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普米族居住人口最多的云南省兰坪县设立了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在普米人的生活中，这是一件大事。
普米族源于古羌人，逐水草而居，在逐渐向温暖低湿的南方迁徙的过程中，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踯躅在漫长的迁徙征途中。纪元初，他们在今四川巴塘一带发展壮大，渐渐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其中称为“地方千里”的古之白狼王国，被民族学家认定是“普米族形成为较稳定的族体的基础”。
正因为历尽迁徙的磨难，普米族人不仅炼就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性格，而且养成了吃苦耐劳、勤耕善牧的习惯。尽管多年北南迁徙，一路“上坡下坎”，但普米人没有一蹶不振，而在重重高山之下，顽强生长。
二十世纪前半叶大事记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居住在云南兰坪的普米人参加了越南境内临洮、宣光两地的抗法战役，宁浪的普米人在愤怒之下，宰杀了敲诈勒索百姓的土司属官“程把事”的三十多头牦牛，迫使其投降。
1911年兰坪的普米人和福海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又参加了重九起义、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
1917年，兰坪的普米人九月生、十月生两兄弟参加了和沛三领导的傈僳族起义，后被政府杀害；
1936年，宁浪的普米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土司斗争；
1937年，兰坪的普米人熊福春、和学礼跟着卢汉北上抗日，并参加了台儿庄外围战；
1942年，宁浪永宁的普米人发动起义，逼迫伪乡长下台……
1948年，兰坪年仅二十岁的普米人和泗清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第七支队(简称边纵七支队)，不仅参加了“通兰革命武装暴动起义”，为解放兰坪打响了第一枪，还参加了解放云龙、泸水、保山、腾中、龙陵的十几次战斗，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在和泗清的启发下，11位普米族青年参军，并参加了解放西南的许多战斗以及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普米族人口为12458人。
二十世纪下半叶
一个让祖先惊奇的梦
10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从游牧迁徙到定居的普米族来说，却实在太漫长了。在经历了二十世纪辛酸苦辣的前半个世纪后，普米人一下子苦尽甜来。这是普米人历史上最重要、最让人难忘的一百年。你看：过去餐风露宿于树穴岩洞之下，几代人挤在“冬冷夏凉”的木楞房里的普米族，如今住上了砖瓦或钢筋混凝结构的楼房；过去“打黑帕布头”，用麻布毛毡裹身，如今衣着用上了高档面料；过去，得了病无医无药，只有“杀牲祭鬼”，如今中医、西医，到处是医院；过去靠口弦或口哨传递信息，如今电话直拨海内外；过去“对面说话听得见，想见要走一天路”的山寨，如今公路四通八达，汽车绕着山寨转；过去，祖祖辈辈靠松明火把照明，如今楼上楼下白天黑夜一样亮。
二十世纪，对于普米族地区的普米族来说，简直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梦。千百年的民族岐视，在这一世纪的后半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民族干部队伍从无到有，由少变多，日益壮大；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尤其是国家在普米人的家乡兰坪探明铅锌储量达1645万金属吨，从而开始了举国瞩目的铅锌矿开采工程；此外，教育、科技、文化取得了让世纪初的普米人难以想象的变化；普米族地区变得一天比一天繁荣，一天比一天富裕，一天比一天文明。
普米族近半个世纪今非昔比的变化，民族自身的成长要算屈一指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普米族不仅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了一席之地，在云南省级机关、在地州、县、乡党政部门，都有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普米族不仅有了自己的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主任记者、副主任医师、副研究员，还涌现出一批“云南省优秀企业家”、“云南省优秀厂长经理”等企业管理人才。
和泗清是普米族地区最早投身革命，并为滇西北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普米族干部。他为人正直厚道，坚持实事求是，又善于团结各兄弟民族干部。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都受到各族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现任中共怒江州委副书记和润培的经历令人感叹。这位1954年出生于兰坪县高寒山区的普米族青年，1977年从云南农业大学农机系毕业后，毅然放弃了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到家乡县农机厂工作。从烧炉打铁、锻工铸件，样样重活脏活抢着干。
1979年以后，拥有100多号人的兰坪县农机厂处于困难时期，生产的农机农具找不到销路，时任厂党支部书记的和润培挺身而出，千方百计为厂里和职工寻找出路，先是承包公路养护，接着承包电站施工工程。1980年，听说县里要在澜沧江上架一座钢索人马吊桥，没有学过桥梁施工和设计的和润培自告奋勇承担了架桥任务。结果只用了八个月时间，仅花了8万元，自己设计自己指挥在澜沧江上架起了一座钢索人马吊桥，不仅提前4个月竣工，还为国家节省2万元开支。不久，他又自己设计、自己指挥承架了另一座钢索吊桥。1983年，29岁的和润培被选拔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工交局副局长的岗位上，次年便升任局长。1986年，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和润培“白手起家”组建了州交通局，并被任命为局长、党组书记。从1988年起，为解决州府六库交通不便的问题，和润培同他的“部下”上昆明、进北京，呈递报告，倾说苦衷，请求可行性论证。在交通部和省交通厅的鼎力支持下，1991年3月，由和润培任常务副指挥长，全长337.52米的三跨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桥——六库怒江大桥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94年5月，和润培被任命为中共怒江州委副书记。
民族干部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现任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熊胜祥是另一个典型，这位从小在宁蒗泸沽湖边长大的普米族青年，从做基层文化工作到县、地区文化局领导，又从地区纪委副书记到省纪委四室主任、迪庆州委副书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他为人随和，勤奋学习，他谦虚谨慎，务实求真，他遇事沉着冷静，又勤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受到迪庆州各族干部群众的赞扬。
和润培和熊胜祥，不过是近千名普米族干部的缩影而已。被称为“和平年代特殊部队首领”的云南省民委民族工作队队长胡忠文，是个处处讲团结、讲友谊、讲义气又重感情的人，这位普通的普米族人，一家有11人在外当干部。不久前，他被推选为云南省政协委员。普米族干部中不仅有象马红升这样懂八种民族语言，象和泗清、和仕科、胡镜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还有全国青联委员、云南省政协委员、青年歌唱家曹新华这样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不仅有全国政协委员和毅繁国家民委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曹新文这样的优秀行政管理干部，还有杨道群、杨玉生、杨奎文这样企业优秀管理干部。
教育，是这一个世纪以来普米族人所跨越的一大步。
解放前，由于普米族长期被统治阶级排斥在教育大门之外，因而本民族内部十分尊师重教。比如光绪14年(1888年)，云南剑川县18岁的苏儒春应聘到兰坪普米族地区教私塾，他不仅得到优厚的待遇，还有一定积余。1937年，苏先生不幸病故，当地普米族自发地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猪羊大祭”葬礼，并将他的棺木灵柩从兰坪抬到剑川安葬。这一壮举，不仅轰动了当地，还一直成为普米族地区脍炙人口的传说。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为热爱知识的普米族人发展教育带来了一个契机。党和政府拨出大量资金，派出大批民族教师，满腔热情地帮助普米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而象渴水一样渴求文化知识的普米族则抓住了机遇重视教育。无论在普米族主要聚居的兰坪、宁蒗等县，还是丽江、维西、中甸、永胜、华坪、临沧等其他普米族居住地区，“宁可打赤脚，饿肚子，也要送孩子上学”的情景随处可见。对此，笔者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家三个兄弟先后进入小学和中学念书，家庭负担很重，但母亲在“祖祖辈辈只会刻木纪事，哪能再让孩子们沿袭睁眼瞎”的信念之下，顽强地坚持让我们完成了学业。今天，我能获得新闻高级职称，并在自治州处级干部中有一名之列，我的两个弟兄分别在州公安局和州检察院谋职，这里既凝聚着父母双亲的心血，又有时代赐予的幸运。
“星星撒到的地方，到处一片明亮；云彩铺到的地方，到处一片锦绣。”党和政府的扶持，使普米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犹如插上了翅膀。据1992年普米族人口文化程度统计资料介绍：普米族每万人口中已有19个大学生，36个专科生，342个高中、中专生和2304个初中生。从1967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第一位普米族大学本科生杨银清为起点，普米族已拥有一批数量相当的大专生，还有了象胡文明、和仕龙、和向东这样的一批研究生。宁蒗普米族干部胡忠华一家，不仅有两个大专生、四个高中生，还有一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在俄罗斯留学。不过，“珍藏在普米山寨最珍贵的是沙金，珍藏在普米人心里最深厚的是对汉、白、纳西等各兄弟民族教师的情感。”
1979年，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客座研究员大卫·莫里斯指出，“人类发展指数”应当是婴儿死亡率、一岁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四个相关指数的平均值构成。国际上用PQKI代替“人类发展指数”，并把0视为最低值，最高值为100。普米族为64.7，达到中等生活质量指数。
与教育相应，此一世纪后半叶里，普米族挖掘和焕发出了其文化传统中极其灿烂的底蕴。
普米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自然条件，为普米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随着普米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普米族抓住一切机遇，为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作了义无反顾的努力。
1981年12月30日，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建国以来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颁奖，普米族作者何顺明居然站到了领奖台上，他的一首《啊，泸沽湖》的诗，让人口仅两万余的普米族登上了“全国奖”的荣座。
1988年，年轻的普米族作者殷海涛用他一首优美的诗《女人》，捧回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别奖。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中，有一对获奖的普米族同胞兄弟尹善龙、尹秀龙。人民日报在1993年10月22日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总人口仅2.9万余，祖祖辈辈居住在滇西北高原深山密林中的普米族同胞兄弟尹善龙、尹秀龙的获奖作品，是发表在云南《边疆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多情的独龙河》，据悉，在国内文坛上，同胞兄弟获同一殊荣的还屈指可数”。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普米族青年鲁若迪基又一次捧回了奖杯。全国举行了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普米族作者四次榜上有名，这不就意味着一个世纪以来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普米族的文学创作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吗!
普米族青年西希在云南日报1994年8月24日发表的题为《走出文学荒漠》的文章中写道：“可以设想，一个人口很少，没有文字，居住分散的民族，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赶上其他先进的民族，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的确，有独特的语言和习俗的普米族，要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是个谈何容易的过程。可是，奇迹出现了：普米族青年曹新华从宁蒗县的文艺宣传队“越级”步入云南省歌舞团，并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他凭着执著的追求和刻苦的磨练，终于成为全省有影响的青年歌唱家；他不仅出版了个人专集《大山之子》，还出版了个人的MTV。从八十年代初至今，普米族作者有二十多人龙腾虎跃于国家级、省级和地州级文坛。
从1989年起，普米族作者的作品几乎象“机关枪与迫击炮”——连珠数发而不歇。短短的九年内，普米族作者(或与兄弟民族作者合作)的15本著作摆进了新华书店琳琅满目的书架上。
是啊!总人口29000多的普米族，能有自己作者编著的书籍在广阔的社会上同各兄弟民族交流，应该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又极不简单的事。
然而，“月亮没有太阳的光辉，就不会发亮；禾苗没有雨露的滋润，就不会生长；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普米族人哪有今天呀。”
我为这一百年骄傲；我为一百年间的普米族人骄傲。祖先啊，看看你们的子孙吧，难道今天的情景不是一个让你们惊奇的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