，便是读书、学习、写作、思考问题。可以说，我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学习学科理论、收集研究资料、熟悉研究对象、探索研究方法，形成自身学术风格等）大多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由于我勤奋工作，党组织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1986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命名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被评为中央民族学院优秀教师。
1992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并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1993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百人工程”成员。1996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为北京市第五届青联委员，第六、七届青联常委，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1994年我兼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副院长，1997-1998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十四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学术兼职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安多研究》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文所《民族文学研究》编委，民族所《民族研究》编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职称评审委员，国家民委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记者：这部《藏族文化发展史》在藏族文化研究方面表现出了哪些特点？
丹珠昂奔：书已经出了，更多的评价要听读者的。粗粗想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了藏族文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比如在“导论”中我对藏族文化的分类、分期、对象、任务、方法、资料等进行了探索，提出自己的观点。二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进行藏族文化及文化发展历史、形态等的分析论证。这一点是传统藏学的研究方法所不及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部书的写作也将十分困难。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民族观、宗教观来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说来容易，要做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三是借鉴、参考当代学术研究方法中的科学成果，充分研究了现有的藏学资料，充分利用了新型的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充分利用了国内外对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借鉴了藏学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立足于文化发展历史规律的揭示和解释，立足于为藏民族今天、明天的文化发展服务，立足于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这一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