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一种家谱在遭遇二十世纪时改变了它们的传承方式。这就是传承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社会生活中的父子连名制。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家谱，已经不简单地指那些吟诵在人们嘴里的父子连名制了，它成为了一种文化寓象：象征那些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生存中其存在遭受到质疑与挑战的种种民族文化事象。
当家谱遭遇20世纪
一
齐刷刷地冒出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题材的畅销书。
至少有两种角度可供指望来言说这一种文化现象。
“边地文化热，是中国文明在当前的发展情景中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校正。”——这种声音听上去让人感到安慰，顺耳，并且亲切。
“这不过是商品经济假借都市人类对于城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怀旧情绪而获取利润的一种独特方式罢了。”——这种说法听上去就让人感到冷气嗖嗖，寒气逼人了。
如果没有过去几年间的经验，我们将很难分辨出民族学家们所关心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投资者、企业家们所关心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前者关心的是：人们还在草原上传唱《格萨尔》与《玛拉斯》吗？彝族人或者哈尼族人在21世纪还会记诵自己祖传的父子连名制家谱吗？而后者，兴趣则在——将哪一种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成商品，将带来市场的成功？
这就带来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投资在民族文化出版领域以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化领域里的资金不断地在增加，而另一方面，渴望保存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学者们却忧心丝毫未减——传统文化的流失依然未减其速，或者甚至正在加速。在踏上那些真正通往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地的道路上，这些学者们形只影单，孤独自享。
实际上，学者的关怀与市场策划者们的关怀的确不同。对于前者，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对于后者，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可以开发为商品的资源。
这一真相有些让人惊讶。
当然，把大把的钱带到少数民族文化领域，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这总比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晾在现代生活的边缘、孤苦清寒地守捱日子更好。但是，问题在于，无论多少金钱从市场的渠道流进这个领域，真实的情形依旧是：民族学家说——“如果说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过去是以十年为周期在消失的话，现在则是一年一个样了。”
二十世纪为人类带来了“现代化”这个概念。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则是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最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这个世纪的时光里发生着断裂。
现代化在侵蚀古老的传统生活时毫不留情。民族文化的母土上流失着真正的捍卫者，他们的最终消失，会让时光看到这样的情形：曾经鲜活的、缤纷的、滋养了一个个民族的灵魂的民族传统文化，终于变成了一具具风干的腊制品——它们是一些符号、一些饰物、一些没有声音的字迹，或者，是一些形迹诡异的意义模糊的然而颜色鲜艳地立在路边的商品。
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时光里，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一种揪心的方式拧着一条命运的长绳。这真是一场奇异的拔河赛——有人希望留住传统，留下祖先的形迹；但是另一种相反的力量却是铺天盖地，排山倒海，没有什么善良的愿望以及虔诚的呐喊能够阻挡它的到来。
二
最后的、最有可能实现的愿望就只剩下这一个了：忠实地记录民族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我们所亲历的这一段时光里所呈现出来的一切。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所作的选择、放弃与割舍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难道可以向宇宙证明我们的存在？
因记录而留下痕迹。这是保护的方式之一种。
有没有这样的出版者——真心做民族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与家园最后的守望者，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只有这样的出版者，才会心怀上述的愿望。
云南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中国这个有着最多世居民族的省份，民族文化的丰富与深厚令人咋舌！而这种多元文化直到上个世纪的末端还保存得相对完整。于是，二十世纪最后涌来的冲击便让守候它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激烈的撕裂之痛；而撕裂因为发生在一片深厚的文化母体之上，所以，它激起的反弹力也就愈大。
——一块石头砸在一片丰厚的土地上，回声与轰响岂是一片轻飘之地所堪比拟？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云南的出版界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做成了社会的热点与焦点。一大批策划精良的、制作精美的出版物成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一个发酵之点——你不可以想象，在这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偏远的省份，媒体会象热衷于时尚一般地热衷于民族文化，人们会象谈论明星一般地谈论一部民族文化书稿的作者。中国的出版史不应忘记中国的第一本《人文地理》杂志就诞生在这里，它由一本记录民间文学的期刊勇敢、果断地蜕变而来。
云南大学出版社做了几件漂亮的大事。几年前，他们策划并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很大的成功；《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与研究丛书》有着更大的气魄，把民族学置于一个开放式的研究框架之中，以“大民族学”的构想联合十几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为民族学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启迪。2001年，他们又推出了“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作为记录对象，撰写总共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肯定是一套不会赚太多钱的书。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套书，在离开20个世纪越来越遥远的日子里，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往日熟悉的家呢？
三
很少见过这样的情景：人们为一种正在失去的文化痛哭。
文化传统是一种共有的东西——这一点颇有一些象“公有制”，“公有制”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缺乏人格主体的东西，由于没有明确的个人来作为它最终的所有者与归属者，所以也就没有人为它最终的命运承担责任——传统文化便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享有者，因为它归属于全体；然而，正因为如此，所有的人都可以不为它的失去承担最后的职责。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些景象：面对自己熟悉的母体文化的流逝，人们大多只流露出伤感、怀旧以及纷纭的慨叹。但是有谁会为一种失去的文化传统失声痛哭？
毕竟离肌肤以及切身的生存利益都太远了一些，传统与人的具体情感的瓜葛也就显得稀薄。
然而，当文化传统的概念变换成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变换成一种亲情，变换成活生生的父母以及兄姊的生活方式时，情形会有什么变化？——这时，人们对于文化、对于传统的体验也就深入形骸了。一个亲人的离去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远离故土意味着一种心灵的撕扯……家庭，为我们观察民族传统文化的存与留、生与灭提供了一个最切近具象的、最富有感情色彩、最具备人文价值的视角。
这就是《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的视角，也是它在众多民族文化类书刊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看到这样的情景：传统在家庭中的剥离让成员们饱含了泪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家庭实录，是对历史与文化的一种更为真实的记录。
四
有一种不写在纸上的家谱，千百年来在云南大山里的一些少数民族嘴里吟诵，从古到今。家谱总是开始于天地洪荒的人类始祖。每当一个男子成为父亲，它的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就为儿子所拥有，成为儿子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如此连绵不已，成为一条流淌不绝的生命之河。这就是父子连名制。
纸写的家谱易晓，然而也易碎；无纸可写的家谱却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链条，成为活着的不可缺少的记忆。然而，二十世纪却改变了这一切。人类最坚韧的东西之一不可追回地断裂了。
至少，在《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的哈尼族卷《人活天地间》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案例。红河边上的哈尼族人在二十世纪的时光里不再象祖先那样计较父与子名的紧紧相系了。
遭遇二十世纪就是遭遇现代化。在这样的遭遇发生时，民族传统文化曾经发出过很多的声音。但更多的时候，这些声音虽然轰然作响，却因为缺乏拿着纸笔的旁观者，而永远地沉落进时间的漠漠大野里了。
文化以各种方式流逝：被侵略；被时光淘汰；被另一种强势文化所取代。无奈的是，我们看到：被取代的文化并不全是落后的文化。一些美好的、更符合人性的文化也在流逝着。
所以我们呼唤文化与传统的守护者。因为，至今我们的时代仍旧缺乏这样“含泪的”守护人。
来自云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却作了一次这样的呼唤，也作了一次这样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