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条“大河”也在亿万听众的心中奔腾流淌了近半个世纪。

    “风烟滚滚唱英雄……”《英雄赞歌》的动人旋律来自于内蒙古民歌。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使多少人无限向往那个好地方!

    “让我们荡起双桨……”建国以后成长的新一代人如今仍在教自己的孩子唱这首歌，它优美的旋律所描绘的幸福景象令多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无论我们与自己的亲人诀别还是在悲痛中送走一代伟人，我们的心灵都在那低缓沉重的《哀乐》声中更加悲痛，而表达了无限哀思的这支哀乐也出自刘炽之手。

    为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创作源泉是什么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古城西安市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个头不大。今天的他依然个头不高，并且曾因为个头小而闹点笑话。但这个不高的人却做出了比他个头高大无数倍的成就，他浑身散发出的情感和力量让你的心灵震撼，让你仰视，让你回味无穷，让所有听过他作品的人们难以忘怀。

    “我是1936年底到的延安，参军时伍修权同志给我戴红军帽。在延安我进了红军人民剧社，那就是红军队伍中最早的文艺团体之一了。抗日时改成抗战剧团，我是唱歌跳舞全干。1938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我是第三期学员，主要学作曲和指挥，冼星海是我的老师。”

    “初到延安，我被分配到红军大学九队四组当小学员，我们听毛主席讲课。延安的条件很差，土台子就是讲台，大家席地而坐，垫块砖头木板就算是防潮。我个子矮，那时才15岁，排长让我坐前面，正对着毛主席。末流的讲课条件，但讲师却是一流的：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毛主席讲辩证唯物论。毛主席讲话时有很重的湖南口音，满堂尽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洋名词，我听不懂就打瞌睡，不光打瞌睡还打呼噜。这下全场都紧张了。值星排长急了：‘把那个小鬼戳醒’!毛主席也乐了，说：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觉，让他睡吧。大家哄堂大笑，这笑声倒把我吵醒了。等毛主席讲完课，他抬着我的下巴说：小鬼，以后上课不要打瞌睡喽!我们的大队长聂鹤亭跟我说：你好大胆，毛大帅(那时都叫他大帅)讲课你敢睡觉还敢打呼噜，你可把咱九大队的人丢尽了，真是个乱弹琴!后来他们一商量，干脆把这小鬼调到剧社唱歌跳舞算了。就这样，我去了人民剧社。”

    可以说，这个呼噜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不是因此去了剧社，也许今天要到将军的行列里寻找刘炽的身影了。当然，红军大学的这些一流的课程，共产党人那种奋斗精神是刘炽后来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精神营养。

    “红军人民剧社设备很简单，在乡村演出就用锣鼓，在城里用风琴。叶帅前夫人韦拱子、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等都是我的舞蹈老师。廖承志等人也和我们一起演阿Q正传。斯诺也经常看我们演出。毛、周、朱、刘等中央领导更是经常看。我在西安上到小学四年级，在剧团里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在剧社里我又当指挥又当舞蹈班长。”

    “1940年，我从鲁艺毕业后，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青委会、西北文工团等单位委托，到内蒙古去采风。同行10人，只有两头毛驴，驮些粮食行李等。我们步行从绥德、米脂进入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当时这个地带还属于国民党统治，我们都化妆成商人，去之前还学了点蒙古语。蒙古族人很热情，见了面互相敬鼻烟壶，吸上一下才开始说话。”

    “我们住在一个名叫王月丰的人家里，由于年龄关系，我认他的夫人为干妈，干妈可以说是个出色的民间歌手。家里每天晚上就象开音乐会，唱一晚上喝一晚上。我那时记忆力好，记谱快，每晚不停地记，有些蒙古民歌还用原文记词(用汉语拼音)我带了个口琴，只要听两三遍就能一块儿连唱带伴奏，牧民们听得入神，甚至为我编了首歌：从南边来了个小伙子，蒙古歌曲吹得好……。一次参加鄂尔多斯婚礼，一天内竟吃了15顿饭，记谱最多时一晚上70多首。到处是歌，迎亲送亲抢亲，进门上马下马到处是歌，歌也是结婚仪式中的难题，你唱对了才能走下一关。那些日子真让人难忘，唯一担心的就是怕国民党军队时时来袭击。一次我们在伊盟的乌审召，那时是一个大寺庙，有近3000名喇嘛，里边也有各国的特务，是个情报中心。我们10人刚到那里，夜里就有人敲窗报警：有人要下毒手了，快跑!我们赶快跑，外面早有马队接应，一直把我们送到下一站，到了骑兵营——木乎儿稍(地名)，营部里养了两条狗，一条叫蒋介石，另一条叫汪精卫。骑兵迎接我们时我们还不会骑马，队伍里有人掉下来直哼哼。那些日子我们领略到了草原的迷人，那星光在草原上那么干净明亮，好象在和你挤眼睛，那些日子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天幕(天亮前的一种景象)，鱼肚白、鱼鳞云等等，那是1940年的事，快60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还有一次我们集体作贼。那是1941年初，延安要纪念成吉思汗，但没有任何文物，我们就在此行时从一个小庙夜里拿了些祭祀用的器具，敬神的法器跳鬼的假面等。回到延安后就用上了。从9月到11月，我们在3个月里收获特大。回到延安后，马上让我写歌剧，由王亚凡编剧，只有四天时间，由我作曲，只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三夜没睡，我就在那时学会了抽烟。那是我写的第一部大作品，合唱独唱重唱全有，由马可辅导乐队、潘奇辅导声乐、王亚凡导演。这部《塞北黄昏》的音乐素材和灵感全部是伊盟一行的结果。那些美好的旋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后来写《英雄赞歌》时，采用了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当种子，加以发展即完成了《英雄赞歌》。这次内蒙古大庆时我去给他们讲，内蒙古人很是激动：我们唱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它的根原来在伊克昭盟的乌审旗。”

    刘炽先生和内蒙古的缘份也表现在他早期的创作中。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奉中央指示挺进东北，从延安撤出时我和沙蒙(《上甘岭》导演)一个驮子。结果刚到齐齐哈尔不久，乌兰夫就找我专程来乌兰浩特(当时叫王爷庙)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我为大会写了部大合唱《内蒙古人民三部曲》，我指挥，由东北文工团全体合唱。”

    “后来我的很多作品都用了‘大跳’，就是跨度比较大，至少一个八度以上，特别有效果，这就是从蒙古民歌中学来的。”

    刘炽的创作生涯始终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他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除以上列举之外，还有《鄂伦春舞曲》，至今被用做集体舞舞曲；《翻身道情》浓郁的陕北风格久唱不衰；《胜利鼓舞》是第一部中国式的进行曲，也是他第一个用此法为秧歌队谱曲，这是他22岁时的作品。后来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就唱着这支曲子。他还写过歌剧《阿诗玛》(早于电影《阿诗玛》)，到云南写了《滇池圆舞曲》，还有《祖国颂》等一大批电影插曲，总共大约有80多部大型作品(歌剧、电影类)和1000多部(首)中小型作品。直到今天，刘先生还在为创作、应邀当评委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要说我的创作源泉，象蒙古族的音乐和它那纯朴的民风，陕西八百里秦川和秦腔，西安鼓乐，新疆云南的民歌是我的精神营养之一，而在延安鲁艺、冼星海老师的教诲等等又给了我另一种动力。我考鲁艺时，冼星海亲自主持考试，让我唱歌，我很激昂地唱了两首：《勇军进行曲》和《枪口对外》。冼老师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写的歌吗?”“不知道”。“第一首是聂耳，第二首是我”。啊!原来大师就在眼前。星海说：“你被录取了。”我第一次交作业，那时一周一次，第一次交了首《陕北情歌》冼老师批道：“好”!第二周交上去的是一首儿歌，冼老师批道：“很好!”第三周交了首《打场歌》，老师批道：“非常好：我希望传遍全国”!签名是冼星海。那个时候鲁艺也很艰苦，周恩来副主席从香港买了个钢琴，我们还帮着抬，有人问“你们弹钢琴吗?”我们这样的学生只能“抬”轮不上“弹”。但这两个字在上海话里是一个音，于是就留下笑话，别人弹，我们抬(不弹)。当时的国际友人马海德、柯棣华等去延安时都自带留声机，还有好多古典名曲唱片，冼星海老师让我们去借，这一借连留声机带唱片全端过来，再也没还过，这说明我们条件之艰苦。但是中华各民族给了我民族音乐的养份，鲁艺给了我西洋音乐的教育，还有19岁时装了一肚子的蒙古民歌。”

现年76岁的刘炽仍然爱喝奶茶，不断有各地的学生或爱好者给他寄来新近发现的刘炽谱曲的复印件——因为他自己都难以保存完整——特别是经过了从延安撤退、从东北进京、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之后。

  刘先生的家里挂着一幅大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罗工柳书(著名画家、人民币设计者)。刘炽的歌，就象是奔腾汹涌的大河之水，那样势不可挡，那样雄壮激越。那是中华民族的恢宏博大的声音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