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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而新鲜的节日:传统伸出了两只手
/郑茜

山野里

怒江峡谷肯定是中国大地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神秘之地了。假若意识不到这一点,还做什么新闻记者呢?    赶紧背上相机!何况那里正有一个传奇性的节日在等着呢——它叫“澡堂会”。

幸运并且让人惊讶:峡谷里的妇女,并没有对记者向她们伸过去的镜头报以羞涩——这时,一个妇女正和一群同伴在峡谷里的一眼温泉中洗浴呢。她的上半身赤露在水面,没有遮拦;然而正如人们在后来的画报上看见的——比她的赤裸更加天然的,是那一脸如同孩子一般的灿烂至极的笑。

你肯定会惊讶——这个社会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曝光和记录着一切——包括最神秘的角落,最隐秘的空间,最遥远的边缘生活。

还有什么能够逃得出现代传媒那双追踪神奇的眼睛呢?

城市里

于是城里的人们读到了画报上名为《怒江傈僳族澡堂会》的报道。整面的篇幅,一个遥远的妇女,纯真,没有遮拦。陷在沙发里,用握电视遥控器的手翻弄杂志;这一页引起的惊讶是必然的。它渲染了一道鲜明的反差,映衬着城市生活的苍白。而一切都是在编辑的预料之中。阅读终于如期开始。一个古老的民族节日,一种神秘的民族风俗,一种陌生的民族性格……引人神往。

城市通过传媒,就这样完成了对于遥远的边疆生活以及一个少为人知的民族的一次解读。

一个微笑被放大了,一个姿势有了成为一个注解或一扇窗口的作用和意味。舞蹈以及歌唱的方式都是让城市里的人们始料未及的。山野里的本真的生存状态通过传媒,完成了对于城市以及主流社会的吸引。

这一切都是让人没有想到的。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传媒所带来的吸引力比以往用其他任何方式带来的吸引力都更加巨大。

“注意力经济”

城市在理解传媒对市场经济中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时并没有花费太多时日。同样,边缘地带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也并没有显露过多迟钝。只是“传媒”这个新词太过拗口,在那样一些地方,它被人们用另一个更为熟悉的词语来代替了——“宣传”。

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宣传”这个词表露的意味更加直接、深刻。

通过宣传,一些藏于深山之中的民族地区成功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引起关注只是一个目的;最紧要的目的最后通过关注而真正达到了——这就是投资者,是旅游者,是利润。

投资、旅游、利润——都是“经济发展”的同义词。

2000年的报纸杂志上出现过一个时髦的概念:“注意力经济”。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在经济以及信息过剩的情况下,谁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谁就将赢得市场,赢得利润。

堆积如山的报纸以及多得不能再多的各种信息掩映了“注意力经济”这个词。没有多少中国人读到了这个新鲜的词语。但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们对于这个道理的领悟却完全不必经由这个词汇,他们靠的是本能。

老节日被重排了

“这时的怒江澄清碧蓝,如一条玉带缓缓缠绕在峡谷底部,峡谷上空的蓝天上云絮飘曳,奇妙诡异……”记者诗意地描述道,“大家似乎又回到远古的时代,几乎全敞亮着或好看或不好看的天体回到自然状态……这里已没有平时的遮蔽和羞涩……”

你可以说读到了一个民族的天真也好,读到了一个民族的本色也好,但是,不论怎样,她们没有改变,但世界却改变了——她们面对着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媒体世界。

2001年中国大地上举办得最成功的民族节日,无论如何台江县的姊妹节是其中之一。节前,包括首都以及地方报纸对于台江姊妹节的追踪报道,让人惊诧于那个遥远的、偏僻的、一直默默地蛰伏于贵州山野之中的苗族县城的能量。等到节日过后,我们便在媒体上看到了对于姊妹节的隆重的描写,看到网上对于“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情人节”的讨论。台江,因为一个节日,而被广泛传播。

节日的能量是巨大的:因为节日,许多被人曾经忽视过的人文与地域,突然间拥有了一个被关注的资本,一个契机,一个理由。拥有了一种难以被抗拒的吸引力。

所以,就有了许许多多被浓墨重彩地经过了重新排练的古老节日,在远方一遍遍地呼唤着人们:草原上的“那达慕”、大凉山的“火把节”、北回归线上的“泼水节”、边城湘西的“赶秋节”、鄂西山区的“女儿会”……

但是,就像上文所说过的那样:古老的节日经过了重新的排练;从声音到色彩,都为面对媒体而精心设计;从程序到幕帷,都为远方的来客而重新装饰。

此刻的节日已与传统里的民族节日不同了。

城市里

城市正在更加明目张胆地篡改着“节日”的含义。譬如,这个城市举办了“服装节”;那一个城市举办了“啤酒节”;还有的城市举办“菊花节”或者“牡丹节”;在城市的边沿地带,那些适合人们走得不远就能方便地触摸到田园风情的地方,则开始举办“采摘节”或者“西瓜节”。

节日连着节日,经久不息。细心的人们终于会察觉到:“节日”的含义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发生着变异。    节日,不是祖先传下来的那些约定俗成的日子吗?《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节日:(1)纪念日;(2)传统的庆祝或祭祀的日子。”

在词典里,节日的制定权多半不握在今人手里;节日的制定者更明显地属于传统,属于古人;总之,词典告诉我们:节日的制定权不那么平民化,也不那么随意。

然而,现代生活改变了许许多多我们熟知的一切,改变了我们的常识。当然,它甚至也不惜以改变词典的姿态,在重组着关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确定的:假若不请来许许多多的镜头,这些苦心经营的众多节日便失去了意义。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许多节日,是专为被传播而设计的。

在城里,新创立的节日们就这样与历史上传统意义的节日作了大胆而根本的决裂。

山野里

山野里,那些盛产神奇民风民俗的民族地区,是没有必要去现造、生造一些什么“节日”的。那里富藏着神奇的节日资源。只要把山里、高原上、草原上绵延古今的、仅因山高地远而为外界所生疏的祖先们的节日,拿出来,摩挲摩挲,擦亮擦亮,就像拭亮远古的银器或者古陶品一般地——就够吸引人的了。在呼唤城市的旅游者、传媒等等方面,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原料呢?

如果要列举这样的民族节日与传统生活中被民众自然沿袭下来的节日的不同之处,那么首要一点就是:传统生活中的节日没有观众——正如民族学家所观察、描述的那样:节日是大众的狂欢之日,是社区或村寨所有民众的舞台,没有观众席,因为没有人被排除在狂欢的行列之外,与神同乐或者与想像中的祖先共舞是所有子孙的权利。

而今天被重新包装过、被用来作为一种形象展示、被置于摄像机的仰俯跟拍之下的民族节日,则是被观众席所重重包围的;祭祀古老的社神,还有锅庄、圆圈舞都成为了表演。

如果还要继续列举不同之处,那么接着就该是这紧要之点了:传统的民族节日如果是以祀神、祭祖、团结社区为目的,那么今天作为旅游展示、或为经贸洽谈搭建舞台的节日,目的则不似以往的单纯了:节日既然为传播所设计,那么希望观众所关注的当然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而是应当包括人文、地理、物产、经济等等一系列内容;于是节日不过是一个“引子”,是即将上桌来的一顿丰盛宴席的最初一道饵菜。

嬗变,悄悄地发生,但并不掩饰。

打个比方——古老而新鲜的民族节日,仿佛传统伸出了两只手:一只手尚未从传统的母体上滑落下来,它还攥紧着母亲的衣襟;而另一只手已经松开了,接受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邀请,开始整理现代社会生活加披在自己身上的新彩衣。或许,我们还听得见她拉拉衣角、扯扯领口、打量自己新形象时的喃喃自语:“还算合身吧?”

节日与生存

1999年10月16日在云南丽江举办的“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要算是二十世纪末最值得记录的一个节日了。人流如此浩大,影响如此深远,已经到达了一个极处。万众瞩目丽江。

“如果没有节日,就没有民族文化的大集中、大传承、大扩散。如果没有节日,就没有生存与梦想,就没有创造与升华。”作家很快为“东巴文化艺术节”写出了一本激情飞扬的书,名为《节日与生存》。书里记录一位情感充沛、百感交集的纳西族艺术家在盛大节日里发出的仰天长问:

“是我们创造节日,还是我们被节日所创造?”

画家的发问其实是一种吟咏,是一种找不到答案也并不希求企及答案的诗意慨叹。而正因为发问的泛化与模糊,发问者感受到了超越。

但是,有些发问却是清晰的,而且,必须让人回答。

今天我们为旅游而设计的节日、为招商引资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节日,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命运?新包装的老节日真正弘扬了传统文化?被改写的民俗是继承、发扬光大了传统还是悄悄侵袭了传统并为传统埋下湮灭的菌素?

名叫尼玛多吉的学者在“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上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东巴文化的文字、符号和象征在媒体中,作为最简单的旅游商品开发竞争,使东巴文化似乎已寄生在旅游业上。如果文化作为商品,或者寄生在旅游业的枝叶上的话,这种文化危机已经到了商品化的工业时代了。旅游业的负面,是商品机器,是珍贵文明文化的杀手。”这样的忧患及时、中肯,绝不多余。

纳西族当今最著名的学者、博士后、“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总策划白庚胜,企望这样的一个节日“不应当是一个简单的经贸洽谈会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事”,他渴求“艺术节要很好地回答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及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

然而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的确是很困难的。传统文化之于现代化的搏击、融杂、新生、消亡……种种命题,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最让人困惑的问题。没有人能提供最完美的答案。但幸运的是,有人在思考。

民族学家希望市场策划者在盛大的节日里给予他们一个弘扬民族文化的好机会;但市场策划者却并不肩负这样的职责——显然,他们没有必要承担这样沉重的理想。但是,他们还得依靠学者以及拥有人文理想的人,只有后者才能给他们的市场策划作出广告以及贴上文化的标签。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架倾斜的天平:前者一相情愿;后者则因为背靠经济利益而占尽优势,并稳操胜券。

我们不愿意看到人文学家的理想与市场操作者的意图构成的是一条永远的平行线——如果看似相投,但他们在灵魂深处却永不相交,那么,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人类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路,它带来生存的福利和日趋变化多样的物质享受。另一条是心灵之路,梦想之路,能将平凡的生命点石成金的路,它通向可以安置我们灵魂的乐园……”这是东巴文化博物馆的《前言》。

“在国际化和民族化的进程中,我们这一代人思考得最深,付出的代价最大。”纳西族学者白庚胜说。再听听《节日与生存》里的吟咏吧:

“节日啊!你是灵魂积淀的广场,你是精神生存的土地,你是文化传承的天梯,你是生命繁衍的纽带,让我们把你和生存永远写在一起。”

嬗变,但愿带来的是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不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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