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西部“入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我国加入了WTO，一直是一种国内政策的“改革开放”，如今成为对国际的承诺，步入全新的历史阶段。“入世”不止在经济方面，还会影响到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要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是谁主持办事呢?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和企业集团，主要还是要求政府或首先要求政府按国际通行的规则办事。我所以非常敬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惜付出“黑头发谈成白头发”的代价，争取跨进“世贸”门槛，这种非“入世”不可的努力，实际上表现了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入世”，杜绝了中国走回头路的任何可能，我国在改革的路上成了“过河卒子”，只能奋力向前。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像过去那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权力。政府行为不仅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还要受国际社会的约束。第三代领导人甘愿政府的权力再加一层制约，也要将中国领进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是一种多么崇高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啊!
可是，说到按国际通行原则办事，地方政府特别是西部各省市区政府，具体到西部的党政基层干部，却不太那么完全叫人“放心”了。这部分党政机构比起改革开放较早较快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党政机构，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难度确实不小；这地区很多党政干部，在“接轨”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权威的失落、既得利益的丧失、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不会“服务”。在改革开放还是一种国内政策的时候，不少地方不少部门的干部都“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执法不严”，也就是说，西部地区一些干部连中央制定的国内通行规则还不能完全“接轨”，遑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我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接触市场经济较多的一个，虽然还没有写出及时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不能说明我以后不会写)，但体会并不比已经写出这类小说的作家浮浅。我亲自操持企业动作，切身感受不少(这里只谈感觉)。我觉得，西部一些地方的一些干部，甚至是省区首府的基层干部，不说切实地依国家之法照中央之章行事了，就连自己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通告、会议纪要等都不全面执行。对自己部门小团体或个人有利的，干起来如急急风，以显政绩，与自己部门小团体个人无关的就束之高阁，所以常常说话不算话，有的法令、通告、会议纪要如一纸空文。二是“内外有别”的意识还相当强烈，内是自己手中的国有企业，外是土生土长及外来的民间企业。因为一些地方各级主管干部与地方国有企业早就形成千丝万缕的人事关系，有利益相通之处。中央说“抓大放小”，但中央看来是“小”的地方上看来却挺“大”，怎能放开让企业自己搞活，或是把这部分经营让民间来做?宁可我做不好也不愿叫私人插手，插手了就使绊子，出台各种“乱收费”的土政策。还有更怪的想法：赶快把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推出去，千方百计把经营良好获利较大的民间企业吃进来。吃不进来就不给扶植，不给它解决问题或应得的方便。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还没有把地方的民间经济看作是地方的资源，他属下的经济生长点。仿佛天生就有把国有企业与民间企业置于不公平竞争状态的心态。谁都知道，中央拨给“西部大开发”项目的资金不算“投资”，中央投来的资金无所谓环境好坏之说，那在行政指令下是哪级政府都非搞好不可的。所谓“改善投资环境”指的只是内外来的民间资本。然而，地方意识如此，怎能真正落实“改善投资环境”?
我这里一点都没提及贪污腐败渎职等等法外的恶劣行径，指出的现象在西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常态。这又不应归结到地方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绝大部分地方高级领导干部还是眼光开阔，思想解放的，可是弥漫于西部地区的文化氛围常常会使一些想有所作为的领导扼腕而叹。
还是我早先说过的话：“西部大开发”必须先开发西部人的观念意识，特别是地方干部的观念意识。在中国“入世”西部当然也跟着“入世”后，这个问题尤其显得紧迫。
西部“入世”，我预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部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和企业集团会因变化不快、接轨不全面而苦恼，而一般老百姓又会因变化太快、接轨接得错位而苦恼。消除各阶层人民群众苦恼的，就靠首先要与国际接轨的地方各级党政干部了。
祝愿西部各级干部在接轨过程中一路走好!(责编：李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