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中国最小的乡，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乡级行政单位——
玉麦在哪里?
玉麦远在“天边”。从拉萨向东南，穿越绵长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再从藏东南名镇泽当出发，颠簸数百公里的简易公路；然后骑马或步行翻过雪霞飞扬的热拉山；最后跌跌撞撞地穿过一片松箩密布、沼泽遍地的原始森林，你才能到达玉麦。
它是中国最小的乡，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乡级行政单位。
说它是最小的乡是因为从1962年至今，这里最大规模时只有三户牧民，而在1983年到去年底却仅有一户人家。户主叫桑吉曲巴，一位现年74岁的藏族老汉。
从隆子县城出发，我们在险峭的边防公路上驱车数小时，翻越位于喜玛拉雅山脉东段的一座雪山，来到与玉麦毗邻的曲松。我们雇了马，从这里去玉麦70余里，皆是羊肠小道，马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为备急需，我们携带了方便面、火腿肠等食物。大大的行囊挂在马鞍两边将马鞍都填满了，人就像是骑在尖尖的山顶上，重心极为不稳。一位来自南方、从未骑过马的记者，上马不到一分钟就摔了下来，滚到路边的小沟里。
首先要穿越的是热布拉山谷，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热拉山。这个山谷成优美的“U”字型，放眼望去，一湾冰雪融化的溪流从山顶缓缓流下，穿过疏密有间、色彩缤纷的灌木丛；天高云淡，在高原特有的阳光照耀下，山谷两边高耸的雪山晶莹剔透，一簇簇、一片片的红景天在冰雪中闪耀着夺目的鲜红。这种极富生命力的植物让人联想起顽强地生活在高原上并创造出灿烂文明的藏族人民。
在流水和碎石间不断打滑的马蹄慢慢向山顶迈进。山势变得越来越陡峭，空气也随之越来越稀薄，气候也开始变化多端。不一会儿，冰冷、坚硬的雪霰子从天而降，打在脸颊上生疼生疼的，犹如万刀割面。马喘出的粗气，化成浓重的白雾，不得不几步一歇，叫人不忍心驱赶。有一匹个头显小的马实在不堪疲乏，突然跪倒，将人向前抛出。
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前方骤然一片虚空，马立刻发出一声声嘶叫，不肯移步。山的另一边竟是墙壁一般的直立!人们在惊恐中纷纷下马。这时在“墙壁”上游走的山路上几个黑点缓缓向山顶爬来。待“黑点”渐渐靠近，丹增平措副县长认出是玉麦乡桑吉曲巴的两个女儿卓嘎和央宗。她们正赶着一个小小的马队到曲松去驮粮食。接父亲的班当了乡长的卓嘎还背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
如果不是藏民族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玉麦应该是被喜玛拉雅山脉隔出的一个人间绝境。这里长期被水浸泡的土地长得了青草却长不了青稞与小麦。山羊难于成活，只有“高原之舟”牦牛才能顽强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玉麦的每一粒粮食都需到70里外的曲松驮来。为运一次粮食，玉麦人常常是披星戴月，提心吊胆，每年10月一过，大雪便铺天盖地而来，更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旦缺粮，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卓嘎和央宗姐妹俩得知我们是专程来采访玉麦乡，采访她们时，便决定掉转马头回去。她们这大半天的山路等于白爬了，但特有的好客与淳朴还是使她们高兴地将我们往回带。山的那边已无路可走，我们不能再骑马而行了。几乎垂直的峭壁使马只能将四蹄抵着地面滑行。我们则沿着一条数公里长的瀑布连滚带爬地向下冲，直到一片原始森林出现。
这片由喜玛拉雅山脉南坡充沛雨水滋养的森林，苍茫无边。树的枝叶遮天蔽日，马行其中仿佛走进一派幽冥。天又下起了雨，这起源于印度洋季风的雨每天都来，绵长、透彻、淋漓尽致。雨水淋透我们的军衣、皮夹克直至肌骨。被雨水长期浸润的土地变成了沼泽，马不时在急剧的下陷中惊恐地跃起，将人高高地抛向空中。马队里不时传出有人摔下来的“哎哟”声。但在前面引路的卓嘎、央宗姐妹似乎并不觉得雨的存在，一路有说有笑，还不时地摘下色泽鲜艳的野果让我们品尝。
淋了5个多小时的雨之后，我们终于走出森林，在浓浓暮色中来到了玉麦。
玉麦最为年长的主人、老乡长桑吉曲巴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显得异常兴奋。他在既是乡政府又是寓所的一幢平房里为我们燃起了大火堆。换上了一件“时髦”新衣的央宗忙不迭地打起酥油茶。我们烤着火，满身散发着蒸气，就着酥油茶吃糌粑，身体开始活泛起来。我们拿出随身带来的虾皮和小鱼干，请桑吉曲巴和他的家人吃。桑吉曲巴在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认定是“虫子”而没有接受。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于是他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幽默地称我们是“吃虫的”。
火盆里的木材在不断添加，火越烧越旺。日复一日的烟熏使这座小屋里的墙壁、木柱、家具显得乌黑油亮。屋内有一台闪着雪花的电视机。桑吉曲巴身后的一挂石英钟一刻不停他走动着。老人在秒针的“嘀嗒”声中向我们讲述玉麦的历史。火光跳动着，照亮了他刀刻斧琢的脸和一篷雪白的头发。
他说，过去的玉麦并非像现在这样冷僻。当高原的多数地方尚未通公路的时代，这里丰美的水草已吸引了不少牧人。1959年前，玉麦有20多户，300多牧民。为在这看上去十分肥沃的土地上种出粮食，他们想尽了办法：烧草木灰，甚至拣兽骨熬汤作肥料，但庄稼楞是只长秸杆而不结穗。
玉麦从喧闹走向沉寂的历史始于1959年。其时，西藏具有深远影响的民主改革已拉开序幕，高原各地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同许多交通等条件迅速改观的地方相比，玉麦再也不是人们理想的居住地。长期与世隔绝的人们开始走出大山。
1962年，荒草开始占领废弃的房屋、庙宇。玉麦只剩下包括桑吉曲巴家在内的3户牧民。
出走的牛马发出的铃铛声淹没在松涛里，玉麦前所未有地荒凉了。其时的桑吉曲巴感到未曾体验过的孤独。然而，这位在旧社会曾四出乞讨的老人，以“从农奴变成主人”的豪情抵住了这种孤独，他发誓要在玉麦住下去。他说：“玉麦是中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呆着；到别的国家去，我想都没想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他还能有什么呢?”
这以后，尽管这里来过一批批的人，但又不得不一批批地离去了。大雪封山的冬天，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于活下去。
1983年，考虑到特殊的困难，政府把玉麦剩下的3户人家迁到已通了公路的邻乡曲松。当人们正在为终于走出这“无法呆人的鬼地方”而欢欣时，仅仅在山外过了一个春节的桑吉曲巴却不可思议地带着一家7口人返回了玉麦。
玉麦的草场、森林和那一湾昼夜不停地流淌着的小河让他彻夜难眠。
在一批一又批的人迁出玉麦之后，守望这片神圣的国土成为老人的决心。
沿玉麦河往南走，是一条坦途，可通达印度。因此，这里也成了境外人员进入我国的主要通道之一。桑吉曲巴在子女们都上山放牧去了之后，总是静静地坐在门口，看着这里的山、水、草场，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这条小路。一有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经过，桑吉曲巴总是先和他们看似漫不经心地聊天，实质盘问一番。一旦确定他们可疑，他就找一条隐蔽的小路，翻山越岭，到曲松或更远的扎日去报告，让政府部门早做防备。
有一年冬天，老人为了报告一个紧急情况，连滚带爬地向曲松赶去。茫茫大地上齐人腰的雪将他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狂风呼啸，滴水成冰，他在雪地里跌打滚爬了两天。头发、眉毛都挂满了冰凌，棉衣也冻成了硬板。没有人要求他非这样做不可；他只是一个管着一户人家的乡长。然而，在这样一个远离人世、群山环抱的深岙里，一颗跳动的爱国之心，让他主动负担起这份责任，什么也动摇不了。
老人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曲松乡当代理副书记，一个藏学院毕业后在泽当做医生。两人都央求老人去他们那住，可老人就是不肯。有一年，桑吉曲巴生了病，被小儿子接到泽当。才住了两个月，病稍见好转，老人就闹着要回家。
是夜，桑吉曲巴的家人以及副县长丹增平措、电视台台长占堆一起合伙而卧，我们两个记者被安排在隔壁仅有的两张小床上，带着半身潮湿钻进睡袋——在这里，用体温焐干衣服是很平常的事。窗外是高原低矮的天空，星星闪烁着神秘的光辉，天地一片沉寂。床被大堆的马鞍、牧鞭和竹器簇拥着，它的一头是猎枪，一头挂着一张刚滴干血的兽皮。一切都在默默地介绍着桑吉曲巴及家人的生活：放牧、狩猎或编一点手工制品，为着生计日复一日地忙碌，也日复一日地守望着祖国的领土。
宁静的夜孕育了一个深红的黎明。当我们焐干衣服走出屋子时，玉麦在晨光中展示了她的秀美：红日照亮了雪山，隐现着瀑布的森林苍翠浓密；开阔的草场上成群的牦牛迈着悠闲的步子啃食着鲜嫩的青草；缓缓流淌的玉麦河唱着不息的歌。
这一片绿色点缀着四、五座白铁皮的房子，这是隆子县政府充分开发利用这里的自然资源、鼓励山外牧民内迁而建的。今年初有两户牧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到这里来定居，打破了十几年来桑吉曲巴一家孤居茫茫玉麦乡的沉寂。
喝了酥油茶，吃了糌粑，该是卓嘎和央宗上山放牧的时候了。但这天乡长卓嘎要召开全乡大会，选举人民代表；央宗为招待客人也留在家里。这天，只有卓嘎丈夫在放牧点上看管着牛群。放牧点上，他们在一个避风的地带上搭起了帐篷四面垒起了石墙。只留了一个小门钻进钻出。帐篷里生着一堆昼夜不熄的火，火边铺着藏毯是睡觉的地方。每天早上，卓嘎和央宗挤完奶，就在火堆上打酥油。每年秋后，他们都要带着这些牧产品参加泽当的物交会，换回粮食和生活用品。几条凶猛的藏獒是卓嘎丈夫放牧的有力助手，它们忠实地守着牲口。
几年前，央宗先于姐姐卓嘎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索朗顿珠。天有不测风云，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离开了人世。现在，卓嘎有了两个孩子，都还在吃奶，家里的重活全靠卓嘎的丈夫。桑吉曲巴年事已高，不能上山了，和索朗顿珠一起守着家。闲暇时，他把年轻时从寺庙里学来的藏文教给索朗顿珠。现在这个聪明的8岁孩子已能看藏历和藏文报纸了。桑吉曲巴自豪地说，他就是这样把他的小儿子教成大学生的。他希望索朗顿珠今后也一样能成为大学生。在卓嘎的召集下，另两户新迁来的牧民由户主扎西曲吉和江村带领着来到乡政府。他们带来了青稞酒，一碗又一碗地敬着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扎西曲吉还带来了一条新鲜的山羊腿。阳光很好，他们十几个人团团围成一圈。今天，平时放牧、编织和一般妇女无异的乡长卓嘎主持着最大的政务活动，乡民们神情显得特别愉快，行使着他们神圣的权力。江村说，他家刚到这里时，一场大雪把他盖的房子都压扁了，没有公路，冬天这里太难呆了。扎西曲吉说，这里水草好，应多弄些良种犏牛来养。他们都要卓嘎做他们代表，向上级政府转达意愿。
在开会的乡民中有一位新成员，叫扎西罗布。这位20岁、毕业于山南职业学校的小伙子是县里新派来的卫生员兼教师。在桑吉曲巴家前的院子里有两幢平房，一幢是教室，只是玉麦的小孩都没有到学龄，暂时空着；另一幢是卫生室。扎西罗布说，一点小病没有问题，他能对付，要是有人生了大病还得往外送，他最担心大雪天有人生病。
他还说，作为一个在城市里呆过的年轻人，冬天“埋在这山沟沟的雪堆”里实在太寂寞了，他是“为了爱情”才到这里来的。他和扎西曲吉的女儿结了婚，并且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因为帮手多，进玉麦后一直在调试着这里唯一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的电视台长占堆干得更起劲了。他们把那一口“大锅”东挪西移，占堆爬上爬下，裤子都裂开了缝，结果玉麦仅有的那台电视还是一片雪花。期待了一天的人们都发出了遗憾的叹息。
桑吉曲巴也十分遗憾，他说他最想看中央台和西藏台的电视节目了，因为他“还不知道天安门广场和布达拉宫广场如今变得何等的热闹了”。
即将离开玉麦的时候，我们猛然感到玉麦不再陌生，不再遥远。我们骑上马，踏上新程。回头望时，只见桑吉曲巴还在向我们摇手告别。一股热浪在我们心头涌起。
我们默默地呼喊着：桑吉曲巴，扎西德勒；玉麦，扎西德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