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研究要有新思路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这给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90年代末，党中央又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新战略，这为民族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又一次历史性的新机遇。我们要抓住新机遇，促进新发展，也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所谓民族经济研究中的新思路，主要是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根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产生的各种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关系和新的任务来探索新的思维路径、新的认知方法和新的实践对策。这里所说的新情况，主要是把西部地区同以往的情况相比和同东部地区相比。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第一点，与实施东部沿海发展战略时期相比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民族问题是个突出的因素。可以说是新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依据。所以我反复强调“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始终重视民族因素”，并且进行过详细的论述。
第二点，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方法，也就是一套新的思路。没有工业化不仅国家不能富强，民族也不能进步。现阶段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工业化仍然是各民族的一个需要努力完成的历史性任务。这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相比，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还很低，有些边远山区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处于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离所谓“后工业化”阶段整整差了一个历史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民族会发生极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就曾作过详细而生动的描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民族、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的变化，不仅提供了无数的实例，而且已经成为史迹。对此，人们作了许多研究，总结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解说，这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我们不能沿着他们的老路走，必须要有一套新的思路。就民族工业化而言, 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不能采取殖民主义式的办法“消灭旧式民族”（或落后民族）发展工业化民族，而是要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来完成由“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还有“狩猎民族”与“渔业民族”转化为现代工业化民族的历史任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民族地区如何实现工业化，不仅是一个老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再按老一套的办法来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方法、新的标准、新的途径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西部大开发，不仅要解决好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好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
第三点，如何处理好工业现代化与民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同样要有新的思路，并进行新的探索。由于我国国情特殊、历史情况复杂、特别是国土面积广大，民族成份众多，工业化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地区之间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不少边疆民族地区可以说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旧式的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还到处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坚决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掠夺与压迫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激发各民族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发扬互助合作，坚持共同富裕，开展对口支援，实施富民兴边行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和繁荣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我们既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也要按照民族发展规律办事；既要把经济效益与经济利益同社会效益与民族利益辩证的结合在一起，也应把工业化与现代化同社会化与民族化辩证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和促进后进民族转化为现代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西部大开发使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与新的问题，不仅要完成地区工业化任务而且也要完成民族现代化任务，走出一条既符合工业现代化要求，也符合民族现代化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四点，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才能溶入民族化呢？这也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亟待深入探索的又一个新的课题。过去人们对工业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认识是比较简单的，往往是把前两者等同看待，以为工业化了也就现代化了，而把工业化、现代化同民族化对立起来，它们之间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也就是民族及其特点将会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会逐渐走向消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我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践带来的必然结果。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旧式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而且工业化也不会再等同于现代化。与此同时，人类的现代化实践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践也充分证明，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落后的弱小民族不是消亡而是走上了发展与繁荣之路；还有一些边缘化的国家，例如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则是走上了一条非殖民主义化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它们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独立性，而且经济上也获得了发展与繁荣，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应当说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民族独立性也得到了加强。
第五点，如何认识工业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说，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仅发展了经济而且也繁荣了民族文化，民族化得到了发展与加强；而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却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处于民族衰亡的境地。所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对于民族发展来说，显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发达民族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繁荣；落后民族则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败，甚至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提出初级阶段理论之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之前，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同民族发展与繁荣的一致性，没有矛盾，不存在对立，只有互补互助、共发共荣。近10年来，人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根本解决不了民族问题，而且认为正是因为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好才促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崩溃。因此，西部大开发不仅要继续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而且也要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要解决好民族化的问题。
对于民族化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着种种误解，即把民族化等同于地方化、等同于民族的狭隘思想，民族化也就是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民族化与民族性同国际化、一体化、社会化、集体化、地方化、人性化、大众化……等等这类概念，可以作类似的理解，既可以专用，也可以泛解，只要不搞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在没有冠上专指的限制词的条件下，是可以作为中性词通用的。其实“化”和“主义”不是一回事。化者，变也，改也，遍也，普及也，趋向也；民族化，就是民族的变化，就是按照民族规范来改变使其普遍化与大众化，而不是搞民族绝对化。可见民族化也就是民族特色的普遍化、主导化与主体化。基于这种认识，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正确对待民族化这个问题。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既不能忽视民族特点也不能无限夸大民族特性的作用，而是要在加速推进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积极推进民族化，发展与创新民族特色，把民族化溶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具体过程中去，使它们化为一体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具有民族特色（既包括整体民族特色也包括具体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例如：在经济领域中，涌现出的民族特色品牌产品、民族特色的建筑、民族特色的旅游业等。同时，西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风情习俗不仅得到了提倡与保护，还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与发展，诸如丝绸古道上敦煌的飞天舞、云南丽江的东巴文化与纳西古乐、以及被誉为“天国明珠”的藏传佛教文化宝典的布达拉宫等，这些古老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宗教文化，不仅为今天世人所瞩目，而且也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民族经济学虽然是以研究民族经济为对象，但也不能孤立地研究经济问题，还必须研究非经济的种种因素，特别是民族文化因素与宗教文化因素。这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新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割裂开来。因为国家与民族不仅在历史上是共生的，而且在现实中往往也多为一体化。我们也不能把高科技与民族化对立起来，以为发展高新技术就一定要消灭民族性，这也是一种错觉。鉴于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和变化的，同时也都是多重态的。因此人们在认识分析事物时也必须掌握多重因素，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无论是对国家因素、国家特点与国家化还是对于民族因素、民族特点与民族化，都必须把握多重态，剖析多因素。
本文所讲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就是民族地区搞好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是要依靠各民族积极探索，寻找新思路，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目标。这也就是民族经济学在新阶段所要寻找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