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七期的“民族传统体育论坛”中，《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意味》一文曾引述赵书先生的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带来各国文化的更加本土化——这种观念背景让我们可以充满希望地等待民族传统体育的振兴。但是，下面的文章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全球化将对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进一步的冲击——至少，从过去西方体育一百年间对于全球体坛主宰地位的占领结果可以看出来，而这一冲击在未来并无减弱之势。但作者并不悲观，而是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应对冲击的若干具体构想。
最后，我们热诚欢迎这个栏目能够等候到更多的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生活的来自各个角度的观察与思考。
体育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体育
全球化对于体育意味着什么？
进入新的世纪，全球化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已经扩散到人类的政治、文化诸领域中。全球化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全球化不单纯是一种地理现象——“地球村”的空间想象；也不是社会学家所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发达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优势性占领。
从体育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一个世纪多以来，西方世界一步步占领了世界体坛的主宰地位，无论是体育的内容、形式，还是体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从这个角度看，体育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进一步的西方化。
追溯历史，西方体育向全球“输出”之初具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一是以体育作为一种缓和与被殖民国家之间关系的手段；二是以西方文化的心态，向“愚味落后”的民族渗透文明。如此，体育成为西方“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西方体育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深深地打着这样的烙印。正因为如此，面对体育全球化的冲击，科学地制定全球化格局下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当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体育全球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
固然，体育全球化将为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机遇，因而体育全球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它又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带来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严重冲击：
一、体育全球化将造成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同质化、单一化。正如马克思曾经分析的：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也就是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即经济一体化，文化也开始了其一体化的进程。以现代体育运动会为例：体育运动会的仪式无不尊从西方式的圣火仪式、运动员裁判员宣誓、开闭幕式的庆典活动等等，这一切都发源于西方。目前奥运会的竞赛项目已达300项之多，但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西方人的传统项目，其它国家和民族只能以抛弃其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传统文化为代价，在运动会上享受西方创造的“文明”。同时，竞赛规则也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原则的，于是西方人所崇尚的竞争和刺激成为制定竞赛规则的标尺；设置的奖励方式则无论多少人，多少队参加，冠军永远只有一名：这体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放大人的主体性，强调“我思故我在”，把竞赛变成对“稀有”奖励的争夺。无论世界各种体育项目的比赛，远动员穿的总是耐克或阿迪达斯，喝的都是可口可乐等等。这一切的结果是：通过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全世界各民族固有的传统体育文化、运动方式、审美趣味等渐渐消融掉了，形成了一种单一的、同质化的——西方或美国化的——文化风格，而这种单一的、同质化的文化风格不仅刚好与奥林匹克运动所强调“多元文化”并存的美好愿望相背离，而且还威胁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第一、体育全球化不仅导致世界体育文化同质化，而且影响着人们的体育价值观。西方现代体育提倡竞争，提倡超越对手，超越自然障碍，其活动是在相互较量、相互比较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一点是与东方人或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体育精神是不同的。东方民族更多强调体育对于身心的愉悦性、审美性、娱乐性，而忽视单纯的竞技性。在西方体育观中，竞技场上的姣姣者被视作偶像，被人们颂之为英雄。竞技的结果、成绩、名次直接影响到做人的价值以及本身的尊严，竞赛的奖品也不再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场上的橄榄技花环，它会给人带来一身的荣耀甚至富有。正如美国田径明星迈克尔·约翰逊所说的：“人们只为荣誉参加比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参加比赛既为荣誉，也为金钱。”拜金主义、功利思想的影响，就使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倾斜和滑坡。在现代体育赛场上出现的偷用禁药、贿赂裁判、打架斗殴、弄虚作假的现象，已使道德丧失殆尽。这种线性的、单向的价值取向，恰好严重地背离了奥林匹克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道德所体现的与自然、与人和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及重人格的观念，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体育价值观。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更有着自身丰富的独特精神，譬如其自娱性、审美性、共同参与性，对竞技的胜负并不看重，“胜固可喜，败亦无忧”，无论胜负都是对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磨砺，是对人格完善的一种促进。这是一种极其人本精神的文化传统。然而，这一些传统完全有可能在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受到现代人的漠视。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对策
在体育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既充満不可多得的机遇，又面临不可回避的挑战。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品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1、积极应对、主动出击。在经济一体化、科技网络化、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共享已是必然，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体育全球化浪潮中，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应当积极应付，主动出击，保持开放的态势，敢于同西方体育文化“同场竞技”。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自信：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而且在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史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民族体育文化是十全十美、无需发展的。有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确定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东西，我们不能狭隘的抱着“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观点，认为愈“土”愈好，这样就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泥坑。而目前占据优势的西方体育文化确实具有我们应该吸收与融合的因素，我们应当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改造，但这并不会导致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体育要发展、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让大众喜欢，特别是年青人喜欢。因此，少数民族体育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要充分地融合进时代的因素，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人文精神。在体育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只有充分利用世界体育文化资源，同时弘扬民族传统中合理的、将有益地补充现代人类生活的因素，才能在提高国际竞争的同时，避免我们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和消亡。
2、加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理论研究工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何使这些潜在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财富，促进少数民族体育向着科学化、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为文化建设服务，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应以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民族传统进行研究，大力开展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加强对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源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功能价值、训练方法以及竞赛规则、社会化与产业化途径、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配套研究，逐步建立起少数民族体育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制订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近期、中期、远期发展战略及实施途径，使民族传统的发展走向科学健康的轨道，为少数民族体育的走向世界打坚定的理论基础。
3、加大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加大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宣传是推动少数民族体育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第27届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平均每天有35-38亿人观看电视转播，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平均每天有30亿人次以上观看电视传播，大大超过了全球观看美国阿波罗登月时电视转播的人数，可见现代体育影响的覆盖面之大。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从1982年举办第一届以来，至今已连续召开了5届，不仅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而且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应充分利用各种新闻传播媒体，加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宣传，让全国及世界各族人民认识、了解、接纳并参与。同时，应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利用民族体育本身具有的健身、娱乐、教育、竞技功能，吸收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坚持小型多样，业余自愿的办法，结合农业节令、民俗节日和乡村文化站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体育活动。可举办邻国、邻省民族体育邀请赛、对抗赛，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参与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来，使少数民族体育逐渐走出国门。
4、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统与竞技的关系。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各种思想流派融合为一体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主要精神有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有以和为贵的和谐原则，有先人后已、先社会后个人的集体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视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意识，有崇高理想的道德人格追求，有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以及对“天下为公”的人类“大同世界”的真挚向往等等。应当说，这一切内在精神对与西方竞技体育相伴而来的赛场暴力、兴奋剂、贿赂裁判等舞弊行为而言是一剂有效的良药。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追求向竞技方向发展的今天，一定要保持这种体育文化特有的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在体育全球化的浪潮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改变的。无论情愿与否，我们都搭乘着现代化这列快车踏上了全球化的不归之路。著名作家余秋雨说：“一个民族要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价值。”因此，面对体育全球化的浪潮，我们必须大力提升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优秀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领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不用刀枪、没有消烟的战场，而崭新的、具有时代色彩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将展现出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风采。让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中去。
本文参考文献
卢元镇：《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黄亚玲，马国英：《体育全球化的文化反思》；高长江：《现代文化批判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