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把苦难变成一个个富有感知的文字
张贤亮是一位经受过大苦难的人。自那篇早已不为现在的许多人知道的115行长诗《大风歌》(1957年)起，命运就注定要使这位未来的杰出诗人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华冕”。同样，历史又注定要使这位诗人的缪斯梦在白日里终极般破灭，从而成就了一位“从黑暗中爬过来的”、以“出卖痛苦”为生的卓越的作家。
1955年，一辆波兰产的“Star”牌大卡车在羊群踏出来的路上走了整整4天。
虚无的地平线隐没在荒草丛中，预示了未来人生的坎坷。
黄河，像是一条无极的河流，静静地等待着血管的干涸。
就是这辆“Star”，将19岁的张贤亮永远地运载到宁夏这块至今也不富裕的土地上。
至此，张贤亮被埋没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1957年因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
——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又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
——“社教运动”中再次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文化大革命”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
应当说，“祸从口出”既是古训，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张贤亮之祸从口出、从文出，正是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曲型。
叹兮!悲兮!
直到30年后，在那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风波中，仍然有许多人不解于张贤亮为什么想要借助于小说来表述某种无以名状的痛苦，他们只懂得从表面意象上捕捉“罪证”。
然而，又有谁能够敢于承认这是当时常人被扭曲了的最本性的痛苦呢?又有谁能够像张贤亮这样坦诚而率直的控诉呢?
光阴不讲情面。1996年12月，张贤亮年满60。此前，他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贤亮小说新编》(1996年12月版)写了一篇“告地狱”的后记文章：“有人统计，我是新时期作家中受批评最多的一个。我想大致不会错。”
倘若这些也算得上苦难，那么“荣辱”之中，苦难、欢乐在张贤亮身上的比例，就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样了。
除去不分白天黑夜的运动、揪斗外，张贤亮无法忘记的首先是饥饿，甚至可以说，张贤亮对饥饿的印象要远远超过对死亡的印象：“后来，人们才逐渐知道，吃不下饭绝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不祥的先兆。凡是能剩饭的人，离死就不远了。”“我亲眼看见一些人是怎样先吃不下饭，有剩饭，被看做羡慕的对象。接着便一一死去。但是我只记剩饭而不记死亡。”(《我的菩提树》)
凡读过这部《我的菩提树》的人，不难忘记那些关于煮烧癞蛤蟆的细节：书本上把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称为“勇士”，这样的“勇士”在劳改队里数不胜数。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蜥蜴，第一个吃干水坑里自然风干了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全是知识分子犯人。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充分地表现了科学上的勇气。”
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写到：“昨天吃了不少糖萝卜，是帮着卸车时拿的，但剩下的晚上却被金医生没收了。”“很多年后，我读到了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我想他这段话，正是我当时所意识到的：‘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犯将人分割开的错误。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一部分’”。“不是我一个人的嘴，不是我一个人的胃，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受到过挫折，而是整个民族的嘴和胃及生活需要都受到过挫折。……自然灾害虽然只有‘三年’，因为严重地伤害了大多数中国人，所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品质都大大地降低了。……事隔多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整个民族的品质降低后给改革造成的困难。”
苦难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在一夜或更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令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因屈服于淫威而放弃自己的尊严。
苦难的力量又是十分渺小可笑的，随便一只癞蛤蟆、一只耗子、一只蜥蜴甚至一个干水坑里自然风干了的小鱼、一个有毒的蘑茹就足以使深受其害的人或社会顽强地生存下来。
不奢谈欢乐，是因为征服了人生
啊!大风呀!
即使我为你牺牲又怎样?!
你已化成了我，我已化成了你
如果我不去创造，不去受苦
如果我不勇敢，不坚毅
如果我不在那庸俗的、世故的、官僚的圈子里做个叛徒
啊!我又能有哪点像你
——《大风歌》
从张贤亮震撼文坛的《大风歌——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开始，命运就注定了他灵与肉间必将遭受的苦难。
在人们习惯于从小说中捕捉张贤亮生活的真实影像(《灵与肉》)之后，张贤亮来到了幕前，向围观者抛出了《绿化树》(1983年)《我的菩提树》(1994年)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以更加厚重而真实的形象，被读者、观众以及善恶叵测的人们说三道四。张贤亮省略了市井的一切嘈杂，乘着一辆高扬着华盖的车辇，飞驰于中国刚刚经历了几多风雨的文坛中。
张贤亮说：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1983年)，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严重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这就是张贤亮式的自豪与欢乐。
在张贤亮所有的创作中，或者和张贤亮做一种切腹交谈，你会惶惑，你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他的欢乐，就被他轻松的神情感染了。这时，你或许才意识到，原来他的欢乐早已潜藏于他对于苦难的深深的思索与体味之中。如果能够说“痛苦其实就是生命的感知”，那么创作实际上就是在“出卖生命”，因为“即使是曹雪芹、鲁迅等大师的生命，好像都永远是一种最便宜的商品”。
张贤亮不奢谈欢乐，是因为张贤亮征服了人生。
在那个造就了张贤亮的年代里，仿佛人们的感觉也在发生着变异。“眼看着人一个个地在我身边死亡的时候我还能放声歌唱”，饥饿不仅夺去了许多生命，还不知扼杀了多少优美的歌功颂德的文章”，“如果能让我吃饱，肯定我还会写出千百首颂诗”(《我的菩提树》)。
那个时代带给张贤亮的欢乐，也许就莫过是一个掺沙的“饱”字。这个字在后来的每时每刻都显得异常重要。
爱情，应当成为作家笔下无比浪漫的感觉，多少人日思梦想的字眼。但是，张贤亮笔下的爱情却是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华与魅力：“在不息的劳作中和伤病饥寒时的相互关怀中，就默默地传导了爱的搏动。”(《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张贤亮说：“放下挂碍，自己的烦恼少了，也少给人添烦恼。”(《普贤寺》)烦恼少了，不就是苦难少了吗?不就是有了欢乐了吗?
然而，张贤亮也说过：“烦恼就是智慧。”(《烦恼就是智慧》)少了烦恼，不就等于少了智慧了吗?这又怎么能算是一种欢乐?!
在张贤亮的性格中，我发现也有着渴望宁静的时候。在他的作品里，不只一次地赞美“好大好圆”的月亮，赞美女性月亮般的身体。这是张贤亮的“欢乐”，更是许多男作家的“欢乐”。然而，这又何尝不是男人的一种“欢乐”?!
据说《钱歌》将是一部同样重要的长篇小说。但是，读者还无法看到张贤亮的这部力作。我不知道他是没有能够写出《钱歌》，还是有什么其他内幕。张贤亮不说，我也不好问，只当是他潇洒地失约一回。
成为董事长，效益是办事的原则。
“宁夏出了个张贤亮!”在许多人不知道宁夏应当属于甘肃还是青海甚至宁夏等于临夏的时候，张贤亮向世界宣告：宁夏就宁夏!
宁夏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宁夏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面对宁夏的荒凉、沉寂，面对巍峨无语的贺兰山，张贤亮断喊一声：如果人们真的能从名人身上找到效益，我将献出我的名字!甚至发出了“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文化型商人宣言》)的豪言壮语。
可是，人们在生存的环境中更愿意做温顺的“家兔”，当家兔从旷野回到习惯居住的笼子里的时候，张贤亮并非自嘲地说：“幸亏我劳改过二十多年，在我身上还残留着狼的野性和自己觅食的本领，不然的话不到半年我的公司就要宣布破产。”(《谈“下海”》)
张贤亮“下海”自然有张贤亮的道理：“我告诉你一个大家都知道秘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你的确能在市场上交换到你想得到的一切——包括人生的真谛和人的嘴脸。”(《到中流击水》)我想，这也许就是张贤亮能够保持智慧的头脑的窍门所在吧。
有人说张贤亮是一位敢于“出卖荒凉”的男人。张贤亮就写过一篇名叫《出卖荒凉》的文章。张贤亮所出卖的“荒凉”，就是现在被称为“西部影城，中国一绝”的“华夏西部影视城——镇北堡电影基地”。80年代以来，这块废墟悄然成了中国影视界明星们腾飞前的跑道。曾在这里拍摄过外景的《牧马人》、《红高梁》、《黄河谣》、《五魁》、《一个和八个》、《老人与狗》、《冥王星行动》、《新方世玉》、《西域响马》、《我们是世界》等电影轰动海内外影坛；这里接待过影视界的诸多“大腕”：张世(台湾)、朱磁寒(台湾)、凌峰(台湾)、林青霞(台湾)谢晋、谢添、黄建新、斯琴高娃、王馥荔、张艺谋、陈凯歌、腾文骥、巩俐、姜文、丛珊、朱时茂等“把哪个名字捡出来都烫手”(《出卖荒凉》)的影视界的艺术家。如今，这片荒漠经过张贤亮独具匠心的再创作，不仅成为张贤亮“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出卖荒凉》)，也成为塞上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和西部片的最佳外景地。
现在，张贤亮不仅仅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他还是几家公司的董事长。正因如此，他在创作之余，在风风雨雨的商战中，不得不学会讲求实际效益。
1997年11月8日下午，在张贤亮的“主席办公室”里，我巧遇几位前来邀请张贤亮讲学的宁夏大学的研究生。张贤亮说：“光去空对空讲一下，没有什么效益。我12月份将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出版，那将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全方位的评说。到时可以安排一个签名售书活动，一方面可以推销推销这本书，另一方面就书中的内容回答一些问题。”
张贤亮所说，是1997年末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和陕西旅游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政论随笔《小说中国》。然而，在我撰写这篇纪实文章时，却怎么也无法就完成了这部“将中国小说一番”的《小说中国》的作家“纪实一番”。
这是因为，若想写张贤亮的每一个真实侧面，难于上青天!
戒烟无望，却又迷上书法和……
张贤亮嗜烟如命，这是实情；张贤亮迷恋上书法，也是实情；只是说张贤亮喜欢谈女人，却多少带些幽默了。
几成“瘾君子”的张贤亮现在又迷上了书法。他给我书写的是一首朱熹的《水口行舟》，曰：“昨日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望，依旧青山绿水多。”夜间风雨行舟，波浪险恶，心有所感而目无所见；天明雨过，推篷而望，则风平浪静，依然青山绿水，景色如画。这虽是江上行舟的一段经历和感受，却同样可以唤起人们相类似的生活体验。张贤亮之所以送我此诗，其中必有他生命中足以令人接受的道理。
我不是要说张贤亮又成了书法家，其实他离书法家的宝座还相距甚远。但他执着于书法艺术，并且字写得酣畅淋漓、起落有致，颇有文学大家的气魄。我想，这就足够了，又何须什么“家”的头衔。
在张贤亮的身上，活泼、开朗是主流，这也就为他的生活披上了浪漫的色彩。我想，只有如此情趣的张贤亮，才能写出《宫雪花现象》等充满激情的作品。
有的读者，甚至也不乏“好事者”，在读完张贤亮的《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后，以一种超级的肯定语气一口咬定“许灵均”就是张贤亮本人，“秀芝”就是张贤亮的妻子，张贤亮地位变了之后就抛弃了“秀芝”。
此事一直成了“悬案”。直到1989年，张贤亮才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张贤亮写作该书当然是此前的事情)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人看我的小说写了一个个爱情故事，以为我在苦难中一定有不少爱情的温馨，而其实恰恰相反。我说我一直到三十九岁还纯洁得和圣徒一样。我希望在座男士们不会遭遇到我那样的性压抑的经历。我的小说，实际上全是幻想。(《习惯死亡》)
男人谈论女人是正常的，而男人不谈论女人则是不正常的。
当人们习惯了从作品中捕捉作家生活影子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懂得“什么是文学”?唯有如此，作家在劳动中才敢于付出自己的真诚。
更何况，谈论女人同样需要付出自己的真诚。
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体味张贤亮们经历过的苦难了。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重的年代，张贤亮的一半是苦难。
所不同的是，张贤亮把苦难咀嚼成大段大段的抒情文字。
的确要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中国在各个领域内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张贤亮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告别了生命中的苦难，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抹净了心灵上的泪水。
可以说，张贤亮经历的和后来一直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苦难，就是中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苦难；因而也完全可以说，张贤亮现在所获得的地位和成就，也就是中国在今天所获得的地位和成就。
倘若如此，则足以说明：不仅仅是而今的张贤亮一次次地被人们侧目而视，而是当代中国一次次地被全世界所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