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访文化人类学家、作家、民俗学家林河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漫漫万年的人类发展长河中，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繁衍生息在自己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不仅共同创造了中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和平安宁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庄严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政府愿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和人民携起手来，争取实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共同推进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然而，世界上总有一些对中国不甚友好或存有偏见的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会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宁构成威胁，这完全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记者近日走访了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家、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国著名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专家——75岁高龄的林河先生，以求通过其对中华文明发展史和文化基因的探索，对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命题，给予文史理论上的考察印证。
记者：林老，我们亿万中华各族儿女，包括世界上了解并对中国人友好的域外各族人民，都认为：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然而，世界上总有些人对此提出质疑：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不知经历了多少战争苦难？经历了多少自相残杀？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怎么会老是战争不断呢？对此，您做为文史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林河：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逻辑思维。是的，在人类史上，战争的确多如牛毛，就是在没有形成人类之前的猿人阶段，猿人们也是你争我夺，争斗不休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民族是不是爱好和平？是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的。战争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有保卫和平与侵犯和平之分。问题在于一个民族的本质是爱好和平还是爱好战争？而民族的本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构成人类文明的文化基因来决定的。
记者：林老，基因是生物学上的概念，是指存在于细胞内具有自体繁殖能力的遗传单位。您刚才提到的“人类文明的文化基因”应如何理解？
林河：我认为，基因既存在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研究文化基因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因为，一种文化都是由多种文化基因所组成，文化基因的转换同样可以克隆出各种各样的新文化。“文化”是人类通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或物质产品。“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文明的各种“文化基因”，并得到了群体共识之后的产物。文化基因具有民族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在社会发展中能起到承前启后、开拓未来的关键作用。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有误，用错误的信息去研究文化基因，势必导致信宿的错误，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与错误的结论。
记者：那么，如何来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准呢？
林河：这得从人类文明的起源谈起。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水平。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水平越高，人类的生产力就越高，人类的文明程度才能够水涨船高。孟子说：“民以食为天”。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水平是与人类生产食物的水平息息相关的。只有人类懂得了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解决了人类的温饱问题，人类才有余力去创造文明。因此，当人类懂得了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的时候，也就是人类文明哇哇诞生的时候。但这仅仅是文明的萌芽。距离人类的文明时代还很遥远。
记者：您所说的“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是不是指“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分？
林河：是的。从社会发展史考察，采集时代和渔猎时代的生产力都很低，是很难产生文明的。只有生产力较高的农业社会才能产生文明。农业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当然，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在方式方法上是有很大区别的。驯化动物只要有一根鞭子与一点食物就够了。动物不驯服，就用鞭子抽它，动物驯服了，就奖赏它一点食物。而驯化植物的方式方法大不一样，你用鞭子抽它，或者是拔苗助长，都只能使植物死亡。一定要有爱心、精心与耐心，还要有和平的环境，才能使植物得到驯化与高产，而爱心、精心、耐心与和平的环境，正是人类的科技文化赖以发展的最大前提。只有人类的科技文化水平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以后，人类的文明时代才能够出现。
记者：按照您的理论，人类文明主要是靠驯化植物的民族创造出来的，只有驯化植物的民族才具有爱好和平的天性？
林河：是的。只有这样的民族才会有爱心、精心和耐心去发展科技文化。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于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中国的长江、黄河等水土肥沃、适合粮食生产的土地上，就是这个道理。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华文明主要是农耕文明，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主要是农耕文化培育出来的，农耕文化赋予中华民族的爱心、精心、耐心与爱好和平的天性。这就是我所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理论依据。
记者：要想检验您的这个理论是否正确，都需要哪些学科给予验证呢？
林河：如单凭某一项学科的研究成果是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的。这需要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来共同检验，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多少都会在考古中有所发现，在文献中有所记述，在民族中有所残留，在民俗中有所传承，在语言、天文、地理、气象、医学学科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虽不能路路都通，但总能够运用某一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而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记者：那么，请您逐一地详细谈谈各学科的考察结论。
林河：从考古学角度考察：在正常情况下，爱好和平的民族，其历史总是会比爱好战争的民族维持得长久一些。因为，爱好战争的民族，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往往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各有兴亡，民族的历史文化很容易中断。而爱好和平的民族，只要没有外力的干扰，他们就会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居住下去并不断地创造民族的科技文化，发展得一个千纪比一个千纪更加繁荣昌盛。
以比较典型的两湖（湖南、湖北）农耕文化区为例：在临澧县的竹马村，曾出现了距今18000年前的、令人难以想象的高水平的原始建筑文化——带拱形沟渠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在道县的玉蟾洞，出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原始陶器、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和旧石器，这些文物的出土，意味着中国人已开始告别了茹毛饮血、身披树叶、迁徙无定的原始生活，正在向文明时代艰难地迈进了。在澧县的彭头山，发现了距今9000年前的稻作文化聚落遗址，在其周边地区，距今8-9000年前的原始农耕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中国人穿的葛布衣、吃的大米饭、住的吊脚楼、游的独木舟等生活必需品，都已在这一地区初具规模。在距今7-8000年间，这里的农耕文化产生了飞跃。出现了精美绝伦（这话一点也不夸张）的朱彩陶画艺术、豪华棂船、彩绘画舫、高达四、五层的塔式建筑、象形文字之母、原始宗教、各种神像……紧接其后、又出现了湖南长沙的南托文化、澧县的城头山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中国第一座古城、中国的第一座大木桥、中国的第一条卵石大道、中国的第一艘有舵木船、都出现在这一地区。湖北的石家河文化，还出现了陶塑的澳洲袋鼠和南极企鹅，是5000年前的中国人首先发现了澳洲和南极洲的铁证。商代、西周、东周等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也在这一地区不断发现，这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其质量、重量和精美程度都是中华之冠，洞庭湖南岸出土的四羊尊是商周青铜器中的扛鼎之作。精美的楚帛画，更是独一无二的中华精品。中国的炼丹术、炼钢术、铸铁术，也都起源于这里。可以说：两湖文化为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是举世无双的。两湖地区的和平环境遭到破坏，是从楚国的大将吴起“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野”开始的，在此之前的一万多年间，考古发现中只发现了两湖文化在和平环境中一个千纪比一个千纪繁荣昌盛，不断地为中国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科技文化。却从未在这一地区发现过大规模战争破坏的痕迹。反观中国的北方地区，由于游牧民族地处生活艰难的大漠草原，为了生存而征战不息，白骨遍野、易子而食的惨况屡屡发生，文明的进程屡屡中断，就连曾经强大到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国，被秦国来亡之后，它的历史也未能在战火中幸存下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由于中原王朝对南方民族的历史缺乏了解，历史书上记载的大多是中原王朝征服南方民族的战功，而很少记载南方农耕民族对中国的贡献。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一万年前的南方民族，就已经在“口朝黄土背朝天”地经营稻作农业了。这样的大事，历史上竟只字未提。相反，却把首创农耕的功劳，全都归功于北方四千年前跨马横刀的两大游牧领袖——姜水炎帝和姬水黄帝。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历史的片面性和不公正性却由此可见。但不管历史如何的不公正和带有片面性，要想完全不留蛛丝马迹还是做不到的。如孔子在他《礼运·大同篇》中所说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就是因为在原始农耕社会曾经有过这种和平景象，要不然，孔子单凭想象是不可能想得出的。《淮南子·主术篇》云：“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开诚布公，心无贪欲），智不出于四域（群贤毕集，四海归心），怀其仁诚之心（民有仁爱诚信之心），甘露时降（风调雨顺），五谷蕃植（五谷丰登），春生夏长（不失农时），秋收冬藏（家有存粮），月省时考（月月改革），岁终献功（岁岁创新）。……养民以公（为政公正公平），其民朴重端悫（人民朴实厚道），不忿争而财足（人民丰衣足食，无需偷盗抡掠），不劳神而功成（无忧无虑，心想事成），因天地之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与之和同（和平共处，天下同心）。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到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减，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把农耕民族豁达智慧、仁爱诚信、公平公正、辛勤劳动，改革创新、不喜忿争、热爱和平，天下同心、朴实厚道、没有奸诈等种种美德，都描绘出来了。晋朝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则把两湖地区农耕民族“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和平安宁景象，写进了他那一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之中。
在外国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的种种赞扬，如公元50年，罗马作家梅拉曾说：“（赛里斯人……其人诚信，世界无比”。公元380年，希腊作家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书》一书中说道：“赛里斯人和平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忧邻国”。公元440年，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则在他的《史记》一书中说道：“”（中国）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
从民族学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南方民族因是粳稻文化的创造者，故自称为“粳民”（古译荆蛮），“赛里斯”即“粳民”一词的音译。在那个时代，西方人还没有接触到“国之大事，唯祀（祭神）与戎（战争）”的中原王朝，也没有接触到火烧阿房宫的楚霸王和“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更没有尝到过横扫欧亚大陆的中国铁骑兵的滋味。他们能接触到的，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务往来而认识的中国人，也就是居住在中国南方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的那些非常诚信的商人与地方酋长，如果他们接触到了中原王朝的那些残酷霸主，他们就不会对中国人有这样美好的评价了。
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大凡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化特征与风俗习惯，都会在一些偏远的民族中有所保留。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就曾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发现了古代社会的许多遗存，因而写出了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赞美不已的《古代社会》一书。但中国的有些学者，却至今还没有认识到研究民俗学的重要性，还在把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当作一种不可信的学问，这只会使自己一叶蔽日，而不会影响到民俗学的科学性。其实，只要我们深入田野进行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为之神往的大同社会、淮南子为之赞叹的和平景象、陶渊明为之陶醉的田园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农耕民族中，仍然有丰富的遗存。只要你走出书斋，深入到田野中去这样的例证可以说俯拾皆是，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就不举例证了。
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当周边的民族尚处在采集社会或渔猎社会时，农耕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美好生活，必然会令这些衣食不足的民族十分羡慕，又因为农耕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没有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习性，也愿意热情地向比他们落后的民族传播农耕知识，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于是农耕文化根本不需要武力征伐，就自然而然地被周边地区十分乐意地接受过去了。这种动态行为不能在考古发一中留下痕迹，却会在语言方面留下痕迹。因为，当这些非农耕民族在接受农耕文化时，必然会将农耕民族的许多语言也接受过去。只要我们理着语言的足迹，像猎人追踪野兽足迹那样追踪过去，我们就会有重大的收获。问题是我们必须找准谁是农耕文化的首创者，假若找错了民族，我们就会前功尽弃。
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首创农耕的民族，是以他们首创的稻种作为族称的。他们在尝百草得出经验中，筛选出了无数的植物品种作为人工培植的对象，最终选定了野生水稻为主食，又在各种水稻中选定了Nuo（原始糯）作为他们长期栽培的对象，于是他们便将自己称之为Nuo，即“种糯的民族”。但由于原始Nuo虽然味美，却有产量低、脱粒难等许多缺点。当人口繁殖多了的时候，这种原始Nuo就有些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他们又退而求其次，将一种口味较差但产量较高，容易脱粒的稻种作为他们的主粮，由于他们认为这一稻种原是天上的仙稻，是神雁口衔着它从天上飞过时，因为叫了一声Gang，不小心把仙稻从口中掉下来，被他们的祖先拾到后才开始栽培的，便以神雁的叫声命名为Gang（读缸，粳的上古音），而把自己也称之为Gang民，后来由于语言的变化，Gang读作了Jing（读黔，粳的今音），又把自己称之为Jing民了。于是，中国的历史上，便出现了民族相同而读音不同的三个稻作民族Nuo（汉译雒民、倭民、骆越）、Gang（汉译共人、赣人）、Jing(汉译荆蛮、黔民、京民)三族。今日的黔台语族（黔为粳的音译，还有侗台语族、壮侗语族、侗傣语族、印支语系等等称谓）诸民族便是古代Jing民的后代。当我们查清了民族之后我们将会发现：黔台语族分布之广，是令人震惊的。她不但在中国拥有壮、侗、水、傣、台、黎、临高、布依、普标、毛南、仫佬、佯黄、拉珈、仡佬、拉基、布央、耶容等庞大的族群，在国外还有越南、泰、老挝、掸、石家、土、侬、岱、黑泰、白泰、坎梯、阿含、拉哈等庞大的族群。中国的汉语、藏语、苗瑶语、朝鲜语，国外的日本语、南亚语、印度语等，凡是受过中国农耕文化影响的世界各民族，几乎都与中国黔台语族的语言有亲缘关系。只要你自甘寂寞，静下心来去作研究，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现从语根学的角度举例以明之。
根据农业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的中国农科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一书记载：“稻作起源于我国南方，我国南方的口语习惯，至今一直称稻为“谷”或“禾”（毫、后、吼等为禾的谐音，古籍上又作耗）……据历史语言和地理的研究，南方汉语的“谷”或“禾”都来自一个更为原始的共同母语Kau（音和“靠”近似）……壮侗语族“稻”词的最古语言形式为Kau，以后，分化为K系（谷系）和H系（禾系）……
黔台语称土地为La、水为Lan，村庄为Dong（峒），水田为Nuo，糯稻为Nuo，粳稻为Jang（更），Jing（京），Li（黎），头部为Kao，吃饭为Jan-Jang（捡粳），雁为Gang，船为Nuo，祖母神为Sha（读萨，黔台语中没有男神的位置）……这些语根，都可以在许多国外有稻作文化的民族中找到。
朝鲜语称国土为Lala，村庄为Dong（峒），水田为Nuo，糯稻为Nuo，头部为Kao，朝鲜语中的这些农耕类语言显系来源于中国的黔台语。
越南语称土地为Le、水为Nuo，水田为You，糯稻为Nuo，吃饭为Yan-Jang，（燕粳），还是来源于中国的黔台语。
日本语称禾为Kau，稻为糯（上古音），称雁为Gang，船为Fnuo，同样是来源于中国的黔台语。
在印度语中，稻的常用语有dhan(德罕)，shali（萨黎），sal（萨），tandula（掸都糯），arishi（阿黎胥）等，其中，“罕”是“粳”的变音，“糯”与“黎”，都是黔台语对“稻”的称谓。“萨”是黔台语对祖母神的尊称，“萨黎”即“稻祖母”之意。
甚至于在英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黔台语的痕迹，如国土读Land，稻读Rice（黎），鸡读Chicken、Brood，茶读Tea，小河读Brook，湖泊读Lak，独木舟读Canoe，小帆船读Sloop，都与黔台语十分相近。
中外这么多民族的农耕语言都与首创稻作文化的黔台语相近，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中国黔台语地区起飞的这只和平鸽，给古代的人类世界带去的是和平与幸福，而不是灾难！因为在古代，语言只能靠先进文化的和平传播，靠武力征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再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一个文明落后的民族，是经不起日月失常、山崩地裂、大旱大涝、瘟疫疾病的袭击的。马可波罗访华时，路过西亚，恰好遇上了瘟疫流行，当地人防止瘟疫的办法就是派军队将全城的人都残酷地封杀。马可波罗就几乎被封杀在路过的城市里。而两湖平原的原居民，由于在天文、地理、气象、医药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减灾抗灾、防治疾病等方面都技高一筹。因而考古发现中，从未见到有大批人民集体死亡的现象。这也证明：中国的农耕民族已经有了自救救人的能力，中国的农耕民族是和平的天使，是人类的福音。中国的封建帝王由于以农耕民族的文化为文化，始终坚持以农立国，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杀戳，但提高到国策的高度去认识，总的国策还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周公吐脯、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康乾之治就是中国人爱好和平的历史见证。
记者：听了您以上见解，使我深受教益。您从历史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阐明了我中华民族自古从文化基因、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联想到现在世界上总有些地中国不友好或存在偏见的人，对中华的崛起、中国的发展说三道四，甚至散布什么“中国危胁”的言论。您的上述论点，正可以批驳他们的无知与偏见，可以正告世人：我巍巍中华民族自古就热爱和平！
林河：是的。当今正如江总书记所说：“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这也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主流。我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主要源头，当然也代表着当今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文化的主流。试问：我们这样一个自古热爱和平的民族，怎么可能对世界、对人类、对他族构成危胁呢？两三千年前，中国就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完全可以占领亚欧大陆，但中国人却在北方修建了万里长城，在南方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其理念是：维护和平，传播文明。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只能使世界更加安宁、使人类和平更加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