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一条精神的河流
走过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开辟于何时？
茶马古道起迄于何方？
茶马古道上走过多少古今行人？何以要走，如何去走？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一往情深地在寻访它，研究它，描述它，深刻地感着兴趣？多番在藏东的大地上行走，其实正是沿着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条穿越整个青藏高原的道路。统而言之“一条”，是以走向而言，其实局部线路众多，犹如江河主脉与支流。尤其在川西、藏东一带横断山脉中，更是四通八达的网状结构。若仅从雅茶入藏和滇茶入藏路而言，它东起四川雅安，经泸定、康定，过理塘、巴塘、芒康，过邦达草原到昌都；或从康定经甘孜、德格，过金沙江经江达、察雅进入昌都；滇茶之路南起洱海苍山，西双版纳、思茅，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盐井，一路大致沿澜沧江北上，在邦达草原与东来南线会合，前往昌都，或不到昌都迳自西去。昌都境内茶马古道主线为：过俄洛桥西去恩达，走洛隆、边坝，翻越夏贡拉和怒贡拉，经工布江达到拉萨。另有南路和小北路，大致沿循今之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也即318国道和317国道。
当研究茶马古道的专家在地图上勾画出横断山脉的古道之网，发现无论从哪儿到哪儿，竟然都是最便捷的路线，不由惊叹在没有地图可供参照的古代，民间先辈们用双脚走出的智慧。我在边坝县采访中得知了一件事，昔日康藏官道主线必得翻越夏贡拉山口，50年代以来修筑的川藏公路南线、北线均舍弃了它。而山那边尚有两个乡渴盼公路修通，于是县上所有领导出动，分成若干小组沿夏贡拉以南以北各几十公里范围，翻山越岭寻找最佳线路，把所有山垭口一一踏勘，最终结果可想而知，一年有半积雪的夏贡拉山口依旧是唯一的选择。
茶马古道上终年行走的队伍主要是骡帮。滇、川、藏的商人商号是骡帮的拥有者，赶骡的脚夫是来自相关地区的穷苦打工仔。长途运输中，骡子的负载能力和经久耐力优于马匹，自然成为驮队的主体苦力。每支驮队由骡马几十匹、上百匹组成，格外健壮的头骡领队被打扮得与众不同：头饰为大红缨络，那是染成鲜红的牦牛尾；颈饰为合金制成的串铃，这种铃与一般骡队成员系挂的铜铃响声有别，而且据说制作工艺现代已经失传。
就这样，骡帮缓缓地迤逦在古道上，在骄阳下，在风雪中，在缺氧的高山垭口，在险象环生的绝壁……历尽艰辛，千难万险，总有骡马和人沿途倒下，但头骡的红缨络始终在前，头骡的合金铃在悦耳地脆响着。即使走在最末端的骡马，也看得见火红的招摇；即使隔得很远，也能听见头骡的铃声。
茶马古道的某些地段某些驮队不闻驮铃叮当。那是四川境内从雅江、甚至远从盆地的江津到康定的人力背伕。人口多而牲畜少，人力贱于畜力而负重犹胜于畜力，一无所有的人以此谋生，背负百斤相当于两头骡子负重的茶包，中途还要翻二郎山、过大渡河，一步步走过九百里历时15天到达康定。当他们卸下茶包时，就如驮畜那样，背部的皮肉溃烂惨不忍睹；治疗方法同样骇人听闻：背伕们用茶叶渣相互搓去溃烂皮肉，惨叫声不忍卒闻……
岁月风沙抹去了草原土路上的踪迹，抹不掉的是山岩古道上驮畜的蹄痕和背伕拄杖的杵痕。环境和生存需要迫使每一代人中的许多成员选择这种非常的生活方式，令我们今天可以怀着复杂的心情遥想遥望并唏嘘不已；也可以诗意地进行审美沉思并提升到精神层面，超越一切不美好而去歌颂极限生存中的坚忍顽强，那种涵养和支撑着人类基本生存的某种精神之光；超越商贸生计行为的最初动机，体现出作为一条经济的命脉、民族与文化走廊、古文明传播通道的高尚意义。
拉萨是终点又非终点。广义的茶马古道还在继续延伸。从拉萨再度出发，向西过江孜、日喀则，向着西南方向翻过喜马拉雅，到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从日喀则径直向西方向，去阿里，去西亚的克什米尔。不过往返货物已与拉萨以东道路上有所不同，茶已不是主要内容，而且马帮和马伕也不再是同一批。实际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这条古道的万里长途。上述沿途每站都可作为终点，其中云南丽江和四川康定都是大型的中转站，是许多驮队的终点。无论如何，这是一条伟大的道路，壮阔的行程，其艰苦卓绝程度，在全世界古今所有的国际通道中，都堪称之最。如果把这条横贯整个青藏高原的古道标示在立体沙盘上，谁能够不为之动心动容。
顾名思义，茶马古道之名似由茶马互市而来，其实有道理，其实也不确切。不妨望文生义更符合其本义：以运茶为主体，以骡马为载体。在甘、川、滇、藏边界设立茶马互市，首倡并繁盛一时是在宋朝，距今不过千年；藏文史籍载藏地饮茶始于唐朝，至少已千几百年；而氐羌氏族战乱中陆续南迁，从商周至先秦，纷至沓来走过三江流域，当在三几千年前；昌都镇南12公里处的卡若遗址，出土遗物与甘青马家窑、马厂文化一脉相承，可见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此地人群便与横断山以外的人群来来往往了。能否肯定一些地说，自从人类学会了使用双腿，并在横断山区走来走去，路便开始形成。
茶马古道之名并未见诸于史籍和民间。自川入藏史称“（打箭）炉藏大道”或康藏大道，诚为官道；云南驮帮只说“走草地”，是把五百里邦达草原作为古道的重要标志；昌都藏族人说那条古道没有名字，只说目的地名称。当代学者依据古代这条道路的功能，有意称其为“盐铁之路”的、称“盐粮交换之路”的，但显然不及茶马古道雅且浪漫。茶马古道之名是云南的一群青年学者在十多年前，经反复推敲而确认的。他们所关切的不仅是这条道路上的商贸活动和经济意义，正像丝绸缎之路那样，几千年的风沙沉淀了作为道路的初衷本义，淘洗出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形而上含义。年青人欣喜的目光殷切地注视着沿途多民族斑斓的文化风景带，注视着由艰险古道引伸出的审美意蕴和智性思考。他们甚至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夏季里，翻过梅里雪山，走过怒江峡谷，北上昌都，再东南而巴塘，徒步行程一百天，寻访茶马古道，探寻滇、藏、川金三角自然文化之秘之谜。作为历史文化的发掘者，他们使茶马古道重新焕发的同时，也率先领受了这条古道的丰厚馈赠。
茶与马，诗意地栖存于西藏历史和民间传统中。它们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马不仅仅作为驮畜，对于马的崇拜已成为藏文化的一部分；茶在藏人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是生命的必需品，更进入了传说和精神信仰，是亲切的美丽的。
永远的遗产
茶和碗在西藏出现时间的记载，最早可见成书于15世纪的《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写的是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布杰在位时的故事。
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身患重病，缺乏良医良药良策。某一日，有只天使般的鸟儿口衔青枝绿叶飞来，向着赞普婉转啼叫。饮食不思的赞普开始并未在意，当第二天小鸟依旧飞来，依旧口衔树枝，依旧啁啾若有所示，赞普心有所动，便命人前往查看，并取来树枝。赞普就看到了这种从未见过的树叶，闻一闻，清香直入脑髓；煮一煮，竟是从未品尝过的甘霖。赞普大喜，召来臣民谕示道：小鸟送来了奇异的树叶，既是上好饮料，也是治病良药，请你们四处寻找，凡找到者必有重赏。大臣百姓纷纷前往吐蕃各地，当然也纷纷地没能找到。只有一个既忠心又细心的大臣，沿着与汉地交界的边境线寻找，终于望到了河对岸一片紫烟笼罩的茶林。往下的情节经历便有如神助了：正苦于乏舟可渡，一条大鱼游向对岸，大臣循迹涉水过河；正苦于没有驮茶之畜，一头白色母鹿出现了。于是母鹿驮一捆，大臣背一捆，长途跋涉整一月，方才到达宫城。茶叶治愈了赞普的沉疴，吐蕃人也由此得知这种奇妙饮料——茶的原产地。
瓷碗在藏地出现的时间与茶的引进同步稍后。藏王赞普认为好马必得配好鞍，如此美味的盛具，原有金银玛瑙的杯盏瓢勺皆不合适；闻听汉地有一配套茶具曰“碗”，应派人前往讨要。使臣到达长安，向汉地皇帝陈词。皇帝说，我大唐与吐蕃多番交战会盟，为利益吐蕃，已历次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乐师，而吐蕃不记恩德，今番不能再赠吐蕃以碗。经恳请再三，皇帝才有所松动，许诺只要吐蕃有制作原料，可派工匠前往。于是汉地工匠便随了吐蕃使臣来到藏地，按照赞普的要求，依据原料的高下，制造出上、中、下三等六种茶碗。赞普总体要求的样式必须是汉地绝无而蕃地仅有的；图案也为感念与发现茶叶有关的几种动物：上等碗为鸟衔树枝；中等碗为鱼在水中；下等碗为鹿行草山。等而下之的茶碗图案，则由工匠随心所欲。
饮茶之风从此自上而下地在吐蕃漫延开来，“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对于茶叶种类的辩识和功能作用也成了一门学问。《汉藏史籍》之《甘露之海》篇即将茶叶按其生长环境、外貌特征、颜色气味分为十六种，分别有健身、疗病、解毒甚至去痴愚等功效。后者已经脱离了生理作用，进一步提升到精神层面，具有了占卜功能：茶水刚刚注入茶碗，辨识茶汁中出现的影像可以预示吉凶。该书之《宝器甘露》篇则是有关茶碗好坏的鉴别知识。称造碗的材料分珍宝、石疖、白色陶土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色黄，中等色白，下等色青；不仅颜色，造型和图案等综合因素，对于使用者来说也有莫大影响。使用何种碗者可使人增长智慧功德、慈祥安宁、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反之则穷困潦倒、多病多垢、猜疑争吵、迁居不宁；何种碗属于中性，用之既无功德，也亦无伤害，凡此等等。总之挑选茶碗的讲究学问足有十个方面之多。
茶和碗的来历就这样进入西藏正史中。茶和碗也进入雪域黑头百姓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的民歌和民间故事为它们树碑立传。茶和碗在民歌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茶叶运输也进入口碑中——《打酥油茶》歌中唱道：“黑茶叶汉地生长，黄酥油是我提炼，白盐巴藏北出产，三兄弟在此团圆。”
《看见龙纹彩绘》：“龙纹彩绘的瓷碗，文成公主的嫁妆，看见龙纹瓷碗，如见文成公主”。
《善走的马》：“假如我的骏马善走，就像东方行云飞驰，把汉地茶驮运进来，只要一个早晨就行。”运茶人可以化为神灵走进当地神谱：在墨竹工卡县雪绒山谷的某处山脚，峭壁上自然显现着人与马的形状。村人称其为白色运茶神，并说此人从东部康定运茶来，不知何故死于此地，从未见他移动脚步，但每每可闻驮铃之声。
饮茶之风遍及蕃地，需求量大大增加，驮运路繁忙起来，起初用的是四川雅安的雅茶，后来云南的滇茶也进藏了。起初一路荒漠地走来，后来设立了驿站。正式设立驿站的确切年代是在元初，元朝自开国之初便把西藏地区正式收编进中华版图，驿站的出现当然是随着元帝国在藏清查人口、建政施治的种种举措应运而生。藏史中也有记载，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记述的。
藏文史籍相关记载之外，茶叶在西藏出现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吐蕃早中期。或说文成公主庞大的嫁妆里就有茶叶，或说其时吐蕃尚武，不时进行武力扩张，开拓疆土的同时，也开阔了眼界，在与汉地边界以战争方式进行激烈交往时，发现并掳走了茶叶。也许茶叶入藏的时间还要早，早在此前的和平交往中。总之不产茶的藏地较之产茶的汉地，与茶叶的关系更为密切。上至高僧活佛、达官贵人，下至耕者牧人、穷困百姓，没有哪一人、哪一天离得开茶，最不堪者无非只放盐巴的大叶清茶。蒙古、汉地施主来藏礼佛布施，也名之曰“熬茶”。茶叶中所含的物质及微量元素，不仅有助于抵挡藏地干燥缺氧的气候，消化粗砺的食物，补充因维生素缺乏的营养，酥油茶的普及似乎更有助于滋养平和的精神、滋润不知所往的焦躁灵魂。
文弱的宋代边患严重，战乱不止，对于战马的需求大增。中原的广大农业地区不产战马，产战马的西北地区多为敌对阵营。尤其当关陕尽失，无以交易，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便转向西南地区。朝廷提倡，民间需要，以马换茶的商贸活动盛极一时。不仅商人在有规模地进行，连西藏腹地百姓也赶着马群跋山涉水前往。茶马互市，资源互补，各取所需，使中原与边疆、汉族与藏族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
元代四海一统，统治者本是马背民族，不再需要交换马匹了。但元代结束了吐蕃王朝崩溃后三四百年的混乱局面，使社会有序，且又开辟驿路设置驿站，方便了交通，茶马古道上的民间贸易依然兴旺。改朝换代后的明朝，也极为重视通往西藏的道路和驿站建设。永乐年间开辟了雅安—乌斯藏沿途驿站。其时正值丽江纳西族木天王占据云南中甸时期，市井繁荣，滇商活跃，滇茶沿澜沧江一线古道大举入藏。清朝自康熙年间设立驻藏大臣制度以来，对于藏区的交通、邮政、驿路的建设更为精心，经营越发细化，可谓前无古人。驿传种类计有驿、站、台、塘、铺、腰塘、宿站、尖台等，同时设有名为“汛”的军事机构，由军事长官分辖若干个“塘”。茶马古道各线全面完善驿站建制。从拉萨通往周边诸国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诸驿道也于此时开辟或完善。
在漫长的年代漫长的旅途上，日夜遄行的邮差驿卒就成为古道上的一道风景，一系列故事。从明代开始，藏名为“阿仲”的驿卒们就身挂铜铃，一路脆响着驰过，提醒行人回避；夜晚则高举火把，远远地示意下一站早早备好马匹接应。十万火急的公函则要在邮筒上装饰羽毛，限时送达。负责限时送达的驿卒按规定夜不更衣，鞋不解带，腰带和鞋带都被贴上封条。向我描述这类风景的人说，限时送达只在翻越夏贡拉山时略有变通，允许延误，是在提示夏贡拉山路之险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内地战乱，藏地观望，茶马古道也随着社会的兴衰治乱而繁荣或萧条，商贸往来时断时续，藏地茶价时涨时消。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某些年里，通往内地的商路几乎中断，茶叶价格上涨十倍之多。战乱年代唯一的例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茶马古道似乎“不正常”地空前繁荣，马帮往返络绎不绝，形成古道夕阳最后的辉煌。原因是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沿海和腹地尤其缅甸通道相继沦陷，西南大后方物资供应十分艰难；盟国援助的抗战物资，唯有飞越喜马拉雅的空中“驼峰”航线、未经战火烽烟的西藏高原陆路运送。此际茶马古道为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使川、滇、藏地区的商人们大获其利。这一盛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战后国内原有的海路陆路重新四通八达。
茶马古道恢复正常不足十年，就大致结束了它承担了数千年的历史使命。骡马失了业，马伕改了行，马帮渐渐稀少几致消失，只在深山峡谷中偶见小阵容的马队，还在进行着短途的农牧盐粮交换。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公路修通了，汽车以它的速度和运载量无可置疑地代替了骡马而成为道路的主宰。这情景使得一些喜欢怀古追求浪漫的文人之心感到失落。虽然也承认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承认古道上的行者艰苦卓绝，要是他们自己如此走上一遭定会苦不堪言，以致休提诗情画意。
感觉失落的心可以重新被唤起被鼓舞，茶马古道上繁荣盛况又将重现，虽然是以另外的方式。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如今被西藏的昌都地区提上了工作日程，“茶马古道”被作为一面旗帜，旅游品牌，金字招牌，作为从今往后被重点扶持的重点产业。此举得到同在茶马古道上的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的热烈响应，川、滇、藏大三角跨省区大协作，联合开发茶马古道旅游大业的格局正待形成，茶马古道成为它所经地区共享的品牌；数千年间各族人民以生命、以精神铺就的茶马古道，将成为后人们今天所共同享用的遗产。（责编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