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苏，您走好
7月2日晚，传来明达同志辞世的噩耗，闻讯间，我一下子头都懵了，不由得悲从中来。想起6月2日我去通州结核病院看望他，虽然他还在输着液吸着氧，但说话仍有底气，重病中不忘关切别人，一再嘱咐我：“天太热，不要再来了，请转告社领导和同志们一声……”想不到时过一个月，我们竟阴阳两隔，成为永诀，再也不能晤谈了！
记得初次同老苏谋面，是在45年前的1957年7月。那时候，我刚从《中苏友好报》调到民族出版社，同他和几十位同仁一起参与筹备《民族团结>>杂志创刊工作。他长得白白净净，个子不高，却透着干练与活力。同仁们都以“小苏”呼之，我也亦然，他乐呵呵地照应不爽。后来才知道，我们都是1928年的人，他原籍四川南充，川大毕业后到出版社工作已经有3个年头了，从汉文编辑室调过来的。
创刊筹备工作在首任领导李宏烈同志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家都忙着编稿，约稿，采写文章。“小苏”负责与老舍，碧野，田流等名家联系，他总是较快地拿到手稿完成任务。不久，试刊号问世。在一次由汪锋，萨空了同志主持召开的试刊号座谈会上，领导上责成我俩和杨平旦同志做记录，“小苏”总是记得又快又好。特别是他那一手遒劲有力的颜体字，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我在组版工作中写标题字制版不赶趟儿的时候，就往往请他来救场。
在以后的“爬格子”生涯中，不论是深入边疆采访，策划选题报道，或是编稿约稿，抓拍新闻，随同编辑部领导下厂付印，他都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做得很好。对萨空了社长“办刊物就象厨师摆弄拼盘一样，要多样化，让人爱吃”的教导，他更是身体力行，注重实践。他编辑、采写的通讯报道，往往加上编者按，提示语或是编后语，尽可能加强文章的感召影响力度。遇到重点宣传任务，就干脆推出一组组合型报道，有文，有图，有评说，有统计数字，问题解答，既提高了报道质量，又扩大了社会效益，正像他说的“一只拳头总比一个指头的力量大。”
对作者、读者的来稿，他更是不遗余力，不论是布局谋篇，间架结构，或是一个标点符号、错别字，他都不轻易放过。常见他为一个标题的鲜明、概括、富有文才而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为一个字、一句话、一个出处、年代、数字、翻字典，打电话，查资料，不耻下问，甚至拿着原稿楼上楼下地跑，他编好的稿件，常常用颜体楷书再抄上一遍，干干净净，赏心悦目，既方便了主编、排字工人，又拦挡了差错事故。当年他所联系、培养的少数民族作者，后来有不少成为颇有建树的作家、记者、撰稿人。作为一名默默无闻新闻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杂志社领导韩戈鲁，马寅，李宏烈、鲁生等同志的领导培育下，逐渐成为《民族团结》杂志的骨干和中坚。
1966年8月，《民族团结》杂志在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中停刊。悠悠13个岁月春秋过去了，当刊物1979年再度面世时，明达同志已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成为一位知天命的
半百长者了 ！20年的沧桑历练，摸爬滚打，他并没有在社会大动荡中蹉跎了宝贵的岁月，反而因持续主动的充电学习，变得更加成熟干练、知识渊博了。毫不夸张地说，在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知识以及采编业务素质造诣方面，他已成为编辑部同仁中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之一了。在整个80年代，他几乎一直是杂志社几任领导的得力助手。他1982年入党，两年后擢升为副总编辑，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扑在他所热爱的民族新闻出版事业中，经他处理审核过的文稿，几乎都成了“免减产品”，同仁们拿不准的细节，都要请他把关，这阶段他虽然写的较少，却把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全都密密麻麻、尽善尽美地编织在为他人所做的嫁衣上。对他来说，这已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
为提高编辑部全体同志的政治业务素质，他协助领导上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的学习活动，请中央统战部的廖祖桂同志讲授古汉语；给年轻的编辑同志介绍《民族团结》40年的风雨历程，传帮政策、文字、技术方面的把关经验。1989年退休后，他又被《民族画报》社反聘，从事刊物的审核和文字把关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直到2000年不幸罹病才放下他终生热爱的新闻出版事业，仍时不时在其他媒体上撰写文章，抒怀明志。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就在这次入院前，他还卧病疾书，在新出刊的《中国民族》上圈圈点点，为编辑部出谋划策，提供有益的建议，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息，倾尽春蚕蜡炬般的深情。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能从事民族刊物的采编工作，是人生难得一种机遇和幸福，为此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理当无怨无悔。”……这就是他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
明达同志年轻时是参与《民族团结》复刊后的中坚力量；桑榆暮景，更成为杂志社的倚重骨干，一位恪尽职守的政策、文字“把关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一家杂志社服务，为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到终生，这在《民族团结》杂志社进进出出一百多名同仁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一副挽联概括了他平凡而不寻常的一生：年逾古稀为民族团结杂志鞠躬尽瘁，笔耕半纪事新闻单位出版大业死而后已。他是当之无愧的。
明达同志为人孝道正派，作风诚恳朴实，人缘很好。他是百岁老父的好儿子；是弟弟妹妹们的好兄长；是独生女儿、女婿的好父亲；是《民族团结》杂志历任领导的得意门生、亲密战友、左臂右膀，是杂志社全体同志敬重的好同事。在他患病期间和去世后，杂志社80年代后期的历任领导辛智、范培廉、铁木尔、李建辉等同志以及国家民委三社的同志们、朋友们，都曾多次去医院和家里看望他或为他送行；范培廉同志还用遒劲的隶书书写一首古诗寄托自己的哀思：“一生远播正义声，厚德敬业事必躬，天何不悯招君去，痛失良才涕泪零”。虽然明达同志在与病魔搏斗中拼尽了力，吃尽了苦，但他却时时刻刻生活沉浸在亲情和友情中。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明达同志走了 ，他以自己平凡执着的一生和只知奉献不谙索取，甘为他人做嫁衣的敬业精神，为我们树起一尊不朽的楷模形象。他的为人、他的精神、他的事业，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长别依依，无限悲戚，我在心里默默地祝他：“老苏，您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