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草地
去年7月，儿子巴顿放暑假，我们去河北丰宁县的坝上草原——大滩镇元山子东道自然村，住进一个旅游站的蒙古包。
丰宁满族自治县，紧挨过去的察哈尔蒙古八旗“四牧群”中的三大牧群，出产著名的“口马”、“口羊”、“口蘑”。我们所在的东道自然村，耕地稀薄，沙地牧场放任，西邻河北沽源，东接森吉图，往北，连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太仆寺旗、正蓝旗和多伦。而正蓝旗是蒙古语标准语言基地，元朝时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元朝迁都大都(北京)后，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改为陪都，每年夏季，元朝皇帝都要率领众臣僚来此避暑、处理政务。上都和大都并称两都，13世纪，这座名城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传播到世界各地。明代，此地属北元云需部万户游牧地。清乾隆元年，清廷于察哈尔左翼四旗置四旗直隶厅，43年改为丰宁县。以后丰宁划归卓索图盟，成为当时内蒙古地区六个盟制之一，民国以后丰宁分属热河省。建国后，1955年热河省建置被取消，所属丰宁等县市划归河北省。
巴顿熟悉西北部的内蒙古，每次乘火车去，他都兴奋。从低海拔的京城，盘旋进入中国北部山脉紧缩、沟壑纵深的断块山地，海拔1000米到1500米高处。而姥姥家，是在蒙古高原上，隶属察哈尔右翼旗部，位于海拔2400至2500米处，山势相对和缓，间有望不到边涯的草场、荒野。在那里，开垦的农田，要么沉闷于风雪，要么奄息于风沙，村庄与村庄之间，非常遥远，被戈壁草原隔离在寂寥的北方。巴顿想在那里上学，我没同意，做母亲的不能放弃抚养孩子的义务，他就说上完学他要到这儿当一名体育教师。但愿他的想法能够持久，他在北京住地踢球，“撩了一下脚”——他这么解释，就把邻居的玻璃踢碎了，有两次玩儿得高兴和小朋友喝叫出声，被占地建房的一家公司的领导抓住揍了一个耳光。我怀疑，有一天，他忘记了在北京踢球的遭遇，还会不会想去内蒙古当一名心灵自由的体育教师。
这是巴顿第一次坐长途汽车，不去姥姥家那边的草原，而去另一片草原。这片草原也坐落在那么多高山上，他感到惊奇。他说，原来所有的草原都是在高山上，所有的草原都离太阳更近。
傍晚，我和巴顿出去骑马。这片低山丘陵草场，浦公英、黑麦草、羊草、散落的野蘑菇和杂类草，让我和巴顿像置身在察哈尔家乡的草甸子上。
草地里只有两个当地人，牵着两匹马，一马雄健，站着就想蹿，一马低矮，蒙头吃草。巴顿提出他骑大马，他7岁在内蒙古学会骑马，嫌小马跑不快。小马的主人刘亚飞是借马来让客人骑的。半途原主人又送来一匹马，刘亚飞上马，和我并排骑。刘亚飞借马，所得20元费用归马主人(其中2元交税)，他另得小费10元。我上马前他即跟我讲定。我问到他的民族习俗，他说现在没什么忌讳、讲究了。看了电视剧《雍正王朝》，老辈人讲起过去的礼节，他们就听。
满天满地的乌鸦，在夕阳的残红里追逃，那些站在电线上、跟着电线荡漾两下的乌鸦交次啦啦地叫。我来坝上前一天，跟母亲通长途电话，她说腿疼，又不能下地走路了，坐在炕上看天上的乌鸦，乌鸦刚把旗里的广播线扯断，把母亲喂狗的食物也带走了，母亲给院子里那窝麻雀撒的米麻雀都没吃着。现在她下不去地，出不了院子，她在炕上等人来帮她给小鸟送粮食……我交了坐骑返回住地已是黄昏，微光照射，浅草疲惫地喘息。而乌鸦成队站在草地里吵嘴。刘亚飞说这是不吉利的东西，但猫头鹰更不吉利些，老乡从不伤害它们，怕惹出麻烦。他们到冬天打一种叫斑什么的鸟……是国家保护鸟类?他说管它保不保护呢，到城里去卖，一只可卖到二十几元。还有山兔，冬天多，夏天也多，但夏天的兔有青草味，不好吃，老乡一般不打，到冬天下套子。当然不能伤到马。还有狐狸，现在人们不太打狐狸了。但是打山羊。这里没有黄羊，他们打黄羊要到北面百多里外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域打，那里不让打野生黄羊，这边的人悄悄过去偷猎。那边的蒙古人若是碰到，就把人放倒……我一时语塞。我曾经早出晚归，拍摄纪念抗战的纪录片，拍摄活佛转世的纪录片，但没做过一部牧人和偷猎者之间痛苦交战的纪录片。家乡的野生动物几近绝迹，广袤的草场日暮途穷，悲惨世事时有见闻，已有多年内心不得安宁。
蒙古人对偷猎和破坏草场者无可奈何，叹息了多年，但近年，每次回家，我都听到发生在家乡的关涉草场的命案，以暴易暴，极尽惨烈。在日益退化的草场上，牧人白天射杀偷猎者，夜晚打伤打死耧地毛(发菜)的农民。除附近农民外，很多偷惊者是宁夏的农民，他们成群结队潜入，将内蒙古的地毛大规模运输宁夏，精装成品，上印“宁夏特产”向全国出售。昔日繁茂的草场，就这样被人为地毁灭了，沙石漫天，牛羊倒毙。悲苦的牧民拿起了猎枪。案发后，警方去现场走一趟，草草询问一番走人了事。死者扔弃荒野，任狼和秃鹰分解。一个人自生，就此自灭了。一个家走出去一个人，这个人再没有回来。一个村庄二三十人结伙出发去草地做发财的梦，白天像人，黑夜似鬼，回村时同伴已经不再……我曾经问过内蒙古地域一个耧地毛的青年农民的妻子，她对我说，她丈夫“一走10多天，哪有吃的带呢，一天顶多吃一个窝头，有水喝一口，没水就干着，睡在挖的地窖里。回来算事，回不来……能怎么呢。”她在地里锄草，顺带了望那些出动的男人们的身影。“没钱交税，孩子们也没钱给学校。”牧民与草依稀生长，对草场从无暴殄暴利之心，如对自己的心脏。她说这些她知道。“咱们的铁耙子真把人家的草败倒了，铁耙子下去，草就连根拔出来。”她丈夫跟村里的男人们冒险在深夜耙耧草地，所有耧到的乱草都塞进编织袋，等逃出牧民的领地，再细细挑捡，浸泡，梳理，耧20多亩草地得一斤地毛，有人走村串户收购地毛，卖到南方一斤得二三百元。她说她只能挣个小头。我说你丈夫会不会再去?她吭哧了一会儿，说要是没办法死也得去呢。
刘亚飞说这些他们这儿也有人干。
刘亚飞家兄妹四人，他为大，他有两匹马，靠租马乘骑一年可收入两到三千元。他们村满族为多，汉、蒙古族也有，都会种地。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深草地——我相信，跟我家乡一百年前一样，是风吹草才能低下那种景气。他们的地盘在河北是第二大。他笑着说，他们迁移到此地时，这里更大。快有一百年了吧，他们在关里受欺负。我推算正是清朝皇帝虎落平川、下岗歇菜的时候，他们满族万马齐喑。
分手时我给他20元小费，他很高兴，说明天8点他等我。
第二天，我和巴顿按时出了木栅栏。有农民走上前来让“骑马”，我们说不行。栅栏前面都是马，都是当地人，还有拴马的一米半高的木桩，我们从他们身边穿过，没有刘亚飞。终于见到借给刘亚飞马的老乡，他一指西北方，说刘亚飞的马在那儿，有人骑。那是一片看不见马和人的草坡地。我和巴顿一面等待，一面在草地里晃悠着捡了几个小蘑菇。巴顿问：“我们必须等那位刘叔叔和他的马吗?”我说，头天说好了，不能不守信约。我们踩着露水走到草场深处，希望碰到刘亚飞和他的马。直到中午，才见他在木栅栏前的集中地跟抽税的人高声交涉。
周末，旅游站举行篝火晚会。百里之外的内蒙古正蓝旗乌兰牧骑的散兵游勇赶过来包场演出，一场晚会，一个队员挣100元左右，而旗乌兰牧骑日下已经开不出他们二三百元的工资。这群特古斯(时为正蓝旗旗委宣传部长，我的朋友)的兵，唱《青藏高原》，嗓音条件实比李娜天然，颤音悠远，但姑娘把歌当“歌”唱，从心里截止、驳离了自己的声音，没有激情，只是一味颤动嗓音，歌曲的内容与声音的内容间隙、消闲。这是我从西部到东部内蒙古都能听到的年轻人的没落声息。听着驳离了激情的歌声，真像一只长鞭抽打身心，疼痛、羞惭难耐。
我抽烟，然后去跳闷舞，又坐下来喝了一些啤酒。见巴顿正和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沙土地里、在空旷的乐音里，欢歌笑语。跟孩子在一起，在我是很幸福的事，现在我一个人在那里悲伤。
是因为回到了草地?多年离家在外，现在这些草场，这些原来北方各少数民族，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割据活动的地区，真实地铺展在眼前。这片经年流渗鲜血的土地，被一盏高高悬挂的电灯叠映出一些花样，忽忽然然闪动，让人哀痛。默饮了一些酒，感觉稍好一点。可这时，千年古话真就黯然成阴了……许多真实确实已经消失，真实的幸福，真实的悲苦，真实的拥抱，真实的哀悼……还有真实的爱恨恩仇。一种真实去逝，另一种真实还生，好比真实的绿色牧场几十年间一下子消退，冷酷的黄沙走石漫天遍野。
人活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干燥、残忍的事呢。
突然想到忽必烈和其兄弟之间的征战。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对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嗜好很深，身为亲王时，多次奉兄长蒙哥大帝之命南征，每胜必使新征地的新臣民归心于他，1256年，他命人在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冈营建宫城，3年后建成，命名为开平府，就是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此地离我们所在旅游站仅百公里之遥。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被推举为蒙古合汗，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几乎是同时在西部大汗都城哈刺和林被支持者推举为合汗，于是兄弟俩人多次兵刃相向。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第二年，即1264年，大败的阿里不哥和他的同党诸王来向他的兄长忽必烈投降。兄弟二人在御帐里相隔阒望，潸然垂泪……不幸，元朝末了仍败于蒙古后人间不休的争夺战。生灵从此荒芜。
有一句蒙古谚语翻成汉语是：覆灭的火焰自燃。
草地连起的城廓，像人的耳朵。它能完成什么呢?只为让人躲在那里?亲人正在那里，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听不见我。我的忧郁，在这轰鸣着幸福的时刻那么多充盈到我的心里。我的心境是那个草地的城廓所不能窥见的。
人与人是不是有一种渠道可以连接，像草地?草地有生命，和人一样，但也和人一样，颓萎，没落，虽有犹无。谁愿意注意它，倾听它呢?需要草地的人，都是顽冥之人，无力地依附于草地，想请草地倾听他、帮助他，而非他倾听草地、帮助草地。人不顾及草地，草地的秘密就如人自己的秘密一样，随同季节一起生长、泯灭。
我在这里，等待一个声音。而我母亲正在察哈尔西部草原，等待一个人来帮她给院子里的麻雀送一点粮食。(责编：李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