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的新生
——云南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
久远的历史
云南有几千公里漫长边境线，有众多的交通大道、江川河流分别通往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江东南的姐告，距缅北重镇木姐不到500米，是滇缅交通大动脉必经之地；瑞丽至八莫、密支那等缅甸交通重镇不过几十公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至越南海防也只有两百多公里。由这些线路可取捷径下南海、印度洋而进入亚太新兴世界经济中心。
自古以来，云南一直是中原、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进行文化贸易交流的枢纽和门户，是古代陆路“对外开放”的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先秦时期，那时就开辟了一条北起成都，东至重庆，西经大理、保山、腾冲入缅甸至印度，进而到达西亚和北非的著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一世纪初（东汉王朝时期），云南各族先民又开辟了南行经蒙自、屏边、河口入越南的“马援故道”。7世纪后（唐宋王朝时期），开辟了经建水沿红河水路至越南的“步头路”，经思茅、勐腊至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茶马古道”。澜沧江（湄公河）被称为“中柬古代贸易路线”，从公元3世纪以来，两国间商贸一直频繁往来。边境沿线的边境贸易虽时盛时衰，但边民往来，互市从未间断。云南许多民族地区，如大理、怒江、德宏、版纳、红河、文山等，历史上曾是上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必经之地，为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通道曾经辉煌一时，促进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批批少数民族“亦农经商”的人才，孕育了“商品贸易”意识。直至解放初期，大理一带地区的商业已相当发达，部分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19世纪后期，西方势力自东南亚向云南侵略扩张，清政府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先后将蒙自、思茅、河口、腾冲、昆明辟为通商口岸，继而修筑滇越铁路，云南的商品生产和对外经济贸易开始有了较快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通车，云南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物资进出口通道。当时云南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7.5%和4.5%，创历史纪录。对外交通和经贸的发展，使云南省内经济与同期全国其他省份比，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云南的对外开放主要在贸易方面。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和各种政治因素影响，云南对外开放通道几乎陷于封闭状态，致使云南从对外开放的前沿变为末端。
巨大的发展
云南民族地区真正的对外开放，起步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随着云南省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民族地区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各部门支持下，抓住机遇，突出特色，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和新方式，使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
（一）对外贸易进出台贸易实现零的突破，稳步增长
1993年后，云南省民族自治地区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相继获得大贸进出口经营权。1994年，实现了自营出口零的突破，红河、文山、楚雄三个自治州分别完成自营出口198万美元、270.2万美元、453.15万美元。
（二）边境贸易在曲折中发展，再创新高
在云南8个边境地州中，有5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边境的各民族之间历来有通商互市、互通有无的传统习惯。云南的边境贸易，是由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和地方贸易三种形式组成。从50年代初期到1966年止，主要是通过边民互市和国营外资公司经营的小额贸易。从1967——1979年，边贸处于封闭状态，只剩下边民互市一个渠道继续运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边贸在打破了多年隔离状态之后有了很大发展。1985——1990年，缅甸开始承认边贸合法化，中缅边贸有较大发展，中老、中越边境地区小额贸易逐步恢复。1991——1995年，中缅边贸逐步规范化，并稳定上升。中老、中越边贸随着国家关系正常化，得到进一步恢复发展。1991年中越边贸和1994年中老边贸额先后突破亿元人民币。1996年初，国家对边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当年边贸大幅下滑，进出口总值完成1.36亿美元，较上年下滑39.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市场和贸易环境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下，边贸持续下滑，进出口总值仅完成0.74亿美元，较上年又下滑45.7%。1998年经各级政府部门努力，边贸止跌回升，开始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额完成1.3亿美元。边境贸易已成为边疆地区脱贫的重要财政来源，“九五”期间，瑞丽、畹町、河口、盈江口岸年均边贸提供的税收分别占口岸财政收入的29%、75%、75%、21%。2000年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再创新高，境内八地州实现全面增长。
（三）利用外资不断增加
外商来云南直接投资兴办的第一家“三资”企业始一起198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云南17个地、州、市均有分布，按协议外资计算，73.36%集中在昆明，曲靖占5.06%，玉溪占3.54%，保山占3.09%，红河占2.47%，楚雄占2.1%，其它民族地区所占份额更小。
红河州1992年蒙自经济开发区正式批准建立，1997年，累计成立“三资”企业56户。楚雄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始于1989年底，1998年，全州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户，合同外资额5189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177万美元。版纳州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49户，协议外资5094.7万美元。德宏州“三企”发展也很快，截止1998年底，全州累计审批外商投资企业91家，实际利用外资额5049.94万美元。大理州1997年，“三资”企业增至17户。文山州的“三资”企业1993年后开始大发展，截止1998年底，累计审批成立33家。怒江州和迪庆州因受交通、通讯等因素制约，对外引资工作发展较慢，“九五”期间，“三资”企业注册户数分别为8户，怒江州引进外资3685.1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885.4万美元。迪庆州引进外资481.65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3.94万美元。
夯实基础，特色取胜，全方位拓展对外开放
云南已初步形成以大西南为依托，以昆明为中心，沿边、沿线（铁路线、公路线）展开的面向全世界和国内各省、市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努力完善对外开放功能，力争到下世纪中叶把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沟通两洋（太平洋、印度洋）、联结三大市场（中国内陆、东南亚、南亚）的陆上通道。围绕云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目标，民族地区积极行动，夯实基础、特色取胜，努力拓展对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一）日趋完善的政策法规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云南民族自治地方自对外开放开始起步之日，就在国家涉外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对外开放优惠政策。1992年，文山州《关于鼓励外地投资和联合开发边贸的规定》、版纳州《关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政策措施》、红河州《关于边境贸易的政策规定》、德宏州《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若干优惠政策的规定》、怒江州也在1997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州外客商投资的优惠办法》。这些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受到中外商贾的欢迎，纷纷前来经商办实业，加速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后，民族地区正按WTO规则要求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及政策，尽快与国际接轨。
（二）逐渐完善的硬件、软件建设，为对外开放营造良好开放环境。在长期对外开放的实践中，民族地区深刻认识到，缺乏“硬件”外资进不来，“软件”不完善，外资留不住。各自治州纷纷加大投入搞好交通、能源、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迪庆州机场于1999年正式通航、楚雄、大理、红河高等级公路相继建成通车；“三通一平”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相继落成；数字交换程控电话及无线传呼、移动电话的开通等，使“硬件环境”有了保障。同时，民族地区开始注重优化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加强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管理、监督、服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规范政府收费，减轻外商投资企业负担；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检查和跟踪服务，切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措施的实施，提高了对外开放的质量。
（三）对外开放日益与建立特色经济相结合。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民族地区越来越认识到，与发达地区拼技术、资金、人才、管理，远远不是对手，但要比资源，发展特色经济，云南民族地区有着独特的魅力。版纳州近年来，着眼优势，在更具特色上加快开放，致力于把全州建成“民族大家庭”、“森林大公园”、“物种大宝库”、“旅游大景区”、“国际大通道”。德宏州以贸易为先导，依托本州热带、亚热带自然资源和边境口岸两大优势，逐步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实业化经营实体，发展创汇农业。文山州通过开发州内独有的生物资源三七及系列产品和民族文化资源，举办国际三七节暨民族节，扩大了贸易往来；同时，利用与越南接壤的区位优势，扩大对越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使越南成为州内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越南实施合资、合作等项目26个，合作金额256.57万美元。楚雄州通过办好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全州的对外开放，引进了一批规模大、效益好、起点高，基本形成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格局，起到了为全州对外开放进行探索和示范作用。迪庆州积极向世人宣传和展示“香格里拉”迷人的自然风光、浓郁的藏族风情，人与自然合谐相处的优美画卷，以旅游业促进和带动全州的对外开放。
（四）旅游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云南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几乎州州县县都有旅游景点，吸引着大量的海内外游客，让世界了解云南，使云南走向世界。云南省民族地区已出现了三个各具特色的精品旅游片区：一是以丽江为代表的滇西雪域风光旅游片区；二是以西双版纳为代表的滇南热带雨林旅游片区；三是以石林为代表的滇东喀斯特地貌旅游片区。
（五）逐渐形成全方位、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扩大对外开放态势。经过几年实践，民族地区深刻认识到，要使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获得新进展，必须实施以外贸、外资、外经、外游、外协为重点，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责编：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