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的背影看民族文学
对于民族文学这个话题来说，兴安是一个具有观察价值的视角。
虽然，兴安已经不是民族文学这个阵营里的人了。实际上，兴安从来也没有把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作为一个颇具穿透力的观察点。
——兴安是蒙古族。父亲则是著名的蒙古族诗人、《民族文学》的原副总编；
——兴安是《北京文学》的原副总编；
——兴安是当今小说市场极具品牌价值的“好看文丛”的策划者与执行者；而“好看文丛”的市场竞争力，被认为仅排在“布老虎丛书”之后。
事情已经很明确了：兴安先是从民族文学的荫翳下闪入到主流文学的圈子；然后，又从主流文学的圈子里撤退了出来，突入市场的急流。
当然，严格地说，兴安从来没有与民族文学发生过现实的联系。但是，他独特的身份却使他与民族文学有着天生的关联。
他与民族文学的联系是血缘的。
于是，他的远离也就意味深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才子兴安在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数个单位中，选择了《北京文学》。那时，文学的光辉熠熠闪耀。数不清的文学青年夜以继日挤在文学的独木桥上以血伺笔。那时，《北京文学》的发行量是27万哪！兴安的选择符合时代潮流。
几年后，兴安已经是《北京文学》的副总编了。但是，风水流转。曾经令文学青年高山仰止的《北京文学》竟然陷入了这样的危局之中——在兴安做副总编的几年间，他主要考虑的问题是钱——找到维持杂志生存的钱。
兴安亲历了文学的整个衰落过程，见证了在网络、电视大举兴起的时代，文学如何从主流的中心位置一步步滑向边缘。
《北京文学》的发行量令人不可置信地锐减到几千份。——往日那些对文学忠诚不已、痴心不改的人们呢？他们到哪里去了？
兴安却发现了一个奇迹：一方面，文学期刊越来越孤独难耐；另一方面，《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作品却具有巨大的读者市场。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通过兴安的手发出来的。另外，风光一时的“美女作家”卫慧的一些作品也是通过兴安的手发出来的。
兴安对于文学期刊的失望不是藕断丝连，而是果断的。但是，对文学期刊的失望并不意味着对文学丧失信心。这里的意思是：文学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在网络以及电视文化时代里实现其价值。这是兴安的看法。
让文学进入市场。操作方式是，首先确定目标消费市场；然后根据目标消费者的要求，生产小说——这里更准确的表述是：生产作为商品的小说。
聪明的人可以看出来：这种生产过程与从前的小说创作已经不太一样了。从前，小说作者根据自己的企图、爱好、执著的审美追求生产出作品；但现在，小说作者则需要根据小说阅读者的爱好、兴趣、以及审美需求生产作品了。从前高高在上的精神作品的制作者现在得明白：那些小说阅读者可不是一般的人，是他们掏出的钱袋子，才维持了小说的繁荣与小说家的生存。
这就是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文学这个曾经如此高尚的领域如今也迈着方步匆乱地然而却丝丝入扣地走进市场规则之中。
“好看文丛”的成功证明了兴安这个蒙古青年的见识与魄力。如今，“好看文丛”已出版过32本书，每本书的发行量都在三万册左右——假若你对如今的出版界有着稍许的了解，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羡慕的数字！在图书市场，“好看文丛”是一个令书商眼睛发亮的品牌。
然而，值得赞美的是：尽管市场有可能期待更加低俗的东西，但兴安却保持了自己的道德感。他说：“不谈什么道德标准，但要谈底线。”——“要有所尊严地活着。”他说，“如果再向后撤，那就不是我了。”
听兴安说这样的话时，我们陡然感到一种幸运：幸好是这样的一些人在影响着我们的文学消费市场。否则，我们眼前的世界将会怎样？
有必要再介绍一下兴安的父亲。
特·赛音巴雅尔。大名鼎鼎的蒙古族诗人。然而，迄今为止他最值得骄傲的作品却是他主编的三部大史：《 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步一步地，他在他的文学史中凸现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至今仍是民族文学界的第一人。
在“好看文丛”名声大噪的时候，特·赛音巴雅尔依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民族文学的诸项工作：编书、开座谈会……相对来说，父亲的事业稍显寂寞。
一对奇异的父子组合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儿子从文学环境边缘化的激流中奋力游回主流的中心；父亲则在边缘化的文学圣地里依然徘徊。在这片寂寞的圣地里，父亲只能望得见儿子远去的背影了。当其时，父亲会感受到什么呢？
父亲的感受，大概就应当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正在讨论的话题的感受——民族文学，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