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基因问题访谈之三
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
宇宙是开放的，它永远向日月星辰展开怀抱；地球是开放的，它永远向它的子民敞开胸怀；日月星辰是开放的，它永远无私地照耀着山川大地；大地是开放的，它永远慈爱地用阳光雨露滋润着芸芸众生……这便证明：人类开放型的文化是“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世代繁衍昌盛、生生不息，形成人类文明永续一统的大民族，与其传统文化自古就顺应大自然而呈现开放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我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得出“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立论。为此，本刊记者再次采访了这位学者……
记者：林老，您为什么要研究“开放型文化”？ 什么才算是“开放型文化”呢？
林河：自从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迅速地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以后，我认识到了“开放使社会前进，封闭使社会倒退”的这个已由邓小平理论证实了的真理。我希望改革开放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永久国策而继续下去。由此我才开始了对开放型文化的研究。当我运用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和江泽民的思维方法以及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观去研究它后，我认识到了开放型文化是“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因为，宇宙是开放的，它永远向日月星辰展开它的怀抱；地球是开放的，它永远向它的子民们敞开它的胸怀；日月星辰是开放的，它永远无私地照耀着山川大地；大地是开放的，它永远慈爱地用阳光雨露滋润着芸芸众生……最初的人类，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大自然中。大自然允许你到任何一座山上去采摘野果，也允许你到任何一条河中去捡螺拾贝；允许你到山洞里去穴居，也允许你到树上去巢居；允许你爱别人，也允许别人爱你；允许你拒绝别人的爱，也允许别人拒绝你的爱；允许你把动物当食物，也允许动物把你当食物；允许你杀死别人，允许你保护自己，也允许别人保护自己。大自然永远都敞开它的怀抱，容纳它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真善美的或假丑恶的一切事物。海阔天空，任凭鸟飞鱼跃，大地广袤，任人纵横驰骋。天赋予人的权利都是自由开放、公正无私的。由于人类在创造文化时，只能够顺乎自然，既然大自然是开放的，最早的人类亦就只能够创造出开放型的文化，而不可能创造出大自然中没有的封闭型文化来。因此，人类文化的本源就是开放型的。
记者：您说开放型文化是“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这一理念的科学根据在哪里呢？
林河：我在前一期《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访谈中已说过：人类文明发萌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驯化动物的民族如果不设圈套将动物捕获，动物就不会任人宰割或役使，也不会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如果不把动物圈养起来，动物就会跑掉，如果不用皮鞭把牛羊管束起来，牛羊就会不听指挥，牧民如果不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牧场，就会人财两空。而驯化植物的民族既不能用皮鞭对待植物，也不能拔苗助长，你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全心全意地爱护它、照料它、培育它，将它栽种到和平开放的大环境中，让它充分地享受到空气阳光、春风夏雨、和平安宁，它才会茁壮地成长，为人类提供充分的食物。
由此，人类在沼泽地里有意识地播下的第一粒野生稻种、第一次在水边开垦出的水田、第一条为了灌溉禾苗而开挖的水沟、第一次有组织地进行的除草施肥、第一座互助合作修建的农耕聚落与第一次人际之间的以物易物，很可能就是人类告别蒙昧时代，进入“开放型社会”的开始？而人类的第一个圈套、第一口陷阱、第一根皮鞭、第一座牛栏羊栅、第一座堡垒、第一座监狱、第一支军队和第一次征服他人，很可能就是人类告别开放时代，进入“封闭型社会”的开始？
人类从驯化动物中获得的经验，就为日后的一部分人驯化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役使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为人类世界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政权、军队、城堡、刑法、监狱等封闭型文化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最古的一部书叫《尚书》记载有：帝尧时把天下分为十二牧并分设牧官，就是把人民当牛马一样地役使的。《辞源·州牧条》云：“古者九州，每州置牧”[书]“外有州牧侯伯”，“汉以后亦置州牧，……又清代知州亦称州牧”，可见得古今的帝王们都是把人民当做牛马来放牧的。人民都变成了牛马，又哪有“开放”之可言？
驯化植物的民族所获得的经验，就为人类的开放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原始农耕民族就已形成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开放创新、公平竞争、诚信讲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睦邻友好等开放型文化，即使进入了封闭型的封建社会，老子“道法自然”、“天道无亲，恒与善人”的思想，孔子“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的思想，孟子的“仁者无敌”、“民贵君轻”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都传承自中国原始农耕民族用爱心、精心和耐心驯化稻谷的宝贵经验。因此，我便提出了开放型文化“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的新理念。
记者：您提出“中华民族是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依据又在哪里呢？
林河：全人类都在创造文明，全世界都会产生开放型与封闭型的文化，但毕竟历史有先有后、贡献有大有小。过去，西方学者就是凭着当时的考古发现，排定四大文明古国的先后次序，将中国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最后一位的。现在，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开放型文化的历史都没有中国的悠久，贡献也没有中国的大，我提出应该按照现实的新情况，重新排定一下四大文明古国的次序，只不过是纠正西方学者过去的认识错误罢了。有错必纠，这就是我要提出“中华民族是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新理念的理由。
现在的考古新发现证明，全人类中，驯化植物最早也最成功的就是中华民族。据湖南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中华民族驯化野生稻已经有了15000年以上的历史，根据两湖平原距今9000多年到7000年的彭头山、高庙等稻作文化群星罗棋布的情况可知：中华民族发展稻作文化已经有了9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明了驯化野生稻后，不仅使中华民族走向了丰衣足食、有余力从事发展科技文化的道路，而且，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靠中华民族驯化的稻类作物养活，才有余力发展他们民族的科技文化的。在科技文化上，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衣食住行，而在这些方面的发明创造，中华民族都远远领先于全世界，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更是人类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奠基石。据统计：中华民族古代的科技发明就占了全人类古代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为全人类提供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开放创新、公平竞争、诚信讲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睦邻友好等开放型文化基因，更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提出“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科学根据。
记者：中华文明的开放型文化基因，在历史上都有哪些突出表现？
林河：我在《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访谈中曾引《淮南子·主术篇》的一段话：“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开诚布公，心无贪欲），智不出于四域（群贤毕集，四海归心），怀其仁诚之心（民有仁爱诚信之心），甘露时降（风调雨顺），五谷蕃植（五谷丰登），春生夏长（不失农时），秋收冬藏（家有存粮），月省时考（月月改革），岁终献功（岁岁创新）。……养民以公（为政公正公平），其民朴重端悫（人民朴实厚道），不忿争而财足（人民丰衣足食，无需偷盗抢掠），不劳神而功成（无忧无虑，心想事成），因天地之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与之和同（和平共处，天下同心）。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到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减，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这段话把农耕文化的和平型、开放型、创新型、互利型、诚信型等文化基因都说得相当透彻了。下面，我想就农耕民族的开放型文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表现，再作一些具体探索。
开放型的建筑文化：无论什么文化，都是要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的。建筑文化往往是测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开放型或者是封闭型的试金石。如果你走进高墙深宅、壁垒森严、大门紧闭、猛犬狂吠的人家，你就很可能尝到主人的闭门羹和白眼。如果你走进屋檐相连、走廊相通、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的人家，你就一定会遇上性格开放、热情好客的主人。
中国古代建筑，从文化类型分：有“开放型”、“半开放半封闭型”和“封闭型”三大类。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分化较为严重，建筑设计理念产生于防范外敌，保护自己。不但筑起了万里长城来保卫国土，建筑也多是与邻为壑、不通往来的封闭型建筑（四合院就是其典型代表），从帝宫到民居，莫不如此。
与中原交界的楚地，虽然也战争不断，但由于楚国富甲天下，是两千年前的超级大国，在楚国的腹地，相对而言，人民生活还是比较和平安宁的。其建筑设计的理念产生于既要方便自己，也要防备外敌，又由于楚人信鬼好巫，房屋大多是半开放半封闭型的“吞口式”（吞口为一种能吞食妖魔鬼怪的神兽）建筑（一种大门凹进，以窗为眼、以门为口，模仿神兽模样的建筑形式），楚人虽也聚族而居，和睦相处，没有高墙阻隔，走近门窗就可以与主人对话，但楚式建筑群各家各户之间，却是独门独户，互不相通的。
在中国南方的越文化圈内，由于稻作文化是越人的先民——“粳民”（种粳稻的民族，古译荆蛮）的创造发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事和平生产的中国粳民，基本上处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和平环境之中，和平共处、互通有无、睦邻友好、诚信对人等等美德，养成了粳民“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的良好风俗，其建筑理念产生于既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的开放型文化。房屋都是开放型的“干栏式建筑”（俗称吊脚楼），这种开放型建筑屋檐相接，走廊相通，即使是下雨天，只要上了一户人家的楼上的走廊，就可以通过走廊走遍全寨而不会打湿脚，走廊上还备有茶水和草鞋，义务供行人享用。住在这种环境里的稻作民族，全都养成了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习惯，客人来了，就以歌舞相迎、用美酒招待。遇上纠纷，双方就去找理佬（德高望重、熟悉《理词》的和事佬）评理，而不是诉诸干戈。粳民还有集体做客的习惯，在每年秋收以后，寨佬就派出芦笙队，带上全寨的男青年步行到外寨去搞民间外交活动（现在已出现了坐汽车到数百里外“集体做客”的新情况），以增进友谊、交流文化。外寨则倾寨相迎，在集体互访中，寨佬与寨佬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姑娘们则尽情地与来访的男青年交流感情，建立友谊。这种开放型的建筑和开放型的文化，曾维系了粳民地区持续数千年的和平安宁。直到今天，你若走进中国大西南的一些粳民村寨，你依旧能享受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客人来了，以歌舞相迎、用美酒招待”的古风古俗。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18000年前，两湖平原上的临澧县竹马村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原始人，就已能建造开放型的“高台式土木建筑”了，在距今7000——8000年间，洞庭湖四水之一的沅水流域的农耕民族，就已能够建造四层以上的“高塔式建筑”、“双帆棂船”和“彩绘画舫”了（黔阳高庙文化）。还出现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干栏式房屋”（长沙南沱文化）。因此，中国的开放型建筑文化：是全世界最早的开放型的建筑文化。
开放型的服饰文化：服饰文化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是否开放的窗口形象之一。如果你见到了衣服紧裹，连脸部也用面纱遮住的妇女，她很可能是一个“封闭型”的女性，如果遇上了袒胸露臂、穿超短裙的妇女，她可能是一个“开放型”的女性。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宗教文化专制到了要把妇女全身用衣服密封起来，只留一个子孙洞供繁殖后代之用的地步。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如果不小心让男人见到了她的肉体，她就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嫁给这个男子，二是去投水或上吊。中国著名的民间故事中的女主角孟姜女，就是因为在池塘洗澡让范喜郎瞧见了肉体，只好嫁给了范喜郎的。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气候恶劣、只能用兽皮严密包裹身体，遮挡风沙严寒。又由于长期生活在马背上，必须穿裤以防擦伤下体，因而形成了封闭型的服饰文化。在中原地区，冬天有北方地区那样的风沙雨雪，夏天又有南方地区那样的炎天酷暑，因此，封闭型衣饰和开放型衣饰兼而有之。但由于封建文化重男轻女，男性的服饰是封闭型衣饰和开放型兼而有之，女性的服饰还是完全封闭型的。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由于地处气候温暖的亚热带和大海边，以衣服防寒的作用小而以衣服为装饰的作用大，因此，在中原的古籍上，往往用断发纹身、椎髻跣足、短卷不裤、其人半裸来形容南方的风俗。因此：中国式的开放型服饰文化是由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创造出来的。
开放型的饮食文化：中国北方的有些游牧文化，食物禁忌很多，如不吃没有经过宗教仪式宰杀的动物，不吃鱼虾螺贝、乌龟甲鱼等。中国南方的农耕文化，却无所不食。有些人形容广东人“天上的只有飞机不吃，地上的只有汽车不吃、水里的只有潜水艇不吃，四条腿的只有桌子不吃，外国来的只有维娜斯不吃”，虽然是句笑言，却颇能反映中国南方农耕民族饮食的开放性。从至今还残存在中国大西南农耕民族中的“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喜庆设宴，路人都可入席”，“一家来客，各家都送来菜肴”等风俗中，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各种开放型文化的古风遗韵。
饮食文化的开放性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交的开放性，一个不吃生鱼的人很难与日本人长期相处，一个不喝牛奶的人很难与欧洲人长期相处。正因为中国农耕民族的饮食文化百无禁忌，所以，古代的中国人才能够走遍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成为全世界分布最广的古代人种。
开放型的生产关系：农耕文化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开放型的，在考古发现上，洞庭湖地区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前的稻作科技，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在两湖、江淮地区发展成了八十垱、皂市下层、河南贾湖等数十处稻作文化群。在距今7000年前，又远播到了浙江，形成了河姆渡早期的古湘湖跨湖桥文化，紧接着，在长江流域遍地开花，形成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古湘湖河姆渡文化——高庙文化——南沱文化——城头山文化——汤家岗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从9000多年前到5000多年前的一系列稻作文化，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这种迅猛势头，是由稻作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分不开的。以还保留着传统稻作方式的有些中国西南民族为例：他们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尔虞我诈、与邻为壑，只有互助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开放型生产关系，就是稻作民族开放型文化的历史见证。
开放型的海洋文化：没有开放型的海洋文化，各地民族就很难走向世界，也很难相互交流。古代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人种，与中国是全世界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分不开的。在海洋文化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常言道：“十马不如一车，十车不如一船”，
我过去只能从西方的书籍中看世界，总以为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海洋文化了不起，我们中国相形见绌。现在，我从考古新发现中知道：中国早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出现了船葬的风俗；7500年前就已能够制造双帆船和豪华画舫；在6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在有隔水密封舱的木板船上使用船舵了；在3000年前，中国已开辟了从四川到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在2400年前，中国吴越舰队的大翼船，已经安装了要3个人才能掌握的巨大木舵。而在西方，距今2000年的海战船还没有舵。中国的海船，至少在宋代就已普遍用上了指南针，西方的指南针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直到公元16世纪，西方的船只才普遍用上了指南针。明朝郑和下西洋乘坐的宝船，载重量已达1000多吨，装的是与西洋各国通商友好的宝货。郑和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下西洋的，他带给西洋人民的是中华的先进文明，因而受到了西洋各国人民的无限爱戴，愿为他建祠立庙。而晚于郑和下西洋80多年的哥伦布，他发现新大陆所乘坐的船才250吨，其他的才100多吨。与郑和的宝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带给和平的美洲人民的却是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美洲的原居民从来也没想过要为他建祠立庙。两种文化的差异就是如此之大。
开放型的语言文化：中华民族中的黔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侗台语族、百越族语）既然是人类农耕文化的首创者，他们向别的民族传授农耕文化的时候，必然会向别的民族传授自己的农耕语言。根据农业出版社1986年初月出版的中国农科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一书记载：“稻作起源于我国南方，我国南方的口语习惯，至今一直称稻为“谷”或“禾”（毫、后、吼等为禾的谐音，古籍上又作耗）……据历史语言和地理的研究，南方汉语的“谷”和“禾”都来自一个更为原始的共同母语Kau（音和“靠”近似）……壮侗语族“稻”词的最古语言形式为Kau，以后，分化为K系（谷系）和H系（禾系）……
中国黔台语族创造的稻作文化的语言往往能在朝鲜语、越南语、日本语、印度语、英语等许多有稻作文化的国外民族中找到（详见前期《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访谈）。中外这么多民族的农耕语言都与中国首创稻作文化的黔台语相近，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和平民族，中华民族带给古代人类世界的是帮助别人改革开放，让全人类共同过上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开放型的意识形态：上文已经说过，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为人类创造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开放创新、公平竞争、诚信讲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睦邻友好”等等开放型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上的这些美德，令外国人赞叹不已。如公元50年，罗马作家梅拉曾说：“赛里斯人……其人诚信，世界无比。”公元380年，希腊作家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书》一书中说道：“赛里斯人和平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公元440年，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则在他的《史记》一书中说道：“（中国）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传统美德与世界各民族的传统美德相结合后，发展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国际上公认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通用准则，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则很好地解决了港、澳回归之后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怎样和平共处的矛盾……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传统开放型意识形态的魅力是何等巨大。
记者：那么您界定的开放型文化与封闭型文化，二者关系是互相排斥的两种文化吗？
林河：不是。从社会发展史看问题，这两种文化各有所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人类是不可能从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去的，它必然会经过一段“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过相当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才能最终进入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因为：驯化植物的民族（具体到中国，则是中国的稻作民族），创造的只能是小农经济，它在生产生活上的主要特点是“自力更生，无求于人”、“只图温饱，不求有余”、“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
、“各有君主，互不统率”、“一盘散沙，不喜战伐”……虽然给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提供了起码的保证，使人类有余力去发展科技文化，促进了社会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缓慢的、很容易停滞不前的。这从世界上一些与世隔绝的农耕民族，至今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得到证明。驯化动物的民族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封闭、战争、压迫与剥削，但文明进步是要靠财富的积累才能实现的，农耕文化“只图温饱、不求有余”的意识形态，只能创造出较低级的文明，根本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生产、积累财富，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驯化动物的民族，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封闭、战争、剥削与压迫，但却为社会创造了剩余价值、积累了财富，而驯化动物的民族所创造的管理国家的各种经验，更是建立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文化基因，只有在这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约束、互为补充的机制，使两种文化从“水火不容”的低级状态，转变为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水乳交融的高级状态，人类才有可能走向现代文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有关理论，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记者：考古发现是无情的，也许在世界上的某处地方，又会发现比9000年更早的农耕文化，会推翻您作出的“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这个结论，您对此有何解释？
林河：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极限，中国虽然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但因时代过早，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稻作文化”，地球就进入了寒冷期。地球气温的复苏是从距今9000多年前才开始的，气温刚回升不久，中国就已出现了两湖平原距今9000—8000年前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历史要想超过这一极限是很难的了。因此，我不担心我的论点会被日后的考古新发现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