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原名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是我的母校。这是一所在国家民委直接关怀下附属于中央民族大学而又相对独立、面向全国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中学，以高中教育为主，也有少量的民族初中班。较之国内各民族高校而言，她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人才的摇篮”。
民大付中，我成长的摇篮
我曾有幸于1979年至1982年，在这个“摇篮”里受到了党的关怀和培育。母校的培育之恩令我终生难忘，那些幸福而快乐日子，让人禁不住常常去追忆。
初上附中
那一年我16岁，初中毕业。适逢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到贵州招生，经学校、县教育局及省民委的层层推荐和筛选，我幸运地被录取了！我族从贵州省罗甸县一个偏远的布依小山村，直奔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离开家乡的那天，一脸自豪的校长和老师们还带着腰鼓队来车站送我，在一片锣鼓声中，我挥泪告别了亲人，踏上了进京的路程。
乘汽车，转火车，辗转到了北京。经警察指点，我和哥哥终于找到了位于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的中央民院附中。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北京古建筑特色的大院，大院里套着一个个小四合院，在夜色里显得宁静、古典而神秘。到白天，灰墙灰瓦，红漆门窗，还有屋前一棵棵白杨、槐树和枣树随风摇曳，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美丽。就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幸福而快乐地学习和生活了3年。
我们那一届学生是“文革”后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恢复招生的第二届，招贵州学生却是首次。除了贵州的20名同学，还有来自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共90名，分2个班，高二以后自然分为文理科班。
我们的待遇很好，老师员工都很关心我们。每天天刚亮，同学们就早早起来跑步、做操，等我们洗漱完毕，食堂也把早餐准备好了。不用排队，不用买票，到了食堂各拿各的碗筷，8人一桌，自行分配桌上的食物。中餐、晚餐也是如此。尽管当时物质供应不丰富，但食堂却想方设法变换菜肴口味。还有专门的回民食堂供回族、维吾尔族等有特殊民族习惯的师生就餐。遇有病号还给开小灶。
老师们教课都很认真，他们渊博的学识和幽默的谈吐令我佩服和崇拜。他们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像不会生气，总是微笑着授课和答疑。尤其是我的班主任王良明老师，虽然住宿条件很差，一家4口挤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但他每天都无怨无悔地围着我们转，每天晚自习他都要来辅导。
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外出参观游览名胜古迹，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在母校老师的教导和培养下，我曾担任过学习委员、校团委委员等职务，还被推荐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青少年科技夏令营，与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杨静仁等合影，在营里写的文章，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
老师对我的期望很高，希望我考北京的大学，但我高考没发挥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好。在有不少同学没有让他们失望。我考上的是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了几年书，1992年调到贵州民族学院至今，这也算是我与“民族学院”结下的不解之缘吧！几年间，我曾被评为优秀党员，多次考核获“优秀等次”。
离开母校整整20年，其间没有回去过，我时常牵挂着她。每当遇到回来的校友或偶尔出差到贵州的老师，我都会打听母校的情况。听说母校几年前已从西单搬到海淀区中央民族大学附近，我更想找机会回去看一看。
复返母校
机会终于来了。2002年3月初，我到大连进修需在北京转车，特意早走了几天，为的是回去看看母校和老师。
老师知道我要来，也非常高兴。按照事先电话里的约定，王良明老师早已在站台上等着我了。一出车门，老师一下认出了我，微笑着向我招手。他虽然老了些，但精神很好，与当年的差别不是很大。
到王老师家安顿好，吃完早餐，我就迫不急待地叫弟弟陪同，直奔西单寻找母校的旧址。由于弟弟黄海在北京多年，熟悉环境，我们很快在西单文化广场附近找到了母校的旧址。房屋还是那些老屋（据说是作为古建筑保留了下来），但除了屋顶和框架，屋子已经打通改装成了商品市场，原来的院子也搭起了许多简易房，到处堆满、挂满了皮鞋、服装等商品，交易的喧闹声把往日的宁静和文化氛围驱赶得荡然无存，只有那些古树好像还在诉说当年的故事。
回到王老师家，凭窗俯瞰母校的新校舍，我总算得到了安慰，也看到了母校的希望。虽然目前教室、办公室还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平房，但很整齐、清洁。教工、学生宿舍是高大而规范的楼房，教学办公综合大楼和礼堂正在修建当中……，听完王老师的介绍，我不再伤感：母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真为她高兴。看着来来往往的朝气蓬勃的师弟师妹们，我真的好羡慕他们的年轻！我想他们一定比当年的我更幸福和快乐！
离开北京的时刻到了，我感觉像20年前离开时一样的无奈和眷恋。我热爱这座美丽的城市以及在她怀抱里的母校！
再见了，我的母校，我魂牵梦萦的民族儿女幸福之家！
祝福您，我的母校，愿您永远美丽，桃李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