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迈向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门槛。回望百年的中国文坛，名人大家辈出，其中便有满族作家老舍为我们树起的丰碑。逢老舍诞辰百年纪念，本刊特辟此专栏，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满族。满族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里，素以文化底蕴的深厚而著称。很自然地，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满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占有相当的比重。写自己的民族，不管怎么说，作家还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精彩之处，则往往是作家对满族典型人物心理、心态的细腻刻划。
写民族寄寓深情
这里，我们可以从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话剧《神拳》，特别是作家在新中国建立后未能写完的自传体式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作品中，找出许多满族生活细节和栩栩如生的满族人物形像。
老舍写满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解放以前，作家的笔是犀利的：恨其不争，哀其不幸。他写道：“在清朝的末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作家进而又说：“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揭示民族历史的沉重和无奈。老舍先生看不惯旧式清朝旗人提笼架鸟，养尊处优，不问时事那股劲头。在解放前，通过他的笔，表明了批评的态度。这是老舍在解放前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观点。
据老舍之子舒乙说：“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指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上层人物腐败、卖国，给中国丢了人，很不光彩。”但是不是老舍在解放前，或者说是在他的早、中期作品中，就不写满族了呢?也不是。
当然，我们只能根据老舍解放前的作品进行推断，他对旗人的评判中，有满族人，或者说是有满族人的影子。因为舒乙也说过，在老舍先生前半生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处标明其中的某个人物是满族。但同时，舒乙先生又根据他的研究，将老舍作品尤其是他建国前的作品中的人物，框定了一个北京人、艺人、做小买卖的、巡警、车夫、教私塾的、行侠仗义的、走向贫穷而又不失体面和文化的满族人的大致鉴定标准。按照这种鉴定方法，舒乙很容易地从老舍作品中，找出了一大批“藏着的”满族人。可见，老舍先生对自己的民族寄寓深情，只是因为上述原因和其他一些客观环境的限制，老舍写满族“藏”而不露罢了。
放歌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巨变
解放以后，中国各族人民不仅在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政治生活上，也同享主人翁的平等权利。国家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对满族文化的肯定，使老舍先生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对本民族的认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老舍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开始明确地有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物出现。作家在表现和反映本民族时，更多的是新与旧的思考和对比，更多的是欣慰和喜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先生的文学活动愈加活跃。他走出京城，来到了京郊民族乡村，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民族地区参观、考察、采访，写下了《新疆半月记》、《内蒙风光》、《下乡简记》等等热情洋溢的文章——
“人的生活变了，草原上的一切都也随着变。就拿蒙古包来说吧，从前每被呼为毡庐，今天却变了样，是用木条与草杆做成的，为的是夏天住着凉爽，到冬天再改装。看那马群吧，既有短小精悍的蒙古马，也有高大的新种三河马。这种大马都体面，一看就令人想起‘龙马精神’这类的话儿，并且想骑上它，驰骋万里。”(《内蒙风光》)
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后，老舍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描写藏民族人民的作品，这就是《和平解放西藏》。这是一首26句的快板书，它抒发了作家对藏族兄弟姐妹的深厚情谊，表达了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由衷的感激之情。
1961年7月至9月，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5周年前夕，老舍先生和叶圣陶、曹禺等人来到了内蒙古参观、采访。老舍先生目睹内蒙古15年的巨变和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诗兴大发，先后创作了20多首赞颂内蒙古各族人民新生活的诗篇，后收入《碧野春风》集。9月，老舍先生等人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满城。满城是呼和浩特的新城。老舍先生在新城访问了两户满族人家。老舍先生一边访问，一边参观，一边高兴。他望着过去旗人戍边留下来的老营房，再看看呼和浩特满城的新貌，禁不住吟出：“民族情谊日日深，新城喜见百花新，大青山色青如许，团结相要一片心!”
《团结颂》，也是老舍先生从内蒙古自治区参观回来后，创作的一篇纪实散文。在文中，老舍先生进一步抒发了他对民族团结的赞叹：“是呀，由东到西，由山到河，我看到了十多个民族手拉手，肩并肩，如兄如弟在一起工作”，“我看到了鄂伦春族的弟兄，由原始森林出来，由原始社会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见鄂温克族的姑娘们，骑着高头大马，来为客人们唱歌，她们穿着长长的袍子，戴着尖尖的帽儿，唱着古老的调子，内容却是互助协作!我看见了达斡尔族的家庭妇女，穿起绣花的旗袍，和绣花的高底儿鞋，为各族的朋友表演自己民族的古老歌舞，古老而活泼。我看见了回族、满族、朝鲜族的兄弟姐妹，一同干劲冲天，改善着自己与大家的生活”。这一连串的“我看见”，充分流露出作家对新中国民族团结的欣喜!在全国文联等单位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访问归来作家报告会上，老舍在汇报中情不自禁，又当场吟诗：“各族人民共一家，工农林牧吐奇葩，辽金文物元明史，谁似今天开百花。”表达了他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和感激。
1964年的夏天，66岁高龄的老舍先生又来到了北京密云县耘营乡。这里是满、蒙古族旗人的聚居地。老舍在这里深入生活，采访了3个多月。回来后，作家感慨地说：“在这里还有二百多户满、蒙古族旗人，有的还住着二百来年前建造的营房，有的老太太还梳着旗髻。有了这个较大的事例，我就能够更具体地向全世界说：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我们满、蒙古族旗人又都活了，而且活得愉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在民族的大家庭里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齐劳动，一齐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就在这年的秋天，老舍先生不顾日渐严重的腿疾，又倚杖来到了北京西郊香山之麓的满族聚居村门头村体验生活，住在一位贫农家里。
细写本民族的历史
其实，早在1961年，老舍先生就在考虑着，酝酿着专门写一部反映满族生活的作品了。
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及夫人嵯峨浩、溥杰等人，老舍和夫人胡潔青也受到了接见。接见中，周总理称老舍“是满族的杰出人物”、“是一位名作家”，使老舍深受感动。回来后，他觉着“杰出人物”、“名作家”不敢当，但总理和国家支持他的创作，对他实在是莫大的鼓舞。这也成为他创作《正红旗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后，这个创作想法，随着作家采访的深入，逐渐付诸实施。
关于老舍写这部作品的初衷，老舍夫人胡潔青先生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的代序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正红旗下》里，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族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
在《正红旗下》里，作家提到了他的父亲——一位宁可战死，也对朝庭忠心耿耿的满族正红旗旗人，还有他的母亲、姑姑、大姐、二姐、大姐夫等等，讲到了他的身世、家世。这些都有实际的原型可据查考。因此，这部小说，又带有自传体的性质。在小说中，老舍先生还谈到了旗人、八旗制度、清代王侯、“洗三”等等这些满族当时或经年延续下来的习俗、制式、称谓。在对被老舍称为是“熟透了的旗人”的福海二哥这个人物的描写时，作家还介绍了满族特有的“请安”的方式方法：“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话到安到。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典型的满族礼俗。
更为重要的是，老舍是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作家，加上他不断地、自觉地接受新社会新思想，使他对清朝政府的腐败卖国、鱼肉民众，从反感变为理性的抨击和批判。这里，有对从“心儿里烂掉”的清朝及其腐朽社会的遣责和批判：“作威作福的叱喝声，胁肩谄笑的献媚声，潔官卖爵的叫卖声，一掷千金的狂赌声，熊掌驼峰的烹调声；淫词浪语的取乐声，与监牢中的锁镣声，公堂上的鞭板夹棍声，都汇合到一处，‘天堂’与地狱似乎只隔着一堵墙，狂欢与惨死相距咫尺，想象不到的荒淫和想象不到的苦痛同时并存”；更有对当时社会历史、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1960年是义和团起义60周年。老舍先生以《神拳》为题，写了一出四幕话剧，向世人展示了当时满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神拳》由此成为老舍先生第一部集中反映满族生活题材的话剧作品。
此外，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里，不仅对自己的民族描写入木三分，而且也描述了满族与汉族、回族等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
“拉骆驼”，当时即指年纪大的人用中指与食指夹一夹孩子的鼻子，表示亲热的方式。而拉过“我”的“二姐”“骆驼”的王掌柜和羊肉铺的金四爷，“虽然是汉人与回族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
其实，在解放后，“各民族一家人”的观点，已经成为老舍先生创作《正红旗下》及其他文学作品的主要思想基调。
1959年，老舍先生在他的《民族团结万岁》一文中就写道：“民族与民族间的正常关系应是：强大的帮助弱小的，进步的帮助落后的，如兄如弟地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真理。”他话锋一转：“可是这条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才能发出光彩。”老舍先生最后发自肺腑地欢呼：民族大团结万岁!
诚然，老舍先生写《神拳》，写《正红旗下》，仍然是要摆出新与旧的对比，仍然是要说明只有新社会才能给人民和民族出路，而且是越走越光明这个道理。老舍先生在解放后的创作中，写满族，写其他民族，也是沿循着这条思想主线。他为新中国的各民族同胞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获得的每一项发展欢欣鼓舞，尽情讴歌。
关心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作家的成长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老舍先生一向十分关注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和作家的成长情况。
1954年，蒙古族青年作家玛拉沁夫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了一封信。作协领导十分重视信中提出的问题，当年春天就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许多少数民族的作家都参加了会议。老舍先生是作协领导之一，又是满族作家，那次座谈会就由他主持。据当时与会的玛拉沁夫回忆，在会上有十几个民族的作家介绍本民族古典、民间和现代的文学情况，作家们多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发言，所以还得逐句翻译，会议开得时间很长。但是老舍先生自始至终，精神抖擞，兢兢业业，从不缺席，甚至没有一次迟到。他是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兴旺而高兴啊!
1956年2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第2次全国理事会议上，老舍先生代表中国作协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和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情况和发展现状的专题报告，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是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彩展示!这篇报告，虽然也有其他人参与起草，但中心思想是老舍的。维护、鼓励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作家的成长壮大，也是老舍先生坚持的一贯思想。
老舍先生曾经到过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在洱海之滨，老舍先生还见到了白族群众(当时还称“民家”)，他非常赞叹白族妇女的勤劳，也为没有机会听到她们的歌声而感到遗憾。在此期间，老舍先生还应东方文化协会之约，创作了三幕话剧和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主要写亚洲各民族间的友好，国内各民族、海外华侨的团结。
1957年5月，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分会的成立，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专程进疆祝贺。他作报告，会见当地各民族作家、教师与文艺爱好者，并鼓励说：“大家写吧，不要专等着作家!”老舍先生还就业余创作和正确反映民族生活、民族特点问题，欣然接受了《新疆日报》记者的专访。
5月25日，老舍先生还代表中国作协在新疆作协分会成立大会上致题为《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极其美丽的百花齐放的园地》的祝辞，并向大会献了锦旗。在新疆的所见所闻，使老舍留下了《新疆半月记》。
1960年，《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的汉文版本出版，老舍先生读后，爱不释手，欣喜异常。他欣然提笔向中外读者介绍、推荐。在名为《天山文彩》的介绍文章中，老舍先生写道：“互译文学作品是加强各民族互相了解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民族与民族互相关切的真诚表示，”“据说，这几个兄弟民族的短篇小说创作并没有很久的传统。可是这十四篇作品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技巧上，都很出色。”老舍先生在文中还深情地说：“讲到这十四篇的思想内容，我们就更不能不作长时间的欢呼了!它们都描写了解放后的新疆景色，刻画了新社会的人物形象!每读一篇，我都感到像几年前我首次看见天山那样的惊喜与兴奋!”
新疆的巨变，让老舍先生情不自禁地“为民族间的亲密团结而欢呼”!
老舍先生推荐了作品，又高度评价了新疆的各民族作家。像“惜墨如金，情文并茂”的赛福鼎·艾则孜、“塑造人物的本领和幽默的笔调都难能可贵”的祖农·哈迪尔、“总会精巧地运用民间谚语与人民的语言，使他的笔墨既自成一格，又富有民族的智慧”的郝斯力汗、“以极少的字句写出了生活的剧变——游牧生活改为定居了!”的乌·努孜别科夫等等。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被老舍先生描绘得栩栩如生，评价得准确精彩!
1962年4月，老舍先生在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还与夫人胡潔青合作，在夫人为内蒙古区庆所作的以天竹水仙为内容的国画和名为“鸣禽红梅”的国画上，分别亲笔题写了”傲雪破寒开”和“鸟语花香天下春”的题词，赠给了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和对内蒙古各民族文艺事业的期望。1963年，老舍先生又作五绝一首，寄赠蒙古族青年作家玛拉沁夫：“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农牧同欣赏，山河丽彩云”。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心、赞赏和希望。
老舍先生创作的民族题材作品及其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学活动，其中既饱含着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由衷的爱，对新中国的新型民族关系的由衷的拥护、赞叹，也从不同的视角对自己本民族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描写。揭示、剖析了昨天各民族的悲戚与不幸，赞美歌颂了今天的民族的兴旺与团结，展望明天各民族的繁荣与发展——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思想，在老舍先生的心里扎下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