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一种新的民族工作方式的诞生
——江西对散杂居民族工作方式的突破
观察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个事实：一些地方的散杂居民族工作陷于这样的局面中——为了一个文件而上传下达；为了一个政策而奔走呼号；就稳定抓稳定——一种缺乏系统性、创造性的局面中。
散杂居地区的工作能否从零散的、部门化的、低层次的工作方式，转化成为系统的、社会化的、高层次的工作方式？
观察之二：
民族工作部门在强调参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帮项目、出资金、拿计划样样包办、件件过问，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可供配置的资源，于是很难履行预期中的职能，许多工作显得力不从心。事实是：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民族事务就是民族工作部门一家的事”的被动局面。
新世纪的散杂居民族工作，能否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去配置充足的资源，以开拓出全新的民族工作局面？
观察之三：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了各民族之间不断加强交往的同时，直接的经济利益、各自的民族习俗，使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起因。一些地区呈现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虽小，但分布却广、民族成份多的新情况。这些，难能为所有的民族政策所涵盖，“上看不到，下管不了，中间成真空”，民族工作很难全面触及、深入。而原有的民族工作方式使民族工作部门的许多同志在“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满腔热情换来一肚子气。”中叹息。
散杂居地区的民族工作方式，应当注入一些什么样的新方式？
本期我们推出了《江西：一种新的民族工作方式的诞生》的主题报道，欲以江西这个少数民族绝对人口数仅有12.57万人的典型的散杂居省份，在过去10多年的艰苦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民族工作社会化道路”，来尝试回答下面的一些问题：
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如何在新时期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完成职能的转移？
散杂居如何到社会各个领域里配置新的资源，从而使民族工作汲取新的能量？
民族地区是大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综合行为。但民族工作部门既不是经济职能部门，也不是单纯的行政执法部门，如何才能够强有力地完成工作职责？近十年来，江西省民族工作部门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从传统的职能定位中跳出来，依政府之力，聚社会之能，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进行科学地“分解”和“转移”，在“分解”和“转移”过程中，民族工作部门致力于宣传民族政策工作，让政府在全局工作中看到民族地区的份量，让社会各部门在全局发展中找到民族地区的位置。最，政府重视和社会参与之衔接所产生的强大力度，成为了新形势下江西民族工作获得力量的重要源泉。这就是江西所走出的民族工作社会化道路——
江西：一种新的民族工作方式的诞生
森林里的许多小树，一晃几年参天而立，那是因为它们抢到了阳光和雨露，获取了生存的空间；也有一些越长越瘦，越长越黄，那是因为它们无缘阳光和雨露。
人和树一样，成为有用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人才，那是因为他们获取了知识的滋润，吸收了历史的智慧。人与人组成社会，构成民族，集合成国家，这里面强和弱的故事，如同森林里的故事。
十年前，在江西，民族工作部门经常这样：
参加全国性的会议——没人；
帮助少数民族乡村解决燃眉之急——没钱；
参加全国民族系统的大型活动——没影；
听各地民族工作部门互相交流经验——没声。
今天，不一样了。
春风吹来的时候
1990年，初春的江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的司马义·艾买提在江西宾馆把关于做好散杂居民族工作和四五十年前兴国县在苏区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历史联系起来，当时的江西民族工作部门只是一个处级机构，几位同志“旁听”了这番指示后，激动起来
这时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民族事务处，人员廖廖。更多的时候，工作只是应付一些具体的事务。我们希望找到一种事业感，但是，从何着手？从何使劲？
我们第一次仿佛感受到：民族工作会在春天里吹来一阵暖风。
不久，江西省委常委会决定：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处改名为江西省民族事务局。
1991年初，国家民委经济司特意选择在南昌召开了全国八省区民族经济运行分析会——在江西召开民族工作领域方面的会议，改革开放后这还是第一次。时值江西“两会”召开在即，忙碌的省领导能够分身出来出席这个“民族经济运行分析会”吗？民族处的干部们急了，大家轮流守在省政府办公大楼，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临近黄昏时刻，终于等来了省政府的分管领导。感动于大家的“虔诚”，领导当即答应参加这个会议并致词介绍江西的基本情况和民族工作慨况。而省政府秘书长还非常乐意自始至终参加这个特殊的会议。会上，我们好奇而又新鲜地听着各省区民族工作经济职能部门列出的民族经济运行数据分析，觉得民族经济工作离我们很远很远。而省领导却从这一串串数数据里看到了党和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投入带来的巨变，会后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散杂居民族经济工作一样可以上台阶，出经验！
我们开始感受到民族工作的魅力和吸引力。
1991年，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孙瑞林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国务委员陈俊生关于民族用品和民族贸易的讲话后，立即在民族文化宫宴请国家民委有关领导，他端起酒杯说：“民族工作不光是部门事务而是全国性的工作，用好、用足、用活民族政策，既能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众，同时也能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很快，省政府就发展全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专门下发文件。一时间民族用品生产在江西热了起来。这是江西民族工作在寂寞中的第一次冲动。
1993年，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国家民委来江西送温暖，他温和地笑着说：“民族工作要出成绩，一定要记住‘有为才有位’的道理。”晚上，他握着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手，象拜托家事一样，真诚地说：“谢谢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民族工作高看一眼。”
机遇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单位的发展同样如此。1992年党中央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民族工作领域吹来一阵春风。会后，在酝酿加强民族工作设想的过程中，孙瑞林给远在外地考察和在北京开会的省委副
书记刘方仁、常务副省长舒圣佑写信：方仁、圣佑同志，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加强我省民族工作，建议近期省委常务会听取汇报，专门研究全省民族工作。可否，请批示。
江西省委再一次决定：民族宗教局为副厅级，列入到政府系列，增加编制……
1999年国庆前夕，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要求各级政府认真做好民族工作。国庆期间，第六届全国民运会在西藏拉萨与首都北京同时举行。还没有来得及到江西上任的省委副书记步正发，径直来到北京西郊宾馆看望江西省6个民族的4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他十分感慨地说：“党中央如此重视民族工作乃英明之策；中华民族共同庆祝祖国华诞的壮观场面，乃世界壮举；在这次民运会上，江西所取得的成绩不理想，我心里不是滋味。回去后我一定要向省委领导报告，民族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民族工作正面临着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正值省级机构改革，如果坐等，许多机遇势必擦肩而过。老局长真诚地请来了省人大、省政协的部门领导，深入到民族地区调查，让他们在实际中去感受民族工作机构与新世纪的民族工作形势的不相称。省人大、省政协的同志在经过认真调查后，立即给省委、省政府建议：加强民族工作机构，为改革、稳定和民族团结提供保障。当时分管民族工作的副省长对此作了这样的批示：“人大、政协的调查报告很有证明力，很有说服力，尽管全省民族工作年年出特色，但是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建设更迫在眉睫……”
2000年4月，又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同志来到江西考察，在滨江宾馆他向省里主要领导介绍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三个离不开”重要思想的深刻含义和全国的民族工作形势，代表国家民委党组对江西省委、省政府重视民族工作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2000年江西省民族工作机构方案出台：江西省民族宗教局升为一级厅，为加强民族工作，编制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32个，内设机构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7个。
不怕穷，就怕不动
江西省少数民族人口只有十来万人，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加起来不过十来个，没有充裕的办公经费，长期租借办公用房，整个家当加起来不足10万元，扶贫资金仅有三四十万——地道一个清贫的“家”。
必须先“动”起来，“要尽其所能，把小事做大，把工作做强，充分把民族工作的台面同整个社会对接起来”。这是我们最初的思维方式。局领导领着大家分头来到地处偏远的民族乡村，细听少数民族群众说，详看少数民族群众做。
题名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贫困面较大，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篇情况反映送出去了。大家生怕领导看不到这份情况反映，不管分不分管民族工作，不管是省委省政府省人大还是省政协，只要是电视上提到名的省领导通通都送上一份。
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入，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贡献》——在这篇情况反映的后面，我们又把兄弟省市区的做法和领导批示附上，不管材料写得好坏，不管材料多厚，心里就是想只要领导能看上，看到了材料就等于听到了民族工作的声音，看到了民族工作的影子。
终于，不善交际、相信心诚则灵的严春忠局长请省政府分管领导来吃“民族工作餐”，边吃边汇报。
“最近看了你们的几个材料，有触动，不管是哪个民族的群众对我们每一个领导和同志们来说都是心头肉，把民族工作做大来，做响来，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发展生产问题，找准方位，就大胆干起来，政府会支持你们的。”
几个月后，在省政府有关文件里有这样的安排：一次性拨给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经费19万元，拨购置工作用车经费12万元，财政、老建扶贫资金切块用于少数民族乡村建设各追加10万元，民族乡村学校改造资金请省财政、省教委考虑安排……
1995年，省长吴官正来到地处偏远山区的樟坪畲族乡，民族乡乡长兴奋不已，七十多岁的畲族老汉激动万分，不知所措。他翕动着嘴唇说：“我们山沟里还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官儿……”省长当着陪同前往的各位官员说：“少数民族群众的埋头苦干精神，可贵可敬，我们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不扶他们一把。”
动，就能引来活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跑财政厅、老建办、水利厅几个部门。我们去别的厅局时，他们好奇地放下手中里的工作，带着陌生的眼神同你聊上几句，问我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信哪个宗教的，吃不吃斋。我们只好留着暗自的委曲给予耐心的微笑和解释。在“遭遇陌生”后，我们干脆带上些民族政策方面的书籍、画册之类的东西甚至带上少数民族群众前往。这些厅局干部看了材料，再听了情况反映，表情就大不一样了——有了理解，有了共鸣，自然萌发了支持的念头。这时，再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关报告送到省政府时，我们心里就有点底了：因为政府开会讨论之前，对报告、请示涉及到的部门事先都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而我们动作在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博得了有关厅局的支持。1995年的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我们提出的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一系列建议就这样基本得到采纳。
有事的时候，要找有关部门；没事的时候，更要找有关部门。沟通出情感，交流获支持，这就是我们念出的第一道“看家经”。
我们常上省计委的门，聊聊民族历史，谈谈国家的有关民族政策。感情一点点拉近了。1994年，我们几位同志到省计委反映民族乡村经济发展情况，省计委的领导马上找来以工代赈办的同志，说“少数民族乡村的建设规模都不大，应该给”。从此，民族地区扶贫资金在省计委开始“立户”。同年，省财政厅负责同志和我们一起，来到西藏，考察民族教育和对口支援工作。也许是西藏的神奇震撼了他，也许是他从西藏看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战略性和伟大性，面对刚刚打开局面的江西省民族宗教局，他说：“我们应该认同和支持民族工作，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责任的反映。”年底，局里拿到了省财政厅追加的一笔事业费，这是十几年来，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第一次。”
1997年，省政府决定开展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工作。文件是发下来了，了解民族地区的部门也不算少，但是我们更知道，文件真正产生作用还会有一段长路要走。春节刚过，大家分头来到省电力局、省科委、省地税局等单位，向他们介绍民族地区需要扶持的一些项目，没想到，为了见省电力局的局长，我们“八顾茅庐”，不是开会，就是学习，哪怕是中午十二点也没有功夫听上片言只语。终于，在我们干部满头大汗和热切期待的眼光中，他迈出了到对口支援点上亲自去察看的第一步。了解是感情的开始。短短几天，贫穷与勤劳交织的场面，使他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心灵深处渴望富裕、珍爱团结的心声。三年对口支援，省电力局可谓后来居上，一发而不可收：从学校危房改造，架设输电线路，到帮助少数民族种植高山无籽西瓜……当省政府验收对口支援工作时，在民族村村口，“伯伯”、“爷爷”、“首长”、“干部”的叫声，同鸣共奏，真是和谐无比。
2000年1月的北京，民族处的一位同志来到中央党校，抱上几本《中华一家亲》的金铂邮册，在晚上11点钟敲开了此时正在进修的省计委主任、省教育厅长的房间，他们看着56个民族的图文，摸了又摸这本邮册，说：“太谢谢！我们会尽力顺着一个一个民族去支持！”
1991年，第四届全国民运会在半城楼房半城绿的南宁市举行，全国各省都派出了阵容可观的代表团和观摩团，当时组委会分配给我们20个观摩名额；我们拿着这个名额，竟不知道该分给哪个单位；但五年后——1995年，在春城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民运会上，我们组织观摩团时大嫌名额太少，因为与我们相联系的单位早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因为这些单位和朋友将成为更加支持我们工作的力量。果然，在昆明参加了10天民运会的省政府副秘书长看到56个民族欢呼民族团结的盛大场面，深情地说：“江西的民族工作必须迎头赶上，江西的民族地区必须加快发展。”后来，他多次向省长和其他省领导谈起民族工作的艰辛和民族地区需要扶持的迫切：“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了，我们的社会就可少一份忧患，多一份秀色。”一位省领导风趣地说：“看，民族宗教局又多了一位支持者，很好。”
难忘这段岁月——我们走进别的厅局时，迎接的语言从“你们信哪个教”变成了“民宗局的同志来了”； 每一个厅局的领导办公室，我们从硬着头皮进去到他一见我们就迎进去交谈。走过这段岁月——我们走进兄弟厅局办公室，实现了看着递上来的一杯清茶，很渴却说不喝到连喝几杯还不能把话道完的转换；拥有一下班就回家到下班前电话铃响起的邀请，同许多厅局同志一起享受都市迷丽夜生活的浪漫。我们为此而自豪，而欣慰。
一个广阔的平台搭建起来
1992年开始，我们致力于在社会上寻找一个广阔的台面，寻找社会上一切支持民族工作的力量。
在此之前，领导为全处每年不到一万元的差旅费犯愁；为年根岁首的几个座谈会桌上的水果而奔波；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得的仅有几个厅局的相聚而陶醉。
九十年代初，我们的发文号年头到年尾充其量不到二十个，现在却远远超过了一百个；差旅费从一两万元猛增到十几万元，这里绝对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招待费由一年的星星点点到现在让我们自己都觉得数字可观。平心而论，这里没有一分钱的浪费。十年前我们大家像盼亲人一样地盼望兄弟省市来赣交流民族工作，但结果还是廖廖无几，然而现在，我们开始有了“门庭若市”的良感。
这就是我们忙碌的精华岁月的缩影。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领导出点子，干部跑路子，民族乡村得票子，变化是看得见的。是的，一个省级政府的部门就是资源的象征，就是支持的后盾。你不了解他，熟悉他，走近他，这资源和支持就是天空中抓不住的白云。今天，我们拥有了这些。
我们是用对江西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真情和责任打破了同省直部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话题。腿伸长了，眼界变宽了。“孩子是自己的好”、“自己的孩子自己抱”的格局自然打破了。每一个民族乡村在省直许多部门和同志们的眼里都是“秤砣虽小压千斤”；许多民族乡村的干部群众成了厅长办公室里的常客、主任家里的朋友。民族工作在江西终于实现了融入社会、开始获取新的资源的转换。
1998年，省财政厅机关干部几十号人驱车来到樟坪畲族乡，拿起锄头和少数民族群众一起修路。这何止是一个仪式啊！他们回城后就像惦记家事一样地时不时地在办公桌前念叨着那山、那路、那人。1997年到2001年，省财政厅用于这个乡的各项扶持资金竟高达几百万元。如今，路通到了少数民族群众攀岩伐木的地方。一位省文联的同志形象地说：如今的畲族老汉也有了云中漫步的日子。
1999年元旦，省计委主任同省民委民族处负责同志通电话：“我想去民族乡看看那条路怎么样？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这是哪门跟哪门的事儿，可厅长同处长就是这样对上话了。一路上，他不时地询问些有关民族文化的问题和数着哪些民族乡村需要支持的名单。一到民族乡，他和同伴们踩过雪地，拉起民族乡长的手说：“我们要有共同的信心，不把贫困带入新的世纪。更不会把断头路带入新的世纪。让我们大家为这条深山老林通往山外的公路起个名儿吧！”乡长憨憨地说：“老百姓说这是计委为少数民族抱来的金桥银路。就叫它‘抱来路’吧！”
三人为众。在社会的舞台上，我们寻求民族工作部门支持，靠的就是把自己的热心和真情捧出来。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有感情和责任的政府，埋怨得不到支持，那是因为民族工作部门没有走进社会这个大舞台，没有把社会、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三者巧妙地联结起来。你只要用自己的真诚和责任持之以恒，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映象”效应，而这种责任和支持还会在别的相关部门和单位乃至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得到完完全全的复制。
就在对口支援工作开展后不久，一些部门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连连带去对民族地区的真情实意。民族处很快将这些情况编发成简报刊载出来。没想到，此后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声不断。水利厅说：“我们做了，如果我们做得不够，你们说话！别的部门能做到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技厅说：“我们早就下去了，而且制定了规划，怎么不见你们在简报上刊载出来？”农业厅说：“我们有我们的模式，‘猪—沼—果’工程几年以后，肯定能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实惠。你们不妨给别的单位介绍介绍！”……一时间，17个部门几乎是在争着抢着“表功”。
——这就是民族工作社会化机制诞生的第一缕曙光。
同一首歌
我们尝到了民族工作社会化的甜头。2000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局领导又在思考着新的话题，那就是来自部门的支持只是“临时户口”，而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工作社会化”如果成为一种机制、一种模式，那么天地就更宽阔了。
1997年，省政府召开第一次对口支援民族乡村工作会议，我们准备了一个会议纪要，半年时间后，办公厅转发了会议纪要；2001年，省政府领导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三个月后，办公厅转发了这两
次会议的纪要；2002年，第三次“省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一个月零四天后，办公厅转发了会议纪要。——内容一次比一次充实，而时间一次比一次快捷——机制就是汲取资源的手段，而政府推动和领导这一机制更是民族工作社会化运行的保障。
2000年刚上任不久的民宗局局长陈卫民同志，来到民族处问：“国家民委实行的是委员制，许多兄弟省市区也是如此，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下一番功夫。”不久，他专门找到常务副省长汇报，建议在江西成立“省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用成员单位的职能代替民委委员制的职能；靠政府领导和协调形成新的民族工作社会化机制。省领导对他的建议给予采纳，指出既合乎机构改革的精神，又能调动社会和各部门的力量支持民族工作。
不久，江西省政府决定成立“江西省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这意味着我们的十年之功磨出了最后锋利的一剑。
2000年，省政府决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为22个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帮助缩小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共同实现民族地区富裕、文明、团结的新目标”；
2000年，“领导小组”责成省民宗局汇同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尽快制定《江西省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强调要从讲政治、讲团结、讲发展的高度，致力于民族地区的发展。2001年，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江西省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并突出把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列出清单，分资金、时间、规模落实到具体实施部门；
2000年底，省民政厅要求各市在救灾救济工作中，充分考虑民族村因素，切实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困难；
2001年至2002年，省交通厅、省民宗局赴民族地区调研，总投资近四千万元的民族乡公路建设开始进入前期准备阶段，这是江西省民族地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投资项目；
2001年，省经贸委党组决定为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省工业投资公司承担此项任务，确保所对口支援的民族村五年内实现脱贫致富，全面完成领导小组交待的重任；
2001年，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将铅山县篁碧畲族乡所在地伦潭水利开发项目
上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这是江西民族乡村第一个获国家立项的项目。
2001年，省民族宗教局统计资料显示：省级投入和部门扶持民族地区各项资金首次突破一千万元大关，相当于1998年至2000年的总和的一倍。民族地区群众收入和民族乡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首次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01年，省建设厅扶持的民族村成功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该村培育的苗木开始进入浦东、北京、福建市场；
2001年，广昌县民族村反租汉族群众田地，实行生姜生产、贮存规模经营，带动了许多汉族群众走上了致富之路；
2002年7月，“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各成员单位汇报民族地区“十五”规划的执行情况，提出加强民族教育投入，确保民族地区“两基”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民族教育发展，这将是江西省历史上第一次对民族教育的专项资金；
2002年7月，上海市民宗委和江西省民宗局达成“共建江西民族希望小学”意向，这将是赣沪合作共建项目中第一个民族教育工程；
2002年8月，省水利厅发出文件，要求有关市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农田水利
和水毁工程建设，列出清单，要求限期落实，这是水利部门专门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下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2002年8月，樟坪畲族乡等级水泥公路开始浇灌，这是江西省民族乡村第一条等级水泥公路，总投资300万元，全长七公里。
……
江西省的民族工作走过了寂寞的十年。江西省的民族工作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向省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工作社会化机制的转变，迎合了塑立“求新思变、开明开放、诚实守信、善谋实干”的江西人新形象的新世纪工程。在江西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宏伟目标中，12万少数民族群众紧紧围绕着崭新的民族工作新机制，同全省人民一道，共同实现这伟大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