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八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施联朱和胡庆钧，是当年的访问团团员。参加访问团时，施联朱先生正在燕京大学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胡庆钧先生正在清华大学任人类学讲师，胡先生1944年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系硕士学位。
（一）
“历史上，少数民族不被了解，受国民党的歧视。他们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不信任。中央这次派访问团进去，除了物质上救济以外，关键还是宣传。”
施联朱先生回忆：我作为调查员参加了中南、东北两个团。去的时候，准备工作做了2、3个月。我们都集中在雍和宫，住在那儿。做旗，筹备粮、布等礼品、物资。同时，由于团员是从五湖四海各部门调来的，思想不一致，政策水平也不同，而他们代表的是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形象，所以，还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也就是说，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的。
当时，中央很重视。邓颖超、李维汉等领导同志都来看我们。这件事情，中央下了苦心，效果也非常好。起码通过访问团,了解了少数民族地区。每个访问团都去了3个多月才回来。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场面真是不得了。我们中南团一到武汉，看到大街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气氛非常热烈。
东北内蒙团受到东北主席高岗、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热烈欢迎。当时访问团的文工团在沈阳表演，万人大会体育场里观看的人满满的。
到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是身着盛装、夹道欢迎。历史上，少数民族不被了解，受国民党的歧视。他们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不信任。中央这次派访问团进去，除了物质上救济以外，关键还是宣传。
我印象最深的是，访问团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牧区，看到当地人很少，几乎看不到妇女带着孩子。这是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疾病多、天气冷的原因，小孩不易成活。当地有一种说法：“只见娘怀胎，不见孩走路。”
走进蒙古包，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能显出病得很重的样子。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人口，至解放时一直在下降，如赫哲族，解放时只剩下300多人。
访问团的医疗队，在牧区设立“驱梅站”，不但驱梅（毒），还为他们治疗各种疾病，特别是当地的克山病等地方病。我当时就在“驱梅站”工作。
访问团的医疗队，给少数民族的影响非常大。过去，从没有人管他们的疾苦。通过这件事，他们感到现在的汉人与过去的汉人不一样了。
访问团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取得了许多调查材料，后来很多大学的课程都取材于这次调查。
我记得访问团在广东去了很边远的地方，先到连南的南岗瑶族（花缘瑶）区，瑶族群众穿着漂亮的节日服装，唱歌、跳舞，夹道欢迎我们。当时那种气氛大家感动得直流泪。
中央访问团去海南岛，先从广州坐船到江门，再坐3天汽车到雷州半岛，渡船过海。记得在雷州半岛，我们隔琼州海峡望到了对面的海南岛上红旗招展。上岛以后，夹道等待欢迎的群众从码头一直延伸了有二、三十里路。
我们一到海口，满街都是美国货，那是美军撤退时留下的。我还买了一些烟斗、水缸等小玩意送朋友。有一只美国兵用的铝水缸，施联朱先生一直用到现在。他还起身去厨房，拿来给记者看。
访问团从海口坐汽车3天绕海边走了一圈到三亚，再步行一天到达了乐东县，也就是五指山的中心地区。在那儿，我们看到黎族村庄，房子很简单，形状像只船。黎族人做衣服的布非常缺，当时我们送布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
中央访问团的四个团，行程8万公里。没有汽车，东西靠马运输。走了很多路，很艰苦。通过访问团调查，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如贫困、疾病、死亡率高、没有教育、生产生活水平低
（二）
“当然，彝族群众对我们还是欢迎的。对我们不了解的主要是贵族，他们说：‘共产党好是好，恐怕靠不住。’”
胡庆钧先生回忆：当年我是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三分队的副队长。西南团第三分队1950年8、9月份去西康省的凉山彝族地区，1951年6、7月份回来。
我们由凉山昭觉县往北，经过美姑河，去一个坝子。彝族的贵族黑彝过去有抓汉人做奴隶的习惯，美姑这个地方，有100多个奴隶。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看到一个汉人奴隶，上山去背柴。他光着脚，脚上皮肉开裂得很厉害。他看到我们，向我们讨针线，想把脚上的裂口缝起来，我们给他了。当时是冬天。
还有一次，在坝区，一个汉族中年妇女，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是访问团的，就跑过来给我们跪下，她不愿意当奴隶，要我们带她出去。我们只好安慰她：“现在暂时还不行，只有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自治政权，才能解决。”
我们搞调查，有时住在平民家里，他们生活很苦，吃的只有熬土豆。当然，彝族群众对我们还是欢迎的。对我们不了解的主要是贵族，他们说：“共产党好是好，恐怕靠不住。”
记得我们到一个黑彝的大家族阿侯家，带着从西昌买的盐巴、布等礼物。阿侯家的头人看我们带的东西很多，就用彝话对旁边的人说：“我看这些人很有钱，要么把他们吃了（把东西抢了，把人当奴隶）。”旁边的人说：“要想把共产党拿下，不是简单的事。”后来他们也没动手。这是过后别人翻译给我们听的。
我们去的时候很小心，带着武装，我自己也带了枪。阿侯家事先跟县长许了愿，保证我们的安全。
有一个婚礼，是一个19岁的黑彝姑娘，与一个8岁的男孩结婚。这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想联合起来，增大势力，就把他们两人配对，当时我在场。姑娘坐在火塘边。牛被当场宰了，切成大块的坨坨肉，用大锅煮。那男孩一下爬上了屋脊，在上面看。姑娘长得相当好看，高个子，高鼻子，皮肤有点黑。她的脸上一点儿也不高兴。
我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通过参加访问团的调查，得到了很多感性知识。后来在这些基础上，把感性知识与理论结合在一起，写成了书。
在调查中，我最得益于一个叫阿新纠部的奴隶。他很爱喝酒，一天喝一斤白酒，很少吃饭。这与他们衣服少，天气冷，喝酒可以御寒有关。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是彝族的活字典。我后来写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1983年出版），主要靠他的帮助。我调查的许多人中，后来核对，他所说的最准确，都经得起历史考证。他是与我同队的搞彝族语言研究的陈士林先生介绍给我的，他是陈先生的得力助手。还有一个叫母牲廷的汉人，对我帮助也很大。他对彝族的情况熟悉，有一定威信，对访问团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