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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场上，人们把玛尔蒂尼和克鲁伊夫的儿子称为“小玛尔蒂尼”和“小克鲁伊夫”；同样，人们也很自然地称李小可为“李可染之子”。但李小可要成为有自己个性的李小可。这种内在的心理驱动，李小可称之为“寻找新的心理感受和绘画语言”。于是，李小可把目光投向了与父亲笔下秀丽的江南山水截然不同的雪域高原。于是，有了十进藏区的曲折、传奇的经历……

李小可并不“小”。1999年6月我们采访他时，他已经54岁了。但他皮肤白晰，语言清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作为一代国画大师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而喜爱绘画。16岁时，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8岁时应征入伍。24岁复员回京当锻工，29岁开始随父学习山水画，35岁进入北京画院。

从他的经历来看，他成为职业画家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但正象所有既是“名人之后”又恰好“子承父业”，并同时拥有和父辈一样建功立业之雄心的后辈一样，他在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而又必须迈出的一步，就是走出父辈那巨大而耀眼的光环。

“当他们身着皮衣，腰间别着藏刀，牵着马走在阳光里，他们的服装、粗犷而富有色彩的佩饰，以及他们那种宽豁、大器、洒脱的神情，和周围的大自然浑然一体，那种健康、强劲的美感远远超过了美国西部的牛仔”。

当问到深入藏区摄影的经历和感受时，李小可不止一次地提到藏族牧民那独有的眼神带给他的震撼。

首先是他们对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是不同民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宽厚、朴实的友善之情。“当你和他们相遇，你会感受到他们眼睛里投射出来的友爱和关注。这时，不需要语言，你只需通过眼神用心灵和他们交流，就能自然地和他们融为一体，成为他们的朋友。这种人与人之间直觉的、毫无隔阂的交流和彼此间的亲切感，是在大城市少有的。”

藏民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全身心的投入，也在他们的眼神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不论在旷野的神山圣湖之间，还是在闹市街头，或是在庄严的寺庙里，李小可都被藏民朝佛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专注、宁静的神情所感染：“在他们的宗教里，有他们对希望、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追寻。这种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完全忘我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另外，日常生活中的藏民，尤其是草原上的男性，他们眼睛里所投射出的那种炽热的光亮，也是在城市中看不到的。“当他们身着皮衣，腰间别着藏刀，牵着马走在阳光里，他们的服装、粗犷而富有色彩的佩饰，以及他们那种宽豁、大器、洒脱的神情，和周围的大自然浑然一体，那种健康、强劲的美感远远超过了美国西部的牛仔”。

在阿里，当他们把车子停在湖边时，一位藏族少女带着她的弟弟，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静静地望着他们，一动不动，足足有20分钟。那时，他还不十分明白，女孩为什么会在空旷的草原上对着一辆车看这么久。

藏民的眼神给李小可的这些触动，都被他以艺术家的敏感留在了底片上。而真正开始领悟这种眼神所包含的意义及其产生的根源，则是在他历经艰险，亲身体验藏民的生存环境之后。

在旅途中，当汽车在无际的荒野上奔驰，有时会有一些硕大的飞鸟逐车而行，他们好奇而玩皮地在车前晃来晃去。有时，会碰到一些动物，他们象人一样怕生，但却情不自禁地要奔到车前，与人交错而过。这时，你会真实地体会到人和动物的心境其实是一样的：都渴望某种交流。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行走数天，不要说看到人和动物，就是一棵小树，一株小草，亲近和依恋之情都会油然而生。

从长江源头归来时，他们看到的一个滑稽而又令人感动的场面再一次加深了他们的感悟：“ 一只硕大的乌鸦皮影似的伫立在山尖上，和我们同行的一只狗见状，‘唰’地向乌鸦冲去。而乌鸦则一动不动，似乎对狗的到来怀有某种期待似的。由于大家的胶卷都已用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狗与乌鸦两个毛绒绒的黑影不断接近、接近，直到象剪影似的几乎合为一体，乌鸦才慢慢地飞走。”

这些经历使李小可想到：藏民们对人的那种城市中罕见的亲切感其实正是他们生存状态的自然流露，是他们精神需求的一部分。同样，他们的淳朴和真诚也和他们面对的真实而严酷的大自然密切相关。自然是真实的，而他们面对的只有真实的自然。在这个时候，欺骗变得既无意义又无必要。其情形正如孔子所说：“吾谁欺，欺天乎？”

于是，在这种长久地面对自然的生存方式中，真诚便成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对藏民自己来说，这是极其自然的。只有在看惯了虚伪和假面的都市人眼里，这种自然的状态才变成了一种可敬的“文化”。

一次重病，李小可想到了死。因为从这里出去要走5天，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心里却十分平静。他把脸贴在地上，呼吸着青草的湿气。阳光透过帐蓬的缝隙照射进来，李小可看见小虫在灰尘中飞舞。一位藏族妇女探进头来，用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那种眼神深深地注视他良久，好像在担心：“这个人是不是快不行了？

那么，藏民们眼睛里投射出的那种灼热的生命力，那种从容大度和洒脱不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李小可认为，这种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搏斗。

在黄河、长江源头，李小可和同伴们不止一次地面对死亡的考验。雷雨天中行走在山脊上，人就是最高点，极易成为雷击的目标。但要在山下走，又要绕不知多远。于是，只有横下一条心，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海拔五六千米的无人区行走、拍摄，平常容易做到的弯腰、转头等都十分困难。有时每走一步，脚下都陷进一尺多深。“那时，你必须在心里定下一个数，一次必须走100步，中间不能停。不下这个决心，走上5步，甚至每走一步，你都会想歇下来。到了晚上，所剩的力气就只够吹起睡觉用的气垫了。”

在去长江源头的途中，一次下大雪，第二天一早，骆驼都不见了。向导骑着马找出好远，才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避风的骆驼。那天，如果找不到骆驼，他们就会困在半路。

还有一次，李小可在途中患了重感冒，咳血、发烧。躺在藏民的帐蓬里，李小可想到了死。因为从这里出去要走5天，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心里却十分平静。他把脸贴在地上，呼吸着青草的湿气。阳光透过帐蓬的缝隙照射进来，李小可看见小虫在灰尘中飞舞。一位藏族妇女探进头来，用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那种眼神深深地注视他良久，好像在担心：“这个人是不是快不行了？”一个藏族小孩也向他投来关切的目光。但他们的眼里都没有惊慌，也绝不像城市中人那样大惊小怪。因为在这种严酷的环境里，死亡是一件平常的事。人只有战胜环境的压力才能生存，否则就会被淘汰。也许是上苍有意的安排，经过几天昏睡，李小可奇迹般地康复了。但他却因此更了解了藏族，更了解他们那种眼神中所包含的意义。

《阳光》是李小可藏区摄影的一幅代表作。一位藏族少女身着羊皮袍静静地伫立在画面中，脖颈间露出健康的、富有弹性肌肤，秀美的眼睛里洋溢着对生活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好像刚从劳动中归来，她的头发和身上似乎还沾着草屑和灰尘，阳光在她的身后幻成一片绚丽的彩晕，更衬托出她的单纯和明朗。

由于有了对藏民族和藏文化的这种深切的体验和认识，李小可的摄影作品往往能在平凡的画面中给人以意味深长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常常是通过主人公独特的眼神传达出来的。

在题名为《山花》的作品中，画面上是几位身着红衣，走在田野间的活佛，手里正拿着一朵山花放在鼻间嗅着，凡间与佛土在这一瞬间得到了沟通。

另一幅名为《手足情》的作品，主人公是亲兄弟，哥哥在寺庙出家，弟弟从家乡来看望哥哥。那种亲切、依恋的神情被艺术家敏锐地定格在底片上，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感慨和遐思。

《生之恋》展示的是一位老僧推门而望时的神情。李小可曾和这位老僧交谈过，得知他身患癌症，已在弥留之际。在他的眼神之中，包含了太多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

在李小可的藏区题材摄影中，人、大自然和宗教正像在藏族的实际生活中一样，是很难分开的。“在大自然中，哪怕是在空寂无人的雪野，或高得不可思议的山峰，你也会看到数十米或几百米长、在寒风中猎猎抖动的五彩经幡。在藏族的服饰和建筑中，其色彩也和藏民族的文化、宗教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白色象征雪山；黑色象征牦牛；红色和袈裟的颜色相应；金色则是闪光的寺院屋顶和佛像。再配上湛蓝的天空和白云，真是绝了！”

经过黄河、长江源头探险和五进西藏、三下甘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李小可10进藏区。大自然的苍茫、纯净、博大，人的真切与淳朴，冲击着他拿起相机，靠直觉把触动自己的瞬间记录下来，拍摄了万余张作品。如果说他的初衷是寻找某种新的心理感受和绘画语言，那么，在10进藏区的过程中，艺术技巧和方法上的追求已逐渐退居到第二位了。对生命和艺术本源的真实体验成为了藏区之旅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时间里，李小可不再去思考，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艺术的形式，而是把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到大自然当中，投入到使他深深感动的人群当中，而摄影只是他生命体验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当他经历了艰苦甚至是生命危险的磨砺之后，他不仅体会到雪域极地的辽阔、壮美和博大，而且开始领悟到藏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的根源所在。与此同时，他生命的境界和胸怀也随之开阔，并领悟到为什么藏区会成为众多艺术家和现代人追寻、向往的一块净土和圣地。

可以说，李小可在追寻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家园的同时，也完成了人格和精神境界的嬗变。也许，这正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乐趣和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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