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红似火。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文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集全国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及精英，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少数民族代表首次参加新政协纪实
空前的民族盛会
1949年初，由全国各地推选的少数民族人士参加各新政协，的代表共12人，其中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
正式代表有奎璧（蒙古族）、刘格平(回族)、张冲(彝族)、朱早观(苗族)、吴鸿宾(回族)、杨静仁(回族)、朱德海(朝鲜族)、王国兴(黎族)、天宝(藏族)、白寿彝(回族)。
候补代表为：金汉文(蒙古族)、多杰才旦(藏族)；
各单位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11人，他们是：刘清扬(回族)、翦伯赞(维吾尔族)、齐燕铭(满族)、周保中(白族)、马坚(回族)、田富达(高山族)、罗常培(满族)、龙云(彝族)、沙彦楷(回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阿里木江(乌兹别克族)。
这么多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国家主人的身份，欢聚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完全平等地和汉族代表共同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商建国大计，在我国历史上还是首次。
本来新疆伊犁特别区来北平（今北京）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为：阿哈买提江(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伊斯哈克伯克(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中将)、阿里都克里木(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达列尔汗(民族军副总指挥)、罗志(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等5人。由于在从伊宁飞平途中飞机失事，3人全部不幸遇难，改由赛福鼎·艾则孜(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阿里木江(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和涂治(汉族)3人来平，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参加会议。
据赛福鼎·艾则孜回忆：
我怎么也忘不了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1949年9月，以新疆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各族代表团，应毛主席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不幸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以后，又应毛主席的邀请，由我率领第二个代表团于9月15日来北平。
新疆三区的革命，是受中国共产党和原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为了在新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而爆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毛主席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还听到有关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量神奇的传说。他们早已在我们的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因而，亲眼看看“东方的列宁”，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现在，这一夙愿终于要成为现实，我急切地盼望尽快见到毛主席。
9月16日晚，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中间就座。正当我聚精会神地观赏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正在我为看不到台上的演出而焦急时，周总理出现在他的身边，对我说：
“毛主席看你们来了!”
我定睛细看，只见毛主席面带笑容，慈祥地看着我。我急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主席说：“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我由于过于紧张。激动和兴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谢谢!”在毛主席身边又出现了一位笑容可掬的人，把手向我伸过来。
“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周总理介绍说。
“欢迎你们!”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热情和蔼的态度使我无比感动。原来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领袖人物可望不可及的那种神秘、缥缈的想法，瞬间便无影无踪了。由于过于激动，我除了不断地重复着谢谢外，一时未找到比这更好的语言。
毛主席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后对我说：
“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告别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周总理一边向我告别，一边说：“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并握着我的手：“明天见。”说完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走了。代表阿里木江看着毛主席他们的身影，呆呆地站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反应过来后，深有感触地说：“呀！他就是毛泽东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
9月17日下午3时，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中南海接见厅。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见到我们来了，便离座肃立，以沉痛的心情，向阿合买提江等死难烈士致哀。整个接见厅，变得极为庄严、肃穆。入座后，毛主席悲痛地说：“阿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汉、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十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毛主席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如此悲痛，而且极为真诚。没有想到，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看作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没有想到。对三区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听到这些．我内心的感激之情由衷而生，激动的泪水如泉而涌。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
赛福鼎还回忆说：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有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但是新疆还没有党的组织，我们的愿望未能实现。参加这次政协会议，对我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便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入党申请，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有过多久，即1949年10月23日，主席就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的愿望实现了。这在我个人的政治生活中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一大转折点。
黎族代表王国兴来北平参加新政协，颇费一番周折……
1949年6月28日，海南岛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接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拍来的电报：“黎民中能否派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即开报姓名简历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
黎族中谁有资格做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呢？琼崖区党组织经研究确定了1943年7月组织黎族白沙起义的总指挥王国兴。王国兴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由自发起义的头人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是黎族人民公认的领袖。
琼崖区党委将意见报告党中央以后，7月10日中央电示：“同意派王国兴为黎族代表，望即设法派适当同志当翻译，护送他安全到港来平。”
当时的海南岛沿海几乎全部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敌人封锁了整个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防卫森严，要渡海是相当困难的。为确保王国兴的安全，琼崖区党委派出与王国兴共同战斗过的党代表、临高县委副书记朱家玖护送王国兴出海，并派新华社华南分社记者冯子平作为王国兴的秘书陪同他北上。
大约是八月初的一天，王国兴一行3人从白沙毛贵出发，爬山涉水步行了好几天来到儋县的泊潮村。在这里，临高县委派出了女船民黄金女前来接应，帮助他们偷渡琼州海峡。
夜刚来临，王国兴一行悄悄地上了小渔船，向茫茫大海驶去。
虽然，王国兴在海南岛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从未出海远行过。在这漆黑的夜晚，在茫茫大海里，面对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和随时有被大海吞没的危险。王国兴并不感到害怕，而是紧张、兴奋和激动。他们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一夜，见到陆地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这时，一队敌人的巡逻队正在他们预定的登陆地点盘查。一时是上不了岸了，朱家玖从怀里取出手榴弹，王国兴和冯子平隐蔽在船舱里面，船家也停止了划桨，直到巡逻队走开，他们才乘隙赶紧上岸。
在岸上不远的一个小渔村里，他们同粤桂边纵队的联络员接上了头，纵队派出了6名武装人员护送王国兴一行过境。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粤桂边区还相当猖獗，王国兴他们虽有武装护送，也只能昼伏夜行。白天，他们住在老乡家里，夜里匆匆赶路，走了好几个晚上才到达粤桂边纵队总部。司令员梁广非常热情地招待了王国兴一行，妥善帮助他们办理好了去香港的手续，还派专人护送他们到了香港。
当王国兴到达香港的时候，中共香港分局已经派人等候在码头上迎接了。虽然王国兴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却是投入了亲人的怀抱，他无比激动，只是拉着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憨笑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在香港分局，王国兴见到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马白山也是应邀代表琼崖纵队赴平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设宴盛情招待了王国兴和马白山等同志。
3天之后，他们乔装华侨登上了一艘外国大轮船。马白山和冯子平穿着笔挺的西服，王国兴则穿着一般汉族老人爱穿的宽大的唐装，每个人都提着崭新的漂亮的高级小皮箱。他们上了船，才知道同船的还有华南其他地区的赴京代表共20多人。在他们的船舱里早已经预备了各自的伪装品，给马白山和王国兴预备的是两大箱线装古籍书。万一轮船在海上被截要搜查时，这些古书将被当成是他们一行东渡日本的行李。
数日后，轮船顺利地通过了台湾海峡，经东海抵达了黄海，在青岛靠岸了。山东解放区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指战员热烈欢迎来自祖国南方的人民使者，当人们获知王国兴来自战斗的海南岛时更是倍加敬重他。王国兴一行在山东解放区参观几天之后，乘火车向北平进发。
在北平，王国兴被接到少数民族代表团驻地——民族招待所，他同杨静仁同住一间寝室。尽管他们语言不通，但是互相通过无比信赖和友爱的目光交换着他们的共同的情感和愿望。
王国兴在海南数十年来常常衣不蔽体，脚上更难得穿上鞋子。现在，他的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头戴一顶暖和的鸭舌帽，身穿一套崭新的中山装，鞋袜物品一应俱全，还有一件皮大衣哩。遗憾的是，他没有随身带着竹烟筒，他在五指山区抽的烟筒有碗口粗，足有一米长。而北平没有卖竹烟筒的，人们为此走街串巷找了许多地方，才替他找到一件代用品——一个外表很漂亮的铜制的水烟筒。王国兴很是高兴，打那以后，他总带着这个水烟筒，见人就说：“嗳，这是从北京带回来的。”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正式开幕了。
在怀仁堂庄严的大会厅里，王国兴用海南方言发言，冯子平担任翻译。他说：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
藏族代表天宝赴平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消息传到鄂尔多斯草原，天宝接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要他马上回延安报到的通知。
一到延安，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便告诉他：“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组织安排你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会议。”天宝这才明白让他返回的任务，不禁心情激动，思绪万千。昔日的奴隶，今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充分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无限关怀，对少数民族地位的充分尊重啊！
十天以后，天宝将随西北青年参观团去北平，马文瑞告诉他到北平后直接去找李维汉，马文瑞还给李维汉写了信，交天宝随身带去。组织上还特地为天宝制作了一套粗布夹衣，关照他先不要用，到开会时再穿。
到陕西的绥德时，汽车坏了，天宝等人在此呆了几天，待车修好后又出发。途中虽然苦一点，但大家有说有笑，心情舒畅，忘记了疲劳，愉快地到了山西的榆次，计划从这里乘火车去石家庄。天宝是第一次坐火车，很新奇，虽然乘的是运煤炭的货车，弄得满身满脸都是灰，但他们都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十分惬意。
天宝一行从石家庄改乘汽车，行至途中，汽车轮子坏了，无法修理，找一辆马车助行。不巧，马车轮子又放了炮，只好步行。这时已是晚上，天宝见前面有一亮着马灯的小屋，一问，恰是修车店，马上返回把马车拉去修好，打足气，连夜赶路，到了保定，又换乘汽车去北平。
到北平后，天宝与西北青年参观团分手，独自去找李维汉。由于是第一次来北平，不熟悉街道，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最后走至槐里胡同，见一门前挂有“劳动大学”的牌子，他正欲进去询问，恰遇守门人是他在延安时认识的一位同志，一见如故，惊喜万分。天宝对他说明来意，那人说，你这回算是找对门了！原来，这里正是中央组织部，因当时中央机关住址对外还是保密的，所以挂了“劳动大学”的块牌子。
第二天，中央组织部雇一辆人力车送天宝到中南海颐年堂，与前来参加会议的农民代表住在了一起。
两天后，天宝见到了李维汉。李维汉告诉他说，少数民族代表总想多增加一点名额，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没有获得解放，在物色人选和交通等方面都有困难，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出席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是少了些，而且代表面不够广泛，实为遗憾。
一星期后，周恩来接见了天宝。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会后你们就要离开这里南下，回家乡去。希望你们发扬成绩，再接再励，努力工作。为本民族同胞，为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说话之间，周恩来发现天宝的牙齿有些缺损时，便开玩笑地说：“你这样怎么去当代表开会嘛。”他随即派人领着天宝去医院补牙，还专门批了镶牙用的金子。
在安排少数民族代表时，中共中央尤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台湾籍高山族代表田富达有幸成为惟一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会议。
田富达是作为台湾高山族的代表，和台盟的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会议的。他回忆说：
1947年11月台盟成立时，我正在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1948年冬天，曾经在香港参加台盟活动的柯秀英、林东海和周明等同志也到我们台湾队学习。不久，我被推选为台盟出席新政协的五名代表之一的高山族代表。
台盟的成立可以说是台湾爱国民主运动的产物。它是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一些转移到香港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人士组织起来的。出面发起成立的有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时间为1947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对于台盟的成立，对于台盟的工作，一贯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尤其是李维汉、张执一等同志曾对台盟有过很多帮助和指导。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周恩来同志很关心台湾省人民如何产生代表前来赴会的问题，曾征求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部长建议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省人民的革命组织，可以考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派出代表参加。周恩来同意了这个意见，并经新政协筹备会批准，分配给台湾省名额为5名正式代表和1名候补代表。
台盟的代表名单，是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与台盟总部负责人及在大陆有关的台湾省籍人士共同商量推选的。当时确定：由在台湾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和在大陆参加革命活动的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医生等4名为正式代表；北平台湾同乡会会长、工商业者林铿生为候补代表。另一正式代表的名额分配给台湾少数民族，并建议从当时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的高山族同志中协商产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台湾队全体高山族同学的信任，我便被推选当上了这个代表。
1949年9月初，接到全国人民政协筹委会的开会通知后，我于8日离开石家庄到北京。15日，我们几位台盟代表一道到中南海勤政殿报到。
9月21日，一届政协开幕。会议期间，台盟有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田富达和林铿生等5位同志分别参加了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这次会议共进行了9天。一般是上午小组会议或专门小组会议，下午大会讨论发言。讨论中花时间最多的是《共同纲领》问题，如要不要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的问题，关于国家性质的问题，公民的权力和义务问题，四种所有制问题，等等，都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最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各单位的代表都在大会作了发言。台盟单位是由谢雪红发言。后来，根据大会秘书处的意见。我作为台盟单位中的高山族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当时我心情很激动，一方面感到自己作为长期受内外反动派凌辱的高山族同胞，今天能在国家的最高讲坛上发表意见，这是破天荒的事。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们高山族才能有“出头天”，才能和汉族同胞一样享有平等权利。
事情过去了多年，我一直在想，我们台湾人，不论在日本侵占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来都是“二等公民”，高山族更是“三等公民”，但中国共产党却很重视提高台湾人民的地位。台盟以一个地方性的组织而能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参加全国性的政协组织，共商国家大事，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我个人来说，一个高山族青年人，能作为本民族的代表，参加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业盛会，并至今仍参加国家大事的协商，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些，不都是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民的关怀吗？不都是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是一律平等对待的吗？
团结、平等、互助、自治
9月7日，新政协筹备会邀请已经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开会，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由林伯渠同志主持。周恩来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着重讲了关于参加新政协名单、名额和人选问题以及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问题。
周恩来讲到，人民政协所包含的成分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周恩来着重讲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少数民族不到百分之十。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中国的少数民族应包括在国家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的国家叫“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破坏中国的统一。他举了陈嘉庚参观内蒙古所得的印象的例子，以说明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陈嘉庚在人民政协开会前曾去内蒙古参观，回来反映现在内蒙古的蒙、汉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周恩来说：“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民族政策的成功。”
周恩来以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为例，说这些地方有少数民族，但是他们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同时，周恩来批判了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新中国要改变这样的政策，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
周恩来还讲到，这次少数民族方面的代表确实比较少，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原因是有好些少数民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放，不容易找到代表来。
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在少数民族代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共同纲领》。纲领明确提出了民族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等等。
周恩来还就纲领草案专门作了重要的说明，围绕《共同纲领》的内容和周恩来的讲话，少数民族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统一了认识和思想。当年参加会议的内蒙古地区代表刘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在讨论中，大家对恩来同志关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国内民族关系以及我们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的阐述完全同意和拥护。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代表们认为：我们党一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有民族平等权利，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大汉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而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1940年毛主席即曾说过：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注意狭隘民族主义。所以，我们党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一直在工作中注意克服这两种错误的、有害的倾向，从而使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成效显著。《共同纲领》中把过去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提法改为反对大民族主义，是由于国民党反对集团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已被推翻，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压迫制度消灭了，我们党已经是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我们坚决反对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主张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并为自己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彻底实现而斗争。所以，在祖国大家庭内各民族都获得解放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国内民族关系中反对任何大民族主义，既着重反对汉族中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同时又反对少数民族在其自治区域内对别的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反对大民族主义，可以防止和克服民族间的歧视和偏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后来改提为地方民族主义)，可以防止和克服民族分裂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互助，实现各民族的友爱合作，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第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代表们讨论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发言踊跃，充满喜悦，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在其聚居的地区可以实行自治。认为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国内民族关系的实际。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不同规模的区域自治是比较早的。例如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于1936年8月西征时，在甘肃、宁夏一带建立过县级自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过回民乡和自治区(区级政权)。解放战争时期，遵照1945年10月中央对“内蒙古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指示，通过开展自治运动，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则是我国革命史上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自治区。“区域自治”的概念是列宁、斯大林提出来的，我们也常常引用。我们也用过“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提法，但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中，则是从《共同纲领》开始的，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创举。
第三、关于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的问题。代表们对纲领中作出这样的规定也非常重视。因为代表们都知道，政府的帮助主要是从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广大人民中来，汉族不享受任何特权，而担负着帮助少数民族的义务，在旧中国、旧社会是不能设想的，只有新中国、新社会才能做到。在讨论中有些代表还说：在我国的民族大家庭中，讲帮助是民族间的互相帮助，少数民族对汉族也应该帮助，并对国家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会议连续几天进行了大会发言，其中少数民族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内蒙古自治区首席代表乌兰夫；新疆特邀代表赛福鼎·艾则孜、阿里木江；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刘格平、张冲、王国兴、朱德海、朱早观、天宝；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田富达；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代表们在发言中表示了对大会和会议文件的热烈拥护，并热情地向大会祝贺。他们特别对比了新旧中国、新旧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两种民族关系——民族平等和民族压迫，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我国革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共同获得解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
会议期间，少数民族代表以他们特有的风俗和礼节，向党中央、毛主席表达了中衷心的敬意。
9月25日的大会上，由两位穿着红绿绸衫民族服装、带着红黄头巾的蒙古族姑娘，代表内蒙古人民向毛泽东、朱德献花。她们高兴地说：我们内蒙古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齐站起来了。毛泽东、朱德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亲切地接过了鲜花，并含笑道谢。(责编：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