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钧，男，汉族，1921年出生。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学期间，在北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1948年7月进入解放区，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1949年9月，调中央民委办公厅，任秘书。1951年4月至1970年12月，在中央统战部民族处(局)工作，1961年3月起，任副组(处)长。1970年12月，调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1978年6月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所党支部书记。1981年5月起，兼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4月离休。
新中国建立之初，乃至五十、六十年代，开展民族工作的做法，有所谓“上来下去”。从1950年7月至1952年底，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四个访问团，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率领，有关的学者、专家参加，并带上文工团、医疗队，以及宣传慰问品等深入到祖国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慰问，这即是所谓“下去”。而在1950年国庆节由中央邀请各少数民族派出代表团到首都北京来参加国庆观礼，然后到祖国内地参观，则是把众多的各民族代表“请上来”到首都相聚的第一次，开了个“上来”的好头。这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新鲜事。从此以后，这种“上来下去”的做法，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整个五十年代，每年的“五一”节，国庆节，中央都邀请(由中央民委承办)各少数民族派出代表团(参观团)来首都北京观礼，然后再到各地参观。这的确是一项很有成效的开展民族工作的好方式，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政府进行民族工作的开篇第一章。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都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准备欢度这个盛大节日。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天安门前举行阅兵式，隆重热烈地庆祝。此时此刻，党中央也十分关怀边疆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冷暖，决定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名义邀请各少数民族派出代表团前来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是中央利用有利时机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了具体进行这项工作，专门成立了“政务院少数民族招待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担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为秘书长；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为副秘书长。委员会下设招待、文化、保卫、卫生等几个组，分工负责代表们在京期间的生活招待、文娱活动安排、安全保卫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工作。各组都由各有关部门抽调司局长级干部任组长，并调配工作人员。根据我的回忆，文化组组长是文化部的周巍峙同志，保卫组组长是公安部慕丰润同志。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代表居住比较集中的北京饭店，另外，市内还设有若干处招待所。余秘书长指派方荣欣同志、杨副秘书长指派我(时任中央民委办公厅秘书)在办公室值班，秉承正、副秘书长的直接指挥与各组联系工作。招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约有百人左右，以招待组为最多，中央民委交际处的人员全力以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事先都经过了严格的政策学习，包括民族、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大家都能够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以热情谨慎的工作态度做好接待工作，完成好项重要的完成政治任务来。
从9月下旬开始，各地少数民族代表团陆续乘火车抵京。这时，招待委员会各组的工作人员都紧张地动员起来，不分昼夜，十分忙碌地把各地代表从前门火车站接到住地，我曾经随同杨静仁同志到火车站去过几次。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们都穿着本民族服装，有的头上戴着多彩的、镶着珍珠和银饰的帽子，有的背上也有银器装饰。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鄂伦春族代表白斯古郎，他头戴一顶缀有两只长长鹿角的帽子。
来京的各民族代表团的成员，159人，文工团团员222人，他们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代表性的人士。其中有王公、贵族、土司、头人、山官、王子、千百户长；有宗教上层中的活佛、喇嘛、堪布、教主、阿訇、毛拉等等，还有一些各少数民族中的领导干部。如云南傣族土司龚绶、傣族上层召存信，宁夏伊斯兰教主马震武、马腾霭，甘肃的藏族上层黄正清、伊斯兰教大阿訇马绍文(东乡族)，新疆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新疆教育厅厅长安尼瓦尔，青海藏族的喜饶加措等。
各少数民族代表在京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他们在京期间受到了周到、优厚、热情的接待。在饮食方面，除专门设立了清真灶以外，像藏族代表喜欢吃的糌耙、蒙古族代表爱喝的奶茶，新疆代表喜欢吃的抓饭等等，一应俱全。国庆节前夕，招持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宴会，宴请来京的各位少数民族代表和文工团团员，。那天的宴会气氛很热烈不少精采的文艺节目其间还，有些代表喝醉了。
10月1日，代表们每人胸前都佩戴红色绸子条标志，登上了在天安门观礼台，同首都几十万观众共同观看国庆典礼和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阅兵式。10月3日，在李维汉等同志引导下，代表们接受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代表们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锦旗、哈达和花帽等，毛主席高兴地就把花帽戴在自己头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见以后，代表们和毛主席等合影留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把各少数民族代表的在京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代表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到北京来，更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等领导人，因此，大家心情格外激动，不少代表兴奋得流下了热泪。大家都认为这是不仅自己的光荣，也是自己民族的光荣。回到招待所住地以后，代表们仍在纷纷议论，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有些年青的文工团员又跳又唱，有的代表兴奋得睡不着觉，有的连夜给家乡人写信报告自己来北京的所见所闻。
代表们在京期间，参加了多次文娱晚会，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少数民族文工团的艺术家们也举办3多次精彩演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一次有数千名观众参加的文艺演出中，各民族优秀文艺工作者的精彩表演不断地博得热烈掌声，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著名的舞蹈家康巴尔汗的表演，在京城引起了很大轰动，给北京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
代表们在京期间，还参加过多次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会议、座谈会。在北京饭店西大厅举行的一次会议，大约有二、三百人参加。首先由李维汉同志讲话，主要是讲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他指出：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是唯一正确的、最好的道路，任何别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李老还说，为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适应开展民族工作的需要，我们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创办了民族学院，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了准备；现在，正积极地在北京筹建中央民族学院；为此，已经专门从内蒙古自治区把刘春同志调来主持筹建工作，并当即介绍到会的刘春同志和代表们见面。李老讲完话以后，还耐心地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这次会议，对各民族代表来说，等于上了一次关于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的课，使到会的代表们从政策认识上进一步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拥护。
在中央对民族工作极其重视的影响下，中央的有关单位也抓住时机进行工作。例如全国妇联就曾经专门邀请来京的女代表召开过座谈会，了解少数民族妇女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国民党元老、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老人主动提出把她的一幅国画——《狮奔图》赠给少数民族代表每人一张。这幅画，经过用石印的方法复制出许多张。当时，领导派我到侨委面见何老联系这件事，承蒙何老垂爱，还赠给我一张，并且用毛笔在画上亲笔签了她的名字，这张画被我珍藏下来，迄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有的代表还趁这次来京机会，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单位联系工作，或进行参观。我曾经陪同新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安尼瓦尔(维吾尔族)到位于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参观。因为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我熟悉情况，因而参观得很详细，从教学设备，到图书馆的藏书及借阅办法等都详细地看了。当天，我还陪同他来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参加了一次工作会议。
代表们在京期间，还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像故宫博物院、颐和园以及动物园、北海公园等等。还参观了一些著名的高等院校。许多代表还利用休息时间上街购物，他们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北京市民们的热情友好的欢迎。在北京的日子里，各少数民族代表，都沉浸在幸福温暖之中，好比久别归来的游子回到慈母的怀抱一般。
代表们结束了在首都的各项活动以后，便开始到外地去参观。首先是去我国工业发达的东北三省，到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从东北回北京后，稍事休息，就到南方参观，首先去我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然后又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参观游览。在代表团离京前往各地参观以前，中央都事先向各地方，包括各大行政区和有关省、市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请各地认真做好对代表的接待工作，各地都按照中央的指示做了很周到的安排。代表团每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当地负责同志都亲自出面热情地接待、宴请和迎送，使得代表们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好的关照，非常满意。
代表团在京活动大约一个月时间，在外地活动约有一个多月，共计活动两个月左右时间。
这次活动，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各方面的周密安排，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在政治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是使各兄弟民族的代表们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对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起了培养作用。有些地处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很多人连火车都从来没看见过，更不用说到北京了。出来走一趟，使他们看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辽阔美好，也了解了许多新事物。
第二，是消除了一些人原有的疑感和、顾虑。1950年是解放后的第一年，有些民族上层人物知道共产党站在贫苦人民一边，造谣说共产党要“灭族灭教”，搞的是“先甜后苦”。由于过去少数民族受民族压迫很深，各民族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因此一些人不相信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是真的。一些代表开始不愿意来北京，怕受苦，担心上当受骗，这次来北京是经过了地方干部的动员。来到北京后，他们亲眼目睹，亲身体会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他们热情真诚的关怀，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第三，是增强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少数民族对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了对祖国的热爱。代表们回去以后，都成了义务宣传员，向家乡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