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特邀代表中的藏族老红军天宝
举世瞩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
在众多的代表当中，有一位特殊身份的特邀代表，他就是藏族老红军桑吉悦喜。他还有一个汉族名字，叫天宝。
从八大到十六大，他是连续参加过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老党员。从八大到十四大，是正式代表；十五大是列席代表；十六大是特邀代表；
毛主席给他取名字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在定边县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不久，在中央党校专门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民族班有20几位学员，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彝族、藏族、羌族同志，还有少数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蒙古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一些同志。
1937年，党校从定边县迁到延安，党校的规模扩大了，人数增加了。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组成少数民族干部班，编制序列为中央党校第七班。桑吉悦希继续担任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及学校党总支委员。
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学校的日常工作由董必武和成仿吾等领导负责。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央党校的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对他们这批少数民族干部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经常来党校讲课，此外还有董必武、成仿吾、李维汉、乌兰夫等领导同志。每周至少有一位中央领导来做报告。少数民族班的大多数同志文化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给他们辅导。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讲完课，学员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桑吉悦希带领全班学员，也站立在门口。他们班来的人最多，队伍最整齐。毛主席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学员，也显得很高兴，亲切地询问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还一个个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什么民族？什么时候参加红军？打过几次仗？当问到桑吉悦希时，学校领导向毛主席介绍,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嘛！说得桑吉悦希有些不好意思。看到桑吉悦希的窘态，毛主席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桑吉悦希回答之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桑吉悦希回答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桑吉悦希解释说，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主席点了点头，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毛主席抬起他那巨大的手，向着少数民族班的全体学员招了招手，收起笑容，严肃地说：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毛主席指着桑吉悦希和扎喜旺徐等藏族学员说：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这一天，毛主席的兴致显得很好，想了想，对桑吉悦希说：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说：“好！好！”
就这样，“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传开了，后来在延安也传开了，很多人反而不知道“桑吉悦希”这个名字。
跟随红军长征
天宝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党坝乡人，1917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苦，又缺少劳力，他们家只有她母亲一个孩子。外公和外婆不愿让他们惟一的一个女儿嫁出去，想找个上门女婿，但因家境贫穷，没有人愿意上门，后来找了一个女婿，是结过婚的，带着一个女儿上门，这便是天宝的姐姐。
天宝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长期流落异乡，以乞讨为生；二弟弟被人贩子拐卖到牧区为奴。两个弟弟后来都没有下落。每当说起两个弟弟悲惨的命运，天宝总是黯然伤神，十分痛心。令天宝感到欣慰的是，姐姐一直活到改革开放之后，从未上过学，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天宝对姐姐十分尊重和关心。
按照当地藏族的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有三个，要送两个。天宝家有三个男孩，他又是老大，当小喇嘛的义务自然就落到天宝身上。
天宝18岁那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革命性的变化。
1935年春天，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来到川西大草原，来到他的故乡。天宝与许多贫苦出身的农牧民青年一起，参加了红军。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队伍中的第一批藏族战士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党和红军十分重视在藏族地区撒播革命火种，建立民族自治政权。1935年底，在天宝的家乡绥靖崇化地区，即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一带，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当时通称“番人革命政府”。“格勒得沙”是嘉绒方言，就是藏族人民政府的意思。这是党和红军在藏族地区建立的最早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权。同时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金川省委领导下的一级地方组织，该党的章程规定：“本党是由番民（即藏民）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承认本党党章，能为本党党纲坚决奋斗，不顾一切牺牲的分子所组成。”
天宝有幸参加党和红军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先后担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格勒得沙革命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长、革命青年团中央工作部部长等职。
天宝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那时我们的热情高涨，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服和东西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很贵重的东西，也不管好坏，价值多少，拿着什么，就分什么。穷人们分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天宝说，先到我们家乡的，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做法是照搬照抄内地的一套，“打土豪、分田地”，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张国焘的做法有点“左”，只讲“革命”，讲“斗争”，不太讲民族政策，与一方面军的做法有点不一样，他们稳一些。后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革命的队伍壮大了，全军上下精神振奋。党中央做出“北上抗日”的决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响应。革命形势非常之好。党中央还在我们的家乡召开了著名的懋功会议和若尔盖会议。
不久，毛主席带领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经甘南到达陕北。四方面军留在川西，准备南下。还在大金成立了“博巴苏维埃政府”，张国焘任主席，我做青年团的工作。
后来二方面军也从云南迪庆到草原，与四方面军会合。那时才听说，毛主席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一意孤行，坚持南下，开始打了几个胜仗，占领天全、芦山等地，打到雅安，就打不动了。四川军阀们暂时缓和了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打红军。蒋介石也派中央军来支援，红军顶不住，只好退回去，第三次过草地。
天宝说，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比第一、二次要艰苦得多。第一、二次，在半农半牧区，还有点吃的。第三次，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人烟稀少，泥泞难行。因为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知道准备粮食的重要性。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出发前我们到处去找，你知道，我们草地本来就穷，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差不多吃光了。
但是，藏族同胞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支援红军。一些寺院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了，连我们那座小寺院，也找出几百斤青稞，支援红军。没有粮食就支援牛羊，肉可以吃，皮子拿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还可做皮鞋。过草地，草鞋根本用不上。藏族人民为了帮助红军过草地，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路上，不但要走路，要打仗，还要学习，要认字。走路也要学。我的步枪和背包上写着汉字，后面的人看着学，我学前面的。会念，会写，记住了，又换一个字。休息时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受批评。
我这一点汉文，就是在行军途中，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
不但学认字，还要学唱歌。唱歌也是学习，讲红军的政策，一路歌声，一路宣传，鼓舞斗志。同志们知道我是藏族，就要我唱藏族民歌。我是喇嘛出身，唱不好，但大着胆子，高声唱，鼓舞士气呗，也不参加评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斗志很重要。
为了北上抗日的需要，天宝所在的红军部队奉命集中大金、卓克基、党坝、卓斯甲、索磨等地的格勒得沙革命军和少先队，组成又一支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番族人民自卫军”，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他们随主力部队再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这支特殊的部队担负着特殊的任务，时而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又担负护送伤病员、收容掉队或迷路的战士的任务。有时还要去找粮食，找牛羊。在草地，那时粮食比金子还贵，主要是找牛羊。天宝还遵照上级指示，挑选政治思想比较强、身体健壮、懂一点汉话的藏族战士给各路红军当翻译，做向导，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欢迎。
红军到达甘肃省岷州时，上级撤销了番族人民军的建制，编入其他部队，继续北上。
1936年，红四方面军历经艰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危害，终于到达陕北，三路红军胜利会师。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都曾到达藏族地区，从初次进入藏区，到最后离开，整整历时一年。在这期间，红军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以自己模范的行动，在金沙江以东的广大藏区，撒播革命的种子。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长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从中央党校民族班到延安民族学院
红军到陕北后，尚未站稳脚跟，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战事频繁，中央亟需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尽管如此，为了中国革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为了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人民早日得到翻身解放，在刚刚创办的中央党校，专门办了一个少数民族班。
在中央党校一年多的学习期间，天宝的思想政治觉悟、理论水平、汉语文知识，都有明显提高。1938年结业后，被派往新疆西路军新兵营担任学生队队长。
1941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延安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长。学院的日常工作，由乌兰夫主持。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也是我国多民族的国家里，创办的第一所民族学院。充分体现了党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天宝又从新疆调回延安，到民族学院深造。自那时起，他就一直在乌兰夫领导下，从事民族工作。在民族学院，天宝和他的同学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课和文化课，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时事政治。文化课包括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和自然常识。
乌兰夫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系统地研究过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乌兰夫亲自给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针。他还给大家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李大钊、多松年、李裕智、马骏等革命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事迹，号召学员们向先烈学习。使天宝深受教育。
天宝和他的战友们是幸运的。从长征到延安，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他们亲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探索阶段、初创时期，到不断形成、完善、丰富和发展的全过程。而延安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1941年，天宝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烧木炭，挖窑洞，增长了知识，经受了锻炼。
他们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活泼开朗，唱歌、跳舞，他们还自编自演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这位喇嘛出身、又缺乏文艺天赋的战士，虽然不擅长歌舞，但在这种热烈的气氛感染下，也成为一个积极分子，从藏族舞蹈到陕北秧歌，他什么都跳；从草原牧歌到革命歌曲，他什么都唱。天宝特别喜欢《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延安颂》。现在虽已年过八十，有时兴起，还会与青年们一起高歌一曲。
民族学院是一个团结、和睦、友爱的民族大家庭。各族学员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延安精神、民院生活，使天宝终生难忘。
当时，在外界看来，延安不过是黄土高原上一块弹丸之地，地脊民贫，又被国民党四面包围。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不但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在规划新中国未来壮丽的蓝图。对天宝等人的保护、关怀和培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长征结束不久，就爆发了全面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纷纷走向抗日前线。天宝和他的战友们也想上前线，杀敌报国。但是，党没有让他们上前线，一个也没有去，全部留在延安学习。抗战八年，他们几乎在延安学习了八年，他们受到特殊的关怀和照顾。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没有让他们上前线。当国民党胡宗南向延安大举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时，首先就把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输送到内蒙古草原深处，交给乌兰夫，一方面分配适当工作，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他们。
当时有一种说法，延安有两个保育院。一个是专门收养、教育革命烈士子弟和上了前线的领导人的孩子的，对于这个保育院，大家都十分熟悉，媒体做了广泛宣传，以此为题材的电影、电视片也不少。对于另一个“保育院”，人们并不太熟悉，这就是延安民族学院。这里的学员们像孩子般受到爱护和保护。党认为，经过长征留下来的这批少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骨干里的骨干。抗日前线需要人，需要大批英雄战士，但前线不缺少这几十个战士。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这批少数民族干部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这种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当时，天宝并不能深刻理解党的这种战略思想。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务就是上前线，打日本，在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不愿留在后方，像保育院的孩子，受人照顾。他知道组织上决定，少数民族战士一个也不能上前线，有一天，他去找领导，要求上前线。那位领导反问天宝，你不是知道吗？少数民族战士当前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上前线。
天宝争辩说：我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我可以上前线。那位领导问他：“汉族？你说说，是什么地方人？”
天宝一时语塞，随口说：“我是通南巴县人。”因为他常听四方面军的人说他们是从“通南巴来的”，就想做他们的“老乡”。那位领导显得又生气，又好笑，说：“通南巴！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是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简称，那是革命根据地。你以为你是佛爷，有化身，能够同时在几个地方诞生？”那位领导指着天宝的鼻子说：“连撒谎都不会撒，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让你上前线，老老实实给我在延安学习。连通南巴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以后新中国成立了，你怎么领导藏族人民建设新草地！”
这件事给天宝的教育很深。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每当谈起这件事时，天宝依然感慨不已，既显得自己当时天真、幼稚，更感受到党对他们这批红军战士给予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寄予多么大的期望！
对于天宝他们未来的作用，连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看得也很清楚，他在访问天宝和扎喜旺徐等学员后，对他们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们是“革命先驱”。
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1949年夏天，天宝已从内蒙古回到延安。8月底的一天，领导上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赶紧到北京，去找李维汉。他问到北京干什么，具体任务是什么？那位领导人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上级的指示。还说：延安有十几个内蒙古青年团的干部，他们也要到北京去，你负责带他们一起走。
那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情况变化也大，天宝除了那封信，身上也没有钱，就带着十几个人离开了延安。他心想，革命胜利了，整个天下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到哪里都能吃上饭。他们见什么车，就上什么车，一路风尘仆仆。
天宝是第一次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原以为拿着介绍信，很快就能找到李维汉。谁知北京比延安大得多，问警察，问解放军，问行人，都说不知道。天宝心想，李维汉是我们民族学院院长，中央城工部部长，是一位大首长，在延安，谁不知道？可到了北京，谁也不认识他。中央到西柏坡之后，城工部改称为统战部，天宝也不知道，还到处打听城工部在哪里？这样在大北京转了两天，饱一顿，饿一顿，连个住处也没有。后来见到一个熟人，是延安中央警卫团的炊事员，彼此都面熟，但叫不上名字。他见天宝穿得又脏又破，满脸污垢，既关心，又多少带一点疑心，把天宝带到一个营房，问他怎么到的北京，天宝如实相告。那位同志虽然只是个炊事员，但是位老同志，有政治经验，他告诉天宝：北京虽然解放了，但情况还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残渣余孽、潜伏特务很多，你满大街找李维汉，有的人可能不认识，认识也不能告诉你，李维汉是中央领导，出了问题，谁担当得起。看你那个样子，人家还会以为你是个逃兵。天宝笑了一下，心想：长征路上我没有跑，胡宗南打到延安我没有跑，现在我们胜利了，我跑什么？往哪里跑？警惕性也太高了。
那位炊事员给他弄了点饭菜，让他吃，把他的介绍信拿去，说：吃了饭，就在我这里休息，不要乱跑，我给你联系一下去。
不久，那位同志回来，说：刚好有几位从前线来的，也在我们这里，首长说先送你们到办公厅，请他们统一安排吧。
后来天宝才知道，他住的那个地方，是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一个临时招待所，专门接待从前线回来的领导人。他们一共有七八个人，招待所派了两辆吉普车。天宝上了车，也不认识其他同志，他们可能看着这位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样子，不知是何许人士，或许可能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或难题，也不答理他。一路无话，吉普车在胡同里、大街上转了几个弯，就到了。一下车，便有人接待，向他们行军礼，一声一个“首长”，完全是另一种风光。天宝这才明白，他们到了中南海，这里是毛主席、党中央住的地方。与延安的窑洞，迥然不同。自从胡宗南打延安，毛主席留在陕北，他们跟着乌兰夫到内蒙，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他还真是十分想念毛主席！
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那时都是解放军，把他们几个带进一间大房子，可能就是“客厅”吧，在延安和蒙古草原都没有。工作人员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说：请首长们稍候一回儿，先用茶。
不久，有几位领导来了，为首的竟然是周恩来。天宝大喜过望，“腾”地一下站起来，向周副主席敬礼。其他人也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周副主席敬礼，问候！
周恩来与前面的几位同志握手，简短地交谈几句，走到天宝面前时，指着天宝，第一句就说：你怎么成了这么个狼狈相！天宝说不出话来，双手紧紧握着周副主席的手，很长时间不愿放开。
新中国即将成立，周恩来真是千头万绪，日理万机，说话的节奏都与过去不一样。忙归忙，但天宝看得出来，周副主席情绪很好，精力充沛，神采飞扬，一脸的喜气，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周恩来简短地说：新政协就要召开，新中国即将成立，你们几位有的将出席政协会议，有的将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参加国庆观礼。具体的事，由办公厅的同志安排。
周恩来对天宝说：组织上决定让你作为藏族同胞的代表，参加新政协，以后你就是我国藏族的第一位政协委员啦！维汉同志这几天正在接待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忙得很，请办公厅与统战部联系，格平同志在那里，先安顿下来。
周恩来又说：你也应该穿得整洁一点，我们的委员同志。
天宝不好意思地说：我就只有这身衣服。
两天后，周恩来派人专门给天宝送了一套毛呢制服，一双皮鞋。而且正合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毛呢制服，又高兴，更激动，永远也忘不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
又过了两天，办公厅送天宝到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刘格平接见了他。一落坐，李维汉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决定，我和乌兰夫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政协。格平同志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他是民族组的负责人。你是藏族的代表。
说到这里，李维汉停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但是，我国的藏族地区还没有解放。党中央，主席、少奇、恩来和总司令，对西藏和全国藏区的问题十分关心。你作为藏族的代表，负有重要责任。李维汉又说：民族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问题的部分。在延安时，你们就学过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现在就要实际运用。看你们学得好不好，及不及格。你们要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共同纲领》一旦经全体代表通过，就将起到代宪法的作用，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遵守。所以，你们是担负着一件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
李维汉说完，有别的事就走了。刘格平对有关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最后给了他一份《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草案，让他认真看一看，并提出修改意见。
1949年9月2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单一制的人民共和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并将它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经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国家制度的转变，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有了宪法的依据和保障，并得以在全国普遍推行。
在这次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做大会发言的，有三位少数民族代表。第一位是乌兰夫，他说：“《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内部各民族的地位和民族关系，是建立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使新中国“真正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第二位是刘格平，他在发言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我们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真正平等地和与会的其他代表先生们共同商讨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格平同志满怀激情地说：“已经明确地规定在《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各少数民族人民几百年以来，流血奋斗所争取的目标，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是百分之百地同意和拥护它，眼看着我们各个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国人民的光明幸福前途，我们有说不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天宝是第三个发言的委员。他的发言包括两个内容。第一，表示完全拥护《共同纲领》，欢呼新中国的诞生；第二，当时，新中国虽然成立，但是，我国藏族地区还没有解放，他当着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着全体政协委员，发出强烈呼吁，希望解放军迅速进军大西南和大西北，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解放苦难深重的藏族人民，使广大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族同胞一起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做新中国的主人，做新西藏的主人。
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全体代表的热烈鼓掌和积极响应。天宝始终说这不是因为我讲得好，不是对我个人发言的肯定，而是生动地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10月1日上午，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天宝和其他各民族代表一起幸福地到观礼台上，亲自见证了这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他亲眼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升起，迎风飘扬。
刘伯承对天宝说：“我们回家去！”
新中国成立后，金秋10月的一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老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来自各地区、各野战军、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条战线的代表人物和英雄模范。天宝也应邀参加，在民族席就座。忽然，他看见刘、邓首长，赶紧走过去敬礼、问好。
刘伯承显得也很高兴，说：“天宝，我们回家去！”
天宝知道伯承说的是什么意思，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发出“向大西南进军”的命令。他当然很愿意参加大西南进军。说：“我的关系还在延安。”
邓小平说：“那好办，打个电报就行了嘛！”
天宝说：“我的东西还在延安。”
邓小平挥了挥手：“不要罗！不要罗！新中国成立了，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还要那一点东西干啥子。我给你发新的。”
天宝高兴地说：“那我跟你们走。”
刘伯承说：“你给维汉同志讲一下，我们要带你走，问他同意不同意。”
那一天，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都来了，天宝立即回去向他们汇报。李维汉说：我们也打算让你到西南去。新中国成立了，但是我国的藏族地区都还没有解放，党中央、主席、总理都很关心。不过有个新情况，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一个藏族学员训练班，这是总理亲自定的，总理还要发表重要讲话。我们的意见是先让你参加训练班，然后带一批人到西南。
天宝又过去，向刘、邓首长汇报。刘伯承说：“那好，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人。感谢维汉同志，感谢统战部。”
邓小平说：“那我们就先走啦！党中央、毛主席下了命令，蒋介石在那里大破坏、大屠杀，耽误一天，就要造成很大的损失。”
天宝后来回忆说，就这样，在招待会上决定了他的工作，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但是，形势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1950年元旦，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统揽全局，高瞻远瞩，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并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
1月18日，西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西南局提出：“以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等7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
1月24日，中央复电同意此名单。
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统战部决定组织西藏工作团，协助18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并任命天宝为西藏工作团团长。这时重庆已经解放，天宝立即赶到重庆，向刘、邓首长报到。
邓小平说：“这里给你安排了工作，但你不要留在重庆，赶紧到乐山找张国华，请他给你分配任务。”邓小平又说：“其他的事，去找李觉，他会告诉你。”
小平同志说“这里给你安排了工作”，是指让天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主任是王维舟。王维舟是川陕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战功累累的老红军将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不久又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
1950年3月7日，18军在乐山举行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
18军党委指示天宝率西藏工作团与先遣支队一同前行，指示天宝与李觉、王其梅共同负责先遣队的工作，为大军进藏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建立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
1950年10月，在昌都战役之前，根据西南局刘、邓首长的指示，立即调天宝回康定，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
在这之前，以苗逢澍为书记的中共康定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也到西康，贯彻实施《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协助和指导在西南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8军正在进军途中，与四川、西康两省有着密切联系，张国华、天宝等人也曾参加这些地区的剿匪、肃特和建党建政工作。因此，天宝对西康省的情况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很熟悉。格平同志又是他的老领导。他一回到康定，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
1950年11月17日至24日，在康定召开西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3人，其中藏族182人，占代表总数的66.67%；汉族74人，占27.11%；彝族12人，占4.4%；回族5人，占1.83%。代表中有妇女13人。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广泛的代表性。
会议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选举产生了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天宝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原西康省是刘文辉通电起义后，宣布和平解放的。解放军第26军186师于1950年3月24日进驻康定，到11月24日宣布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仅仅只有8个月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西康省是除西藏而外整个大陆解放最晚的省份，却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1952年12月，四川藏族自治区在马尔康成立，这里是天宝的家乡。天宝又当选为自治区主席。他成为我国惟一一位同时担任两个自治区主席的领导人。
1955年3月2日至6日，在康定召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天宝当选为第一任州长。
1955年7月18日，国务院第15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西康省，将其所辖市、县、自治州划归四川省。10月1日，正式撤销西康省建制。同日，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改称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因康定发生地震，地域也较为狭窄，拟将州府所在地迁往甘孜县，但因故未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名称沿用至今。天宝继续担任州长。
与此同时，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亦改称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天宝依然当选为州长。
毛主席对与会人员说：“咱们跟天宝走！”
在四川境内，即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过着悲惨的生活。彻底改革这种落后的、野蛮的、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解放广大劳动人民，是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党和人民政府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适应历史潮流，领导各族人民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使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和发展。
但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全国范围的“左”的思潮的影响，加之对藏族、彝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情况了解不多，研究不够，准备不够，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1956年7月中旬，李维汉邀请四川省委领导人来京，共同商讨如何更好地解决四川藏、彝地区在平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邀请西藏、青海、云南的有关领导参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从1956年7月7日开始，到19日结束，一共开了十八次，习惯上称为“十八次会议”。
7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听取参加座谈会同志的汇报，讨论四川藏彝地区平叛、改革中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委员都出席了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李维汉的汇报，采取边谈边议的形式。毛泽东以插话形式，做了重要指示。
在改革时，是否没收藏区寺庙的耕地问题有不同意见，双方分歧严重，争论激烈，长期统一不起来。当李维汉谈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问天宝的意见，天宝主张寺庙所有的耕地等财产暂时不动。毛主席说：“好，咱们跟着天宝走，寺庙的耕地不动。”
这时，毛主席转过身对四川省委的一位同志说：“我教你一个好办法，你们在藏族地区办什么事，都要征求天宝同志的意见。天宝点头，你就干，天宝不点头，就不要干”。
后来天宝解释说：毛主席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与当地的干部群众商量办事，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一个有没有群众观点的问题。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商量办事，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至于我个人，那微不足道，与我商量不商量，都无关紧要，主席不过是拿我做个比喻。但主席教导的这一根本原则和工作方法，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牢牢记住，坚决贯彻执行。
在谈到如何对待参叛的奴隶主和土司头人时，毛主席说：“当年诸葛亮西征，七擒孟获。抓了七次，放了七次。”他问瓦渣木基和张冲：“听说孟获还是你们的老乡，是有这么一说吗？”他们回答说是。刘格平补充说：“成都武侯祠与西南民族学院是对门，一些彝族同学说，诸葛亮曾经打过我们彝族，他们不看《三国演义》，个别同学还要去砸诸葛亮的塑像，后来被劝阻了。”毛泽东说：“你们做得对，我看像不要砸，书可以读。《三国演义》还是一部好书嘛！”毛泽东话锋一转：“我们是共产党，要比诸葛亮高明。他七擒七纵，我们来它个十擒十纵，百擒百纵。超过诸葛亮十倍、百倍。你们赞成不赞成？”大家都表示拥护。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派出以王维舟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到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协助和指导当地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刘格平为第一副团长，天宝等人为副团长。
天宝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四川藏、彝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克服和纠正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民主改革的方针和政策，为彻底埋藏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总理两次给天宝送衣服
到陕北以后，天宝就一直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教导。天宝对毛、刘、周、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充满崇敬之心和感激之情。
天宝从18岁参加红军，在他60多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他一生也受过很多磨难、委屈、误会、冤屈……但是，当他一想起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关怀，想起那些难忘的幸福时刻，一切磨难和冤屈都算不了什么。没有翻不了的山，没有过不了的河，没有跨不去的沟，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967年，那是一个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动乱岁月。天宝蒙冤受屈，被投进监狱。除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当时普遍流行的罪名，他还有更吓人的罪名：“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搞西藏独立”……。抄家时，造反派从他家里搜出一面旗子，硬说那是“西藏独立国的国旗”，是他“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的“铁证”。要他低头认罪。天宝解释说：那是1955年苏联和东欧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到西藏和西康参观访问时，一位外宾送给我的，说做个纪念。可能是波兰，或是民主德国的国旗，放在箱子里，十多年了，我也记不清了，但绝不是什么“西藏独立国的国旗，我从来也没有搞过什么‘西藏独立’，我一生都在为反对国家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奋斗。”
但是，无论天宝怎样辩白、解释、说明，都无济于事。大有冤沉大海、永无洗雪之日的样子。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此严重的罪名，若不是最高领导来讲话，一般人是很难说清楚的，更解决不了。正在这关键时刻，又是敬爱的周总理解救了天宝。当年3月，四川省的一部分领导到北京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总理一见他们当中没有天宝，立即问：“天宝怎么没有来？”
有人向总理汇报天宝的境遇，说他还在监狱。总理生气地说：“真是胡闹，天宝怎么会是‘分裂主义分子’？怎么会搞什么‘西藏独立’？”
会议结束，总理马上指示成都军区，立即到泸定监狱取人，把天宝送到北京。总理特别强调：“要绝对保证天宝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遵照总理的指示，成都军区立即派专机送天宝到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从南苑机场直接送到中南海，去见总理，连衣服也没有来得及换，也没有人管。几个月来，天宝多次遭受批斗，游街，又陷囹圄，历经磨难，衣服也被撕破。比当年第一次到北京见总理时，还要狼狈。总理关切地向天宝问了四川藏、彝地区的一些情况，对他说：你暂时就住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外面很乱。有时间可以学毛著，看看有关文件，也可以在院子里看看大字报。总理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出去。”
当时总理非常忙，有很多人等着接见，办公室的几部电话，铃声不断，有几位秘书、联络员模样的人，还站在办公桌周围，手里拿着文件什么的等着向总理请示汇报。天宝不敢打搅，把在监狱里，在成都，在飞机上，在从机场到中南海的路上，反复想过的、要向敬爱的总理倾诉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统统咽进肚子里，含着热泪，怀着激动的心情，举起手，向敬爱的总理行了一个红军战士的军礼，就告辞了。
卫戍区的同志把天宝安排在8341部队的一个营房，权当招待所。那里还有不少受到总理保护的各地区和中央机关的领导人。
第二天，卫戍区的同志给天宝送来一套崭新的军装，那位同志特别强调：“这是总理亲自要我们给您送来的。总理要我们告诉您，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出去。”
不久，天宝又穿着周总理给的新军装，走上新的领导岗位。
1967年初，中央决定将张国华从西藏调到四川，任命他为中共四川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党委书记。天宝被任命为省核心小组成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与17年前一样，又在张国华这位老红军、老首长的领导下，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1969年，根据总理的指示，调天宝去西藏，先后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藏军区第二政委、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等职。
周总理之所以要调天宝到西藏，一方面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方，需要天宝这样一位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当时四川的情况太复杂。总理知道天宝长期在甘孜、阿坝工作，缺乏在省上工作的经验，担心他应付不了复杂局面，而不自觉地陷入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便让他离开这是非之地。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局势的发展，完全证明总理预见的正确，决定的正确。再一次在政治上保护了天宝。
江泽民同志向天宝了解西藏情况
天宝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江泽民同志与天宝扳着手指在交谈，显得那么亲切、那么融洽，又那么认真。旁边有几位领导同志，也在很专注地听他们谈话。
天宝说：“江泽民同志向我了解西藏情况，我从我们藏族居住的地理环境开始谈起，‘上方阿里三围，中间卫藏四部，下方朵康六岗’。江泽民同志很感兴趣，扳着指头问我：‘阿里三围’，包括哪些地方？‘卫藏四部’是什么意思？‘朵康六岗’在哪里？问得很仔细。”
天宝满怀深情地说：“江泽民同志对西藏问题非常关心和重视。他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1990年7月，亲自到西藏考察。去西藏之前，在成都先找了我们一些老同志，了解情况。”
客厅里，还有一幅大照片：朱镕基总理面带微笑，紧紧拉着天宝的手。天宝说朱镕基同志对西藏的情况、对四川藏、彝地区的情况都非常关心，多次向他了解有关情况，并亲自到凉山和阿坝考察。胡锦涛同志曾经在西藏工作，锦涛同志去西藏之前专门找了天宝等一些老同志，向他们请教，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天宝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关心和重视西藏问题，当然啦，不仅仅是西藏，三代领导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都给予亲切的关怀，使我们深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们有责任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这样才能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国人民高兴。现在，天宝同志年事已高，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是，他时刻关心着四川省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工作，关心西部大开发这一宏伟事业。天宝特别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点。他作为一位老红军、一位老党员，不但关心藏族的事，也关心四川境内的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事情。1992年，凉山地区发生水灾，天宝亲自带队进行救灾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路况也不好，我们去就行，你在成都坐阵领导。但是，天宝说不行，彝族同胞遭受那样大的灾害，我不去怎么行？坚持带工作组到凉山帮助彝族同胞抢险救灾，重建家园。
今年10月，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建州5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省委书记周永康亲自率领四川省代表团，前往祝贺。凉山州的同志也特别邀请天宝前去参加50大庆。有的同志劝天宝同志，你身体不太好，这次就不要去了，发封信，或打个电报，表示祝贺。但是，天宝执意要去，说：凉山州50大庆，是凉山人民的盛大节日，是彝族同胞的盛大节日，同时也是我们藏族同胞和四川省各族同胞共同的节日，我一定要去祝贺。(责编：李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