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法国，曾亲身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她，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世和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的见证人……
1924年，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生下了女儿特特。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立志投身革命的蔡畅，毅然提出在施行剖腹产手术时做绝育手术。
这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事，再加上外婆的湖南口音，误将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开头字母错拼成“特”，所以有了“特特”这个名字。z管李特特是蔡畅和李富春惟一的孩子，但在她70多年的生涯里，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足5年。“我实际上就像个孤儿，但我并不怨他们。”
与父母相比较，外婆葛健豪在李特特的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外婆在特特儿时给了她在妈妈那里得不到的母爱,更是因为外婆具有的坚强意志、开朗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的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她的父亲曾是清朝的官吏,后来弃官在湘军中任过要职。她自幼随兄读书，知书达理。既有大家
闺秀的风范，又具有阳刚豪爽之气。”
葛健豪１６岁结婚，生养了三儿三女，除了一个儿子和女儿因病早亡外，二儿子蔡林蒸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１９２６年大革命时期，参加省港罢工时牺牲了。小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职业革命家和领袖人物。
“外婆一直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女性解放。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外婆跟舅舅、妈妈等一批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她已经５０多岁了，是留法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她的这一举动轰动了长沙、上海，当时上海《大公报》还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特特8个月大时，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一部分同志去苏联，父母不得不让外婆带着孩子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祖孙二人回到了上海，进而又回到湖南长沙。
在长沙颜子庙，外婆开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她是用二舅舅蔡林蒸牺牲后组织上给的一笔抚恤金开办的学校，她亲任校长。学校除了文化课之外，还开设了缝纫、刺绣等课程。她办学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女子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这是我外婆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1928年年初，因秘密工作需要，李特特来到上海与爸爸、妈妈一起过上了动荡且十分危险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
由于斗争需要，他们频繁地更换住所。每次搬家，妈妈总要让特特在门口或窗台上放些桔子皮、辣椒、墩布或花盆之类的东西，并且让她改姓。今天姓张，明天姓王，早上姓李，晚上又姓肖。有时她问妈妈为什么，妈妈总是严肃地说，让你怎样就怎样，不要问为什么。爸爸、妈妈有时一出去就是一天，把她锁在屋里，给她留些剩饭，有时就留一个大饼。到了晚上妈妈常常回来很晚，特特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屋里很害怕，尤其是顶棚上的老鼠蹿来蹿去。她又怕又饿，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连晚饭也没有吃。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只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有一阶段我们家住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三楼，聂荣臻叔叔和张瑞华阿姨带着不满周岁的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然而，值得自豪的是，她小小年纪时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的见证人。
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儿童保育院学习，李特特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途。
1939年初，李特特进入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但到了1940年夏，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解散，并入了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夫市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毛岸英、毛岸青，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但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儿童院平静的生活结束了。孩子们停了课，上山伐木备燃料，进工厂劳动，制造子弹。在零下40度寒冷的天气里，每人一天要完成一立方米的挖战壕任务。除此之外，李特特还在战地医院护理过伤员，在伤员中生活了一年。
二战结束后，李特特听从了母亲蔡畅的建议，在苏联学农业。1952年她从莫斯科季米利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满怀激情地返回了祖国，在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第二年，她听说苏联准备在北大荒帮助我国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她想，自己尤其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干。对她的想法，父母坚决支持，就这样，她报名去了北大荒。
李特特于1955年春，怀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李坚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走进了一望无际的莽莽荒原。展现在李特特眼前的所谓的农场，只有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房。他们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开荒种地，而是先动手给自己搭建一个栖身的“地窝窝”。“地窝窝”搭好后，再在坑内支起一个能睡十几个人的大通铺。
北大荒的春天很短暂，刚刚脱下冬装不久，夏天便一下子来了。夏季的北大荒，各种蚊虫扑天盖地。为了抵御蚊虫的侵袭，无论天气多么炎热，他们外出时都要穿起长衣长裤，还要扎紧袖口裤脚，头上再戴一顶有网罩的草帽。可怜的小李坚被蚊虫叮咬得混身是包，活像一只大苦瓜。李特特心疼极了。她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孩子身边，为他驱赶蚊虫。
由于营养不良，李特特很快就没有了奶水，她只得把玉米馇子煮烂了喂孩子。婴儿肠胃的消化力太弱，时间一长，孩子闹起了肠胃病。农场里没有药品，更没有医生。没办法，李特特只好将烤馒头磨成碎末再调成糊状，权充胃药兼营养品灌给孩子。“看看现在五花八门的婴幼儿营养保健食品，我就越发可怜当年的小李坚。他跟着我受罪了。”
拓荒生活的艰苦大大超出了李特特的想象。但她没向父母诉过一句苦。
经过大家的苦干，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日子。“记得第一次收获时，黄灿灿的大豆堆成了山，太阳一照，金闪闪的，真好看。我把小李坚放在大豆堆上，任他在上面尽情地爬呀、滚呀……。那是我在北大荒三年中心情最好的一天，也是终生难忘的一天。”
从小生活在革命者中间的李特特，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女儿，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虽然她的父母是职业革命家且身居要职，虽然她早年去苏联是组织上决定的，但她仍因为曾在苏联生活了13年而被人另眼看待，有人甚至说她“连走路都不像中国人”。
由于说真话，她被人扣帽子，成了“白旗”人物而搬出了中南海；“文革”中，她被人诬蔑为“特务”而遭批判。对于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李特特都是以沉默来对待，坦然面对一切。
这个立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人，在走过了40多年生命历程的时候，才被接纳为中共党员。
1988年李特特离休了。这时，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她并不富有。相反，她全身心地投入了义务扶贫的工作。
说到参加扶贫工作的缘由，还得从李特特在农科院原子研究所工作时说起。从北大荒回来后，她在研究所从事核爆炸后放射性物质对动植物的影响的研究工作。每次核试验后，他们都要去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现场监测及试验，而每次往返都要途经内蒙古、陕西、甘肃等省区，铁路沿线的景象十分荒凉。有时中途下车到附近老乡家访贫问苦，走进去一看，炕上只有几床破棉絮，拉起来一看像鱼网；灶台上也不见油盐酱醋，只有几只破碗；村民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看到这些，李特特的心情很沉重，“我觉得咱们的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社会主义起码应该让人吃饱穿暖”。所以，离休后她要做的事就是扶贫，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脱贫。“我是革命的后代，父辈未竟的事业当然要由我们这一代来继续完成，而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
李特特的面前有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中国各省区的县名，共有592个，这就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一览表》。9年来，她走遍了湖南湘西的所有贫困县，踏过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十几个省区。这些尚未脱贫的地区大都是过去的革命老区、深山区、石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产方式原始，文化教育落后，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因为中国的贫困区域面积太大，贫困人口的数量太多，特别是解决这部分人温饱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像过去那种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已经不行了，必须将‘输血’改为‘造血’。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地制宜地脱贫。”为此，李特特和扶贫基金会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西北和西南等缺水地区修建了1000多口防渗漏水窖，解决了当地的饮用水问题；在贵州安顺地区实施搬石造地项目，解决了当地人的口粮问题，使百里荒滩、石坡变成了梯田；在河北省阜平县修建了总长度为50公里的乡路，使当地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道。
9年来，李特特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在贵州省六枝县梭棱嘎村建立了“希望小学”，在四川省凉山州实施了安居工程，她还用自己的钱资助贵州贫困地区失学的苗族儿童。她提出的“以工代赈扶贫”方式、“异地开发扶贫”等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李特特作为第一批被国家民委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受到表彰。
中国扶贫基金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国家只拨了10万元开办费。因为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所以，扶贫基金会也不能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这样一来，资金成了基金会最大的问题，而扶贫的关键就在于资金。“为了募集扶贫资金，我们到处‘磕头作揖’、到处‘化缘’。有时为了说服人家出资，我们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我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哪干过跟人家要钱的事。可为了那些贫困的人，我只有‘厚着脸皮’了”。9年来，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的李特特，不顾年迈、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地为扶贫事业奔走着。她为贫困地区争取到了价值16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帮助万人摆脱了贫困。她把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帮助带给了贫困地区的人们，使他们的心底重燃起希望之火!
李特特在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己的理想：为了人民不再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