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能够成为我们试图拥有的，那么除去心灵来充当它的载体而外还会有什么呢？同徐白仑面对面地坐在客厅里倾听他叙说，此刻我无法从一派风平浪静的面容上感受出曾经波涛万丈的心灵——
他像旷野山岭里的流沙。
徐白仑，中国当代杰出的盲童教育专家、“金钥匙工程”的启动实施者。
当几页报纸铺展开来，我从浓缩在其中的故事里读出了徐白仑心灵深远处的伟力和韧性，思绪便有一股激跃的豪情在翻飞。
驱不走的黑暗里舞动着一支笔
1971年，全国范围内的“抓革命，促生产”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徐白仑，与同时代无数的受害者一样，因为自己有个右派父亲而整日不敢抬头。忽然有一天，他被指派设计一个军工车间。这令他诚惶诚恐，自然是全力以赴。于是，在白天拚命地开会之后，他便在夜晚拚命地加班。不久，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终于不堪重负，视网膜脱落了，住进了一家著名的眼科医院。
医院也在“大破大立”。为徐白仑主刀的医生晚上写检查，白天做手术，而手术使用的是电烙，电压忽高忽低——发电厂也在“抓革命，促生产”。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医疗事故——术后七天突然大出血，徐白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后来写到：
“到处都是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无处可藏的黑暗。我像是一头突然掉进陷阱的野兽，拚命挣扎又无济于事。多少次睡梦中，我突然把上衣脱掉，恨不得把胸膛撕裂，好让灵魂从躯体里挣脱，好逃避这使人窒息、让人疯狂的黑暗。”
经过一年时间的抢救，只有左眼勉强保住了0.02的视力，这使他从此进入了残疾人的行列。那时恰好是徐白仑42岁风华正茂的季节。
学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吴运铎的样子，徐白仑放下了手中绘图的尺子，拿起了写作的笔。
“就像一棵从石头缝里长出的小树，冰雹可能会砸伤它的枝条，狂风可能会掠破它的树皮，但最终它会冲破挤压，顽强地长成参天大树。”
坚强，果敢，庄严的预示！透析着一个弱者在生存空间里构筑的强大思维之屋脊。徐白仑开始了长达12年之久的写作生涯。
他未能摆脱掉事物惯常的发展规律，从未写过东西的人，当然很难即刻品尝到丰收的果子。无数次投稿，无数次退稿，直至后来妻子在无奈中将退稿藏起，独自承担失望的痛苦。
“1983年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徐白仑写到，“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出版了，我的入 党申请批准了，妻子晋升为副研究员，唯一的儿子即将从重点高中毕业迈入大学的校门。经历了12年的磨难，尝尽了12年的苦涩，熬过了4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苦尽甘来……”
“12年前的夏天，晴天霹雳，几乎毁了我一生，12年后又是一个血色的夏天，晴天霹雳，这次吞噬的是我的妻子，她终于去了，恋恋不舍地去了，留下了我整天只是哭泣，忘了吃，忘了睡……”
徐白仑此时的泪水已不单纯是痛苦与悲伤，更多的是一种被世界遗弃的孤寂与凄惶。因为，在几近十几年与世隔绝的生命过程中，他的妻子便是他的眼睛。
要消除某种单一的压力和恐惧，对于有几分勇气的人来说，也许并非是一种了不起的壮举；而要消除来自多方面的威胁，以全部的生命力量向险恶的势力抗挣，则会显现出真正的强悍和超然。
人类极为朴素的思维模式一旦被弱者所接纳，便会产生出无可抵御的内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传统理念在徐白仑的心中悄然萌动：你经历了一个盲人的种种苦难，但你并不是最苦的，那些生来就没有见过光明的瞎孩子，他们的一生会比你艰难得多。
去关心全社会的盲童——在第二次失去眼睛之后，徐白仑的胸中流溢出了这样的生命依据。
1985年，徐白仑创刊的我国第一本盲童课外读物《中国盲童文学》问世。至今仍以免费的形式发往全国的150余所盲校和盲聋合校以及许多省区的农村盲童。这一年徐白仑55岁。
“我拄着一根盲杖到处奔走求告，一次次被逐出门外。北京的大街小巷对我来说已经十分陌生，我常常因为找错了车站，看不清车牌而迷路，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该去的目标；骄阳似火，我常常因为怕找不到公共厕所而不敢喝水；黑云蔽日，暴雨骤至，我常常因为看不清道路，怕走到马路中间，而在暴雨中不敢迈步，我的腿上经常伤痕累累，撞破过脑袋，摔掉过门牙，有一次乘地铁，险些因掉下站台而丧命。”
于奔波之中，徐白仑不得不向人详细诉说从前的不幸，一次次抠开心头尚未愈合的伤痕；
于奔波之后，回到家中的徐白仑面对一无所获，忍不住号啕痛哭；
“何苦呢？何苦呢！你的心头还在滴血，又何苦为他人的幸福而苦苦奔波？”多少次他这样问苍天，问大地，问他自己。
然而，除了保尔.柯察金那段格言式的临终独白之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遗言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叩击着他破碎的心灵，徐白仑以此来警醒自己——
昏迷后苏醒过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问：
——我哼哼了吗？
——没有。
——你瞧，死神走近了我，但我没有向它屈服。
又一次昏迷过去，再苏醒过来，再问：
——我哼哼了吗？
——没有。
——这很好，这说明，死神奈何我不得。让阳光洒满每一个角落
一封寄自山东聊城的信成了徐白仑创立“金钥匙工程”的最初缘由。
这位名叫刘爽的女初中生告诉“尊敬的徐爷爷”，她的一个从小失明的弟弟，羡慕那 些上学的小朋友，总是背着妈妈为他缝制的小书包，朝着书声琅琅的地方去。有一天再也没有回来，8岁的弟弟带着对学校的向往淹死在池塘里。
徐白仑经受着极度的痛楚。热衷于多年的《中国盲童文学》原来竟是这般无力，它无法医治天下的众多孱弱之躯！在震惊之余徐白仑决议去寻找一条更为开阔的盲童教育之路。
如果能够有一种途径，既不增加政府的投资，又不增加盲孩子的家庭经济负担，这样就会使盲孩子尤其是农村盲孩子走进校门不再仅仅是一种向往。徐白仑利用有限的经费对这种教育模式和中国农村教育现状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
中国有着自己独异的国情。盲童大部分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而且盲童的数量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数成反比。在这些地方，教师的性质大都是民办，自身素质过低，同时必须承担的繁重田间劳作和家务占据了他们太多的精力。
盲童是否可以就近进入普通小学，用与普通课本同样内容的盲文课本，和健全儿童同班学习？而对于这些学校现成的师资，只要加以盲教最基础的培训便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
一套“一体化教育”试验计划经徐白仑制定了出来。该到哪里去兑现自己在内心对无数盲童的默默承诺？
徐白仑选择了山西太原。在太行山深处，他遇到了此后讲述过多次的“小白毛女”农家姑娘崔小英。当这位历经了无数磨难而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开拓者握住女孩瘦小的手，抚摸着她那因失明而愁白了的发时，泪水夺眶而出。
寻找盲童——培训教师。山西试验的终结将徐白仑的计划推向了江苏、河北、北京和黑龙江。
那些流散在深山、乡野、戈壁、草原、城市破旧拥塞的角落里的千千万万不幸的盲童，你们就要得救了——徐白仑有一种解脱之后的大欢喜。
金钥匙在风雨中铸就
1990年，国家教委和中国残联在江苏无锡联合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会议结果认同了这种模式，并将其命名为“随班就读”。
如同一种新产品于上市之前必得经过中试阶段才能正式投产一样，“随班就读”也需 要中试—— 一个省的经验才会使其走向规模化、正规化成为可能。
1994年，徐白仑到广西和贵州“上山下乡”跑了整整两年。历经长时间的思索之后，一个中试方案初具雏形：盲童的筛选和建档；师资的选拔、分工的培训；教学的评估；业务指导和行政管理网络。
1995年，这一设想在《现代特殊教育》杂志上发表。
1996年，一个完整的盲童教育规化跃然纸上：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将用10年时间，帮助中国广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等9 个中西部省区，在两万名盲童中普及视障教育。从八桂大地到绿色草原广西——“金钥匙工程”中试基地。
广西教委特此发出红头文件：1996年至1998年，三年内使自治区视障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0%以上。
一些国际著名专家，包括徐白仑有着多年深厚友谊的老朋友，此时亮出了黄牌：工程目标太大，困难太多，完全不可能实现。紧接着海外的基金会亮出了红牌：停止拨款。
要在这样短的时间使广西达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了二三十年还未果的目标，是一桩雄壮的事业还是一个虚妄的幻想？
一年后，徐白仑将他同八桂大地共度的时光一字一句地记录在了生命的史册上：
“我们不断深入穷乡僻壤，从宏观上、微观上发现每个教育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予以解决。我们和广西教委的同志们，清晨即起，翻山越岭，深夜才得休息，常常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的山间小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只有拖拉机勉强可以通过。有的桥面被突发的洪水淹没，司机只能靠桥栏的指引缓缓而过。有的地方要步行，顶着烈日攀登陡峭的山路，冒着细雨跋涉泥泞的沼泽。渐渐地，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评审委员会’，我们每订一个计划，每作一个决定，脑海里都会有人告诉我们：‘这样做可以’，‘这样做脱离实际’。讲话的人是盲童、是家长，是乡村的教师、校长和干部。”
徐白仑和评估小组一行人来到12岁的盲孩子戚胜怀面前进行心理评估。
“你为什么要改名?”
“爸爸说，是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不胜怀念。有了共产党，有了金钥匙工程，我才能进学校读书。”
“过去你想上学吗？”
“特别想上学。”
“你上学高兴吗？”
“我非常非常高兴。”
“你用什么来报答共产党，报答金钥匙工程？”
“我要好好学习。”
“还用什么？”
“我不懂……”孩子的声音低了下来。他在谛听。突然将脸转向徐白仑：
“我很想为徐爷爷唱一首歌。”
掌声响起。小胜怀却因为激动而没有唱出来。他仰起脸：“我有一支自己做的笛子，我给徐爷爷吹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吧。”
笛声响起。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
1996年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著名基金会GBM的代表到广西考察。1997年春，国际视障教育学会专家到广西做更加深入的考察。他们信服了，称“中国人做了魔术师的工作”。
1998年9月，徐白仑带着成功的经验踏上了开往内蒙古的列车。
曾于6月份，徐白仑同现在的妻子纪玉琴去欧洲4国的4个基金组织争取到了100万元的人民币，此后4国基金组织经过会议讨论将援助资金提高到了200万，而此次内蒙之行又将这笔巨资提升到了250万元！谈起在内蒙古考察谈判的情形，徐白仑由衷地发出了感叹：“内 蒙古不仅保持了从前的好传统，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办事的高效率！”
9月22日晚10点半，以徐白仑为代表的北京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爱德基金会、国际克里斯多夫防盲协会一行人员飞抵呼和浩特机场。
9月23日上午9点，远道而来的三方代表与自治区教委的主要人物坐在了一起。两小时后，几方达成协议——以250万元的援助在内蒙古完成2240名盲童的随班就读。于觥筹交错之间，徐白仑问外国代表；“还有什么事吗？”代表幽默地回答到：“现在只剩下干杯了！”
回到住处后没有午休，徐白仑等人便整理起会谈纪要来。
当傍晚时分蒙古包里隐约地飘出一股饭香的时候，在盖有“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印章的会谈纪要上，自治区教委和北京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正式签字。
9月24日，外国代表离开呼和浩特，徐白仑前往1992年中日少年在此探险较量的那块著名地方——乌兰察布盟。在商都县，徐白仑将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写在了本子上：
郭义，已入学，视障，肩部因长期匍匐于书桌而重度变形；张焕桃，视盲，15岁，未入学，学校拒绝接收；赵东，视障、视盲，聋哑，13岁，未入学，会开手扶拖拉机。
当徐白仑试图以唯一的方式探知赵东究竟是哪一只眼睛有些微的光感——将手在孩子面前轻轻晃动以期待他眨动一下眼睛，这个聪明的小男孩立即跑回房间，将门锁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原来，他是将这善意的举动误解成对他的侮辱！
徐白仑从这些内心卑微而又充满自尊的盲孩子身上，深切地体味出了做人的尊严。也许，在这位老人的灵涧里，永不忘记他人的付出也是一种尊严。临别之际，徐白仑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口吻对我说：“想求你一件事，是否可以电话采访一下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协副主席乃登和教委副主任魏力军同志？他们为工程做得太多太多。”
我惊讶地发现，不论是亲耳聆听徐白仑的讲述，还是目睹关于徐白仑的报道，占据大篇幅的都是伴随他身边的那些人。
写在生命史册前页的备忘录
纪玉琴，徐白仑现在的妻子，愿意用全部生命去陪伴着她的爱人。徐白仑写到：“她 用和我一样经历苦难的心去热爱盲童，关心盲童。每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她会含着激动的泪花说：‘ 谢谢你，谢谢你。’每当我受到挫折或凌辱的时候，她会深情地对我说：‘别灰 心，干下去，我就是你的眼睛和盲杖。’”；
康克清，这位慈善的革命老人的亲笔题词“送你一把金钥匙”，成为“金钥匙工程”命名的由来；
冯素陶，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钥匙工程”最初试点的支持者；
吴德绳，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为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解决了办公用房——位于北京恩济里小区的一套三室一厅。
余瑾，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副主任，这位真正搞教育的精明强干的中年女性，在徐白仑为难之际说过：“徐老师，本来这是我们的事。您能弄到钱我们干；您弄不到钱我们也一样干！”她对于徐白仑的支 助，已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个残疾老人的同情怜悯和他自强不息精神的钦佩，而是对这项工程的意义和价值的准确判断，出于远见；
乃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开启了“金钥匙工程”在内蒙古实施的第一扇门扉。他对于徐白仑的认识全部浓缩在了两个字里面——“钦佩”；
魏力军，内蒙古自治区教委副主任，对于“工程”的未来实施充满了自信。他说：“ 不论这件事是否办得好，都要对徐老有个交待，对自治区的盲童有个交待。”
……
行文至此，想起徐白仑于1996年获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高奖——“柯美纽斯奖”，但此时，与徐白仑所做的一切相比之下，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