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深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红军长征时期，格达活佛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和宗旨，组织僧俗群众筹粮筹款，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新中国诞生之初，格达活佛为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积极奔走，不幸遇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宗教界爱教爱党爱国的杰出典范。
红军的挚友——在朱总司令力劝下出任博巴政府副主席
1936年3月，红军西进康北(今属四川，解放后不久西康省撤销)，这一地区是藏族聚居区，“政教合一”，藏民普遍信奉喇嘛教。国民党为了“围剿”红军，将红军消灭在川西北和康区，便阴险地利用喇嘛教的影响，通过宗教上层人士对藏族群众进行患惑人心的宣传，企图挑起藏族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和仇狠，以配合其对红军的“围剿”。这一时期红军在党的“沙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精神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由于红军所执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获得了僧俗各界的衷心拥护，因此红军在康北进展迅速，不久进驻甘孜县(时隶属西康省)白利土司官寨。白利喇嘛寺主持格达活佛在红军到来之前，听信对红军的种种诬蔑宣传，悄悄在寨子里隐藏起来，现在亲眼看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尊重藏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秋毫无犯，渐渐打消了疑虑，主动上前和红军的通司(翻译)攀谈起来。当他从几位红军领导干部口中弄清了共产党和红军宗旨后，深为感动，对他的随员来来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回到寺里，他见经堂、佛像完好无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热爱之情，深感红军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从此，他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要他们安心生产；动员和组织僧俗群众，为红军做通司，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备军粮马料。仅据现存下来的红30军政治部当年出具的收条和证明统计，白利寺半年之内就交纳了“拥护红军粮”青稞134石，豌豆22石，支援马匹15匹，牦牛19头。他还到附近的更龙、亚拉等寺，向这些寺庙的活佛宣传红军的宗旨，要求他们尽力支援红军。
格达活佛热诚支援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甘孜地区。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与他亲切交谈，鼓励他为藏族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奋斗。当红军在甘孜成立“中华苏维埃博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自治政府)”时，朱总司令推荐格达活佛任副主席。开始格达活佛不想当这个副主席，朱总司令说：“博巴政府是为穷苦人民办事的，你不担任，谁能为博巴人民谋福利?”经过朱总司令多次真诚开导，格达活佛终于答应就任博巴政府副主席之职。在此期间，格达活佛带领甘孜人民全力支援红军。红军总政委陈昌浩特地颁发布告，以示对格达活佛的感谢和表彰。
红军离开甘孜北上以后，反动剌嘛生龙多者一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分开杀害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40多人。格达活佛面对这种情况，大义凛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甘孜寺进行劝阻，同时想方设法把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特派手下最得力的剌嘛色波等人，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护送到道孚县章谷寺，委托那扎夏活佛掩护治疗。他还组织僧俗群众拿起明火枪、刀矛、锄头进行自卫，保护了大量的革命群众。
以后，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格达活佛带着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前往西藏拉萨避难10年。在此期间，他作了数十首“弦子词”，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深情。
为祖国统一冒险启程赴藏——在昌都遇害
新中国诞生之初，西康省尚未解放，格达活佛便秘密派出代表绕道穿过国民党封锁线，经青海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祝贺。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后，他在甘孜亲自主持召开了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欢迎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人民解放军。
1950年4月底，吴忠和天宝将军率人民解放军来到甘孜，亲自登门拜访了格达活佛，并转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对他的问候，感谢他当年对党和红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格达活佛非常高兴，激动地说：“朱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告诉我，红军15年左右一定会回来的。今天你们果然回来啦，朱总司令太了不起了。我见过毛主席的像，真是福人啊!”他更加相信朱总司令，更加相信共产党。
党和政府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信任，先后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5月在朱德的建议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致电邀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当天宝将军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说：“我是非常希望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还没有解决，我怎么好就到北京去呢?我希望先到西藏去，向拉萨三大寺以及噶厦政府里我的朋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的所见所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等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再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得知格达活佛要求去西藏，朱总司令拍电劝阻，但格达活佛不改初衷，朱总司令见格达活佛这样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但要求他在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方可前往，切不可冒险勉为其难。
得到朱总司令的允许后，格达活佛立即着手入藏准备。为了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解释，使劝和成功，格达活佛积极学习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特别是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启程赴藏。24日到了昌都，格达活佛拜访了昌都总管，向他阐明了共产党尊重历史和现实，按照人民的愿望，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国家统一的主张。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来，是为佛教的昌盛，为发展西藏悠久的文化，为保护好西藏的历史文物和古老的建筑，促进汉藏人民的亲密团结。我不辞万难，就是为了上述诸事能得顺利、圆满地解决。请您转呈噶厦政府，如果您有不便，我决心亲自去拉萨，面见达赖，向噶厦陈述。”昌都总管将格达活佛要求劝和的消息电告噶厦，噶厦不同意格达活佛入藏以扰乱他们的“独立”计划，要他无论如何要阻止格达入藏。几天后，格达活佛不幸生病，很快病情加重。即使如此，格达活佛仍坚持要拍电给他拉萨的朋友，请他们设法帮助他到拉萨去，并说：“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这引起了昌都一些上层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惧和忌恨，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对格达活佛下了毒药。8月22日格达活佛圆寂，时年仅47岁。
1950年11月25日，党和政府在重庆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度评价了这位杰出的爱教爱党爱国的宗教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送挽联热情颁扬他的功绩：“具无畏精神，功烈久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送挽联高度赞扬他的献身精神：“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