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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居住分散,语言复杂,自称繁多,是瑶族的特点。为了弄清瑶族的语言和方言土语等情况,从1956年冬到1958年夏,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瑶语分队曾对全国瑶族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搜集了数百万字的语言和人文材料。1959年6月至10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了两个小组到广西、广东和湖南一些瑶族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和核对材料,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补充调查。计划要求补充调查和核对材料的点是广西大瑶山(现为金秀瑶族自治县)自称为“坳标”(他称为“坳瑶”)的瑶语和自称为“甘迪门”(他称为“山子瑶”)的瑶语;蒙山自称为“标曼”(他称为“民瑶”)的瑶语和恭城自称为“莫苦”(他称为“莫瑶”)的瑶语;广东自称为“藻敏”(他称为“八排瑶”)的瑶语和韶边(现为乳源瑶族自治县)自称为“勉”(他称为“过山瑶”)的瑶语以及湖南宁远自称为“勉”的瑶语。

    我们两个小组共六个人。第一小组是盘承乾(组长)、刘保元和我。第二小组是邓方贵(组长)、蒙通顺和郑宗泽。所里给我们配备了两台日本进口的特大录音机,很笨重,每台重44斤,因属于贵重仪器,乘坐汽车必须要两手抱在双腿上,以免震坏,还有两台进口照相机。

    5月下旬的岭南两广地区,已经进入高温多雨的天气。5月20日,我们自带行李离京南下,到了广西柳州。准备去大瑶山那几天,几乎天天下雨,出门办事很不方便,到了5月27日早晨,我们才坐上到大瑶山去的汽车。一路抱着两台笨重的录音机,压得两腿都麻木了,下午四点才到大瑶山县城。

    刘保元同志是王瑶山人,一到县城,有关工作和生活的事,都由他去联系和安排,不用我们操心。可是,由于县城的小火力发电站电力不足,录音时,磁带盘转动缓慢,像老牛爬坡一步三点头那样,结果什么都录不到,白费力气。到6月1日,我们兵分两路,二组到甲江去调查瑶族“甘迪门”语,我们小组到离县城约八九十里山路的罗香乡去调查瑶族“坳标”语。

    6月1日那天,我们三人很早就背着行李上路。往东走不远就爬过了罗梦坳,翻过古木参天的老山(当地人把原始山林称为老山),就到了平竹坳口。从这儿朝雾蒙蒙的罗香坳方向望去,穹苍无际,山野茫茫。我们头顶烈日,走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又累又饿,才走到了罗香乡的政府所在地新村住下。次日一早就赶路爬山到了琼五的瑶族村寨。据1956年统计,自称为“坳标”的瑶族,人口为1234人,主要分布在罗香和六巷两个地方。相传他们的祖先是从贵州迁来的。语言属于“勉”话系统。琼五村子有十多户人,坐落在半山腰上,多为土墙茅草屋。离后山不远是云雾缭绕的崖昂顶,是该县的名山之一。村边流水淙淙,山下层层梯田成片。可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生活很苦。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一个空着的民房楼上,又矮又暗。我们在社员集体食堂里吃饭,一日两餐木薯饭(木薯中掺杂一点大米煮成的饭),菜汤里见不到一点油星。人吃木薯饭,常常浑身乏力,所以不能经常当粮食用。

    按照我们工作计划要求,调查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中心工作来进行。那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是消灭三类禾苗,村里的干部和社员都投入这个工作,大家忙着挑粪下山给田里的禾苗追肥。因此,开展工作以前,我们要求参加队里劳动两天。可是天公不作美,那两天都是阴雨天气,下山去的土路泥泞难走,坡陡路滑,挑粪下山对我们来说是难上加难。

    到了第三天,队长给我们找来了一个年轻的发音合作人,我们就开始紧张地工作了。开始工作之前,组长盘承乾同志就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把材料核对好,搜集材料一是要把音记准确,不然以后罗季光先生检查出漏洞来,我们就得挨批评。每个字都要把好质量关,千万不能让“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汤”!组长说这番话,是根据他多年来在罗先生身边工作时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罗季光先生工作一贯严格认真,尤其是对记音的要求更加严格,一字不苟。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深有这种体会。所以,我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组长带头把好质量关,丝毫不敢马虎。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工作,到6月19日,任务全部完成。次日早上,简单吃一点早饭,向队干部告别后我们就背着行李,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蒙朝吉
在大瑶山调查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