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国家对生态提得这么高。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到各部门各种政策的制定，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国家正面临一个从长期的生态赤字、生态破坏到生态建设的转折点。
——李文华
西部大开发，“生态”命运如何？
本刊记者整理
今年2月，我们就西部开发与生态建设的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士、生态学专家李文华。以下内容根据谈话录音整理而成，并经过李文华先生的审阅。
西部开发是当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对此，国家提出了三个大的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兴国战略（又称知识发展战略）和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这几个方面能够掌握住，就抓住了西部大开发的关键问题。
要做好这三点，现在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国家对生态提得这么高。从国家的领导人的重视，到各部门各种政策的制定，种种迹象说明，我们国家正面临一个从长期的生态赤字、生态破坏到生态建设的转折点。过去我们搞生态的人长期也在提，也在呼吁，但是我们所想到路子和步伐还不敢像现在我们政府的领导人提出的这样，下这样大的决心。
西部要赶上东部和全国的步伐，要做好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上的改变
首先，不要把目光仅盯在种地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西部地区的发展思路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希望在那一块土地之上用投入、增加化肥等传统方法来得到大的发展，现在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
过去谈到开发，眼睛总盯农业，盯着那一点土地。如果眼界开阔一些，脑子一转过来，情况就改变了。比如云南，从前主要靠种烟草，现在则大力发展旅游。他们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包括少数民族的东西——结合起来，使过去很难走的一些地方，变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云南的丽江，光旅游收入一年就有15个亿，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条件类似的毗邻地区，虽然挨得很近，却没有像他们那样发展起来。这说明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有一个干旱地区，什么都不长，被称为“死谷”（Death Valley），但却是很有名的一个旅游点，很多人都去参观游览。在黄土高原，有的地方环境破坏得很厉害，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则改造得很好。如果学美国那样换一种思路，把它们联在一起，就可以变成生态旅游、生态教育的基地，让人们看看黄土高原曾经破坏成什么样，经过改造又建设成什么样，这样，原来的穷山恶水就变成了生态旅游的资源。所以，要打破过去的一些生产模式，多去想一些新的、和当今世界接轨的模式，才能找到适合当地的发展思路。
第二点，是要把短期效益和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结合起来。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是可以达到统一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是一定统一的。如果只看到眼前，生态破坏以后，经济还是上不去。生态环境有一个渐变到突变的过程，现在看来，突变在西部地区已经到来了。象西部的荒漠化，现在的扩展速度正在加速。黄河断流，长江洪水，水土流失等大的自然灾害，已经在限制整个的经济发展。不过，还应该看到，人类可以找到这样一条道路，既解决生态问题，又解决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些模式是存在的。有些模式就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已经存在。比如生态农业、小流域治理，这些经验本身就是既解决生态问题，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另外一点需要改变的是，过去比较强调，要发展，就要资金投入。资金固然重要，但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人力资源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提高。如果真正把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这些方面优势逐渐引进，那么，西部开发即使是在现有条件下也是大有希望的。
曾经做过这样一些统计，发现在投资上西部的一些省份和东部差不多，并不是西部投得就很少，而是投资以后，人力资源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不够，很难把事情搞上去。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真正要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从根本来讲，还得靠科技的投入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如果短期内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可以设法通过政策把人力资源引进。没有人，光靠投资是不行的。
提出西部建设的整体规划迫在眉睫
在西部这样一个辽阔的地区，要想真正把事情做好，不能一窝蜂地上，必须有一个总体规划，按照空间的分类、地区的类型和时序的安排，分别不同地，有时序地进行。这就需要在目前的大好形势下，把西部建设尽可能快地搞出一个总体规划。因为西部地区的差异和类型的差异都很大。
例如提出种树种草，恢复原来的生态系统，再造秀美山川这样一些口号，真正做起来就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究竟哪个地方先搞，哪个地方后搞；哪个地方可以通过天然来做，哪个地方需要人力促进，哪个地方完全要靠人力，都要搞清楚。有的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困难，如有的干旱沙漠地区，从自然条件来讲是什么也长不了，你非要去种，去花力气灌溉，反而得不偿失。
就种树而言，哪个地方的可以种树，哪个地方只能种灌木、种草，哪个地方只能种草；哪个地方根本不要种，也有自然本身的规律，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要种树，那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搞植树造林，如果因地治宜，效果就好；如果机械地只要种树，结果就是有些地方种完后出现好多“小老头林”——不长。因为有些地方，一旦不浇水，树就不长了。你要浇多少水才能活这些树？即使活了以后，它又能起多大的环境保护作用？
有些地方环境自然而然就会毁坏，而有些地方的环境则自然而然就会恢复。应根据气候带等自然条件充分利用自然力。自然界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弥补一下，但扭转是扭转不过来的。干旱地区就是干旱地区，湿润地区就是湿润地区，干旱地区该长什么东西和湿润地区是不一样的。人只能在她的条件下加以促进或改进，而千万不能违反她的规律，否则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因此，因地治宜，根据情况在空间上、时间上做一个总体安排，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而这个总体的东西，又要建立在对西部现有的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的评价基础上，诊断到底有些什么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这样才会使我们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劳力花到刀刃上。
在生态建设方面面我们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逐个地加以解决
另外一点，是我们在生态建设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逐个地去解决。如水土保持、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小流域治理、荒漠化治理、天然林和草场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大量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和具体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都需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
比如荒漠化问题，荒漠化到底是怎形成的？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如何建立预警和监测系统？如何进行生态学重建？又比如水的问题，在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利用是一个关键。水资源的形成、演化和时空运转规律，在这一区域里水分的循环与大气、土壤、植被的关系，都需要搞清楚。
另外一些基础的研究，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人称为公益效益），如果把它变成经济核算的话，到底能提供多少钱？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弥补它的效益？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够，研究得也不够。这方面需要研究，人们才会重视。近年来，国际上很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各种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海洋、农田等，它所提供的实物的报筹，远远不如它提供的环境效益大。美国最近联合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著名科学家，对世界生态系统的环境服务功能进行了统计，发现目前每年世界的总产值（不到30万亿美元）远远比不上生态系统的贡献所换算出来的价值。这一结论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注意。但是，仅用这样一个数字是不够的。因为生态效益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仅仅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是不能回答清楚的。比如同是植被，森林和草地不同，森林和灌丛也不同；同是森林，松树和槐树就不一样，小树和大树也不一样；同是一种森林，连续降水时和干旱很长时间后第一次降水，它对水分运转所起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来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而不是一刀切地笼统提供一个数字。
应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确定合理的技术路线，决定高新技术、常规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比例
对西部地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考虑它的技术路线。有些地方一提就是高新技术、知识经济等，对此，也要实事求是，根据地区的发展水平来采用合理的策略。我认为，几个方面都不能忽视。第一，真正的发展必须引入高新技术，这是没有人反对的。第二，是常规技术的普及和生态化。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先进技术，如灌溉技术、机械化、施肥等，在世界先进国家只是常规技术，这些常规技术很多我们还没有实现。又比如施肥，在一定限度是有益的，超过一定限度就变成有害了。如何普及这些常规技术，并且解决它造成的一些生态学上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三，是对传统知识的总结和提高。我们有的地方一提到传统就把它作为贬义的词来对待，这是不对的。传统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糟粕，但很多是好的东西。现有有人提出，传统技术或经验的丧失，造成的损失就象物种的丧失一样，甚至还要大。因为传统知识是人类长期适应自然条件的产物，包含了很多合理的东西。关键的问题是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并加以提高，而不是一提传统就不行，都去看外国的东西。
现在外国人看到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羡慕得不得了！比如，我们的生态农业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和高效利用的方式，一个生态系统和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互补的方式，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产生很大的生产力。国际上公认，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是领先的，而我们自己则认为是土办法，不算什么，有时我们并不珍视自己传统的东西，比如我国的农民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间作、套种、农林复合系统、水陆交互系统等等，其中包括了很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内容。
又比如“桑基模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因为地势低，有很多沼泽地，没法利用。过去的方法是排水以后再种地。但当地人发明了一种模式，从明清以前就开始使用了。就是利用多水这一特点，把沼泽干脆再挖深一点，变成渔溏，挖出的泥筑成基。渔塘根据鱼的不同习性养好多种鱼，可以养到四五层。在塘的上面架上攀援植物，可以达到5~7层。每年再把渔塘里的泥挖出垫到基上做为肥料。基上种桑树，桑叶用来养蚕，蚕的粪便和吃剩的蚕叶又可以作为鱼的食物，这样，就形成一个物质循环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过去，这是穷人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外国人光研究这个就写了很多文章和书。这就是传统的经验，一种有生态价值的耕作方式。
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帐篷里有一把火，把里面熏得黑黑的。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围绕这一把火展开，你把这把火去掉给他搞电，可能还会有问题。因为它里面包括了做包饭、熏蚊子、家族的团聚、民族的文化等等，构成了自己的一个系统，仔细研究，它有它的道理。有的少数民族有“龙山”和“风水林”，如果去掉了其中的神，就是自然保护区的刍型。注意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可以挖掘出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少数民族的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不单纯只是一些服装、歌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把它科学地总结出来，加以发扬光大。
以上提到的三种技术，应因地制宜地决定它们所占的比重。有的地方很落后，一提就是分子生物学或者生物技术，在那些地方很难一步达到。应根据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来决定不同技术的比例。
搞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各个层次的教育。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如果教育上不去，从长远来讲，很难设想在经济上有长期的发展。提高素质，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是环境意识。搞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动物、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关系等等，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形成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文明，在这方面，现在看来任重而道远。
国家做大的决策或一些大的规划之前，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一下评估是有益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决策，尤其是国家大的决策和政策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比如天然林保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知积累。对什么样的林子要怎么样管，什么情况下可以利用天然的更新，什么情况下可以采伐一点，什么地方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采伐，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说保护就都保护起来了，可以因地治宜，分别类型，动用过去已有的科研积累，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因此，既需要整体的科学规划，又需要科学研究、技术、政策等部门协调，同时，还有教育、资金等问题。
科学研究的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国家的规划中？现在比从前好，但做得还很不够。在这方面有过很多教训。过去，经常用简单的政治口号代替科学研究。比如提“以粮为纲”，都去种粮食，实际上有些地方不一定适合种粮食。对森林是学苏联搞截伐，苏联的森林很多，但他们的模式对中国就不一定合适。当时，我们在西南地区搞“森林大会战”，千军万马都上去了。实际上那个地方是大河上游，是水源涵养林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巨大破坏。这些问题科学家不知道吗？那时候都知道，但在大的决策上，科学家的意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国家做大的决策或一些大的规划之前，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评估是有益的。
结语
西部地区的环境本身是脆弱的，而且面临着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的艰巨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为生态而生态，必须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部分，要通过大系统各部分的相互促进、相互和谐的发展才能实现。但我相信，我们总能找到一些，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模式，能够达到两者共同和谐的发展。而只有我们建立起了这样一些模式，并进行推广的时候，整个西北地区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