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金大中获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此奖避免不了某些缺乏公正的政治倾向,但它毕竟显示出金大中总统所致力于的改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较大关注和奖誉。在此,我们特节选1998年出版的《我的人生 我的路——金大中自传》中的片段,让我们看看这位为民族和解做出贡献的人的故事——

一切爱都形同初恋
/金大中(韩国)

我与中国

我的故乡荷衣岛,是离中国东海岸不远的全罗南道的一个小岛。据说大约700多年前,曾有一艘往返于我国和日本之间的商船,在离我的故乡不远的海上触礁搁浅了。后来人们通过海底打捞,获知那艘商船上装载的都是中国宋元时期的陶瓷器和生活日需品。

童年时的我初闻此事,便想,中国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国家吧?

因为,我常常听人说,从我们荷衣岛,行船大约两个小时,便可以抵达“红岛”。在红岛,每逢晴朗的早晨,中国的鸡鸣声就可以从海的那边传过来。

特别是每到春天,从中国那边吹来的黄沙就会漫天而降,纷纷飘落在我的故里——我们称之为“沙雨”。这时,在田里干活儿的母亲,就会大声喊道:“快把黄酱缸盖好!”

老师说,这些黄沙来自戈壁沙漠。只是近来,我才知晓,这些黄沙其实是来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因此,我觉得中国不会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

然而,近50年来,对我国来说,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

本来,自有史以来,我们两国就一直是最近的邻邦。可是突然之间,我们彼此一下子变得格外疏远了。这更加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感。众所周知,韩国与中国在文化上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来,在彼此平等、信任的基础上,我们两国之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往来。

同时,我也对如今已经跻身为世界强国之一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谦逊与智慧,深信不移。

荷衣岛——我诞生地的故事

“大中,那个叔叔睡着了吗?”

“睡着了!”

“哼,喝酒像鲸鱼喝水似的,睡起来又像个海龟,站不起来了吧!”

“怎么啦?”“别吱声,咱们得拿他点儿什么。”

“……”

那时,我才六七岁。这天,我们正在田间玩耍,恰逢有一个卖关东糖的货郎醉倒在路旁,酣睡如泥。我们这些生长在安闲渔村里的孩子,就像是海边的偷嘴蟹,为了消磨无聊的下午,我们跑到村外去嬉戏,正好发现了那个货郎。

当时,岛上卖关东糖的货郎,除了卖关东糖外,一般还兼卖些日用杂货、化装品、梳子、烟斗什么的。他们的货担,真像是一个小小的百宝箱,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眼下,这个货郎酩酊大醉……

我们这些小淘气,趁机把手伸进了他的货担,一个小伙伴把掏出的东西分给了大家,我得到的是一个烟斗,这对我没什么用处。不过,我想起父亲的烟斗已经太旧,何不拿回去送给父亲,也好让父亲高兴高兴?

“这烟斗是从哪儿弄来的?”

就在我得意地拿出烟斗,让母亲交给父亲的时候,遭到了母亲的厉声质问。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这东西是打哪儿来的?”

“是卖关东糖的叔叔睡觉的时候……”

面对母亲的怒容,我只有据实以告。在这之前,我还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看来我完全错了。

“小不点儿的东西,就开始学偷啦?你自个儿拿枝条儿来——胡枝子条儿!”

“是!”

我赶紧跑到厨房,取来了胡枝子条儿。母亲狠狠地抽打了我的腿,直打得我的小腿上都渗出了血。

“乳臭未干的家伙!”

母亲狠狠地骂着。母亲从未对我如此严厉过。事情并没就此结束,尽管我疼得一边摸着自己的小腿,一边嚎啕大哭。可母亲还是揪着我的衣领,去找那个货郎。

货郎仍旧在那里鼾声阵阵。母亲上前摇醒了他。

“你有多少钱呐,啊?怎么连货都不要啦?就知道睡觉呀!”

“……”

“你倒睡得挺香啊!这不是成心让孩子们犯错误吗,啊?”

母亲的指责在情在理。我窘迫得不敢看货郎叔叔的眼睛。我更怕母亲,压根儿就没敢冒躲开的念头。我就那么傻傻地站着,恭听着母亲的训斥。

这就是我的母亲——张守锦。

荷衣岛!

它位于我国西南端的港口城市木浦的前海中,散落在“多岛海”那片岛屿丛生的万顷碧波里。至今它仍然是一个孤岛,一个穷岛。每天,都会有两三趟客船,往来于木浦和那片群岛之间。从木浦乘船穿绕群岛,大约航行两个小时,即可到达荷衣岛。其实,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才34公里。

荷衣岛呈椭圆形,两端相距6公里,面积为34平方公里,是群岛中较大的一个岛。该岛的行政称谓是全罗南道新安郡荷衣面。我的出生地叫后广里原后广。在四个兄弟中,我排行第二。

最近,某日刊登载了一个风水先生的话,说荷衣岛的形状,像是一只伸着对触角爬向海岸的蜗牛。我家的旧址,现在已成为耕田,只遗有几处基石。而这遗址恰好就处在那对触角的左侧中心部位。我是不大相信这类风水之谈的。可从我的诞生地刚好位于昆虫、甲壳虫一类动物的触角部位,联想到自己所经历的坎坷人生,我又觉得似乎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或许,因为我的童年是生长在四面环海的海岛上吧。所以,我对大海一直都情有独钟。如果要问我最向往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可以俯瞰蔚蓝大海的小山顶上,盖一所砖瓦房,生活并终老于此。

童年时,较之走在村里平坦的小径上,我似乎更喜欢攀上小山之巅。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那些点辍于碧波之间的大大小小的岛屿。不知怎的,我总是觉得在那些岛屿之间一定蕴含着梦幻般的境界,美妙而浪漫。后来,我选择从事海运,也多少与此有关吧。

有一天,我正在山顶上了望,忽然看见了从远处驶来了几艘日本军舰。我感到很惊讶。过去,我只见过我国10余吨的渔船,还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军舰呢。

“哎呀,日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啊!”

我不禁喃喃自语,心怀敬畏。我曾听大人们说过,20多年前,当日俄战争激烈之际,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曾经登上过荷衣岛对面的玉岛。

敬畏之余,我不由得又伤感起来:“我们国家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军舰呢?”

羡慕之中,又含有些许的悲凉。在我的童年时代,大海把这一切都深深地锁入我的心头。

我的父亲名叫金云值,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颇具艺术天赋的人。一有机会,他就会载歌载舞地唱南道的《六字曲》,或是林芳尉的《蓬头》。人们都喜欢听他唱歌,经常会请他唱上一曲。我清楚地记得他每每从泊船场出来,走在路上唱的曲调:

“形如蓬头鬼,寂寞狱房,寒如冰席,唯念郎君,盼望相逢,汉阳郎君,唯念郎君……”

假如不是生活在海岛上,而是生活在都市里,并有机会学习一些有关民歌知识的话,那父亲准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民歌手。或许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吧,我对喜剧和影视演员、对歌唱家、舞蹈家以及音乐家等,都别怀一种亲切之情。

我常想,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一定要为父亲做一件事:邀请那些著名的民歌手和舞蹈家,到父亲的墓前,让他听够《蓬头》和《六字曲》,让他看够他爱跳的“闲良舞”和“儒生舞”。每当想到这些,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满意的笑容。

父亲情感丰富,又性喜玩乐。像他这样的人,大都感情细腻。

有一次,我正在屋檐儿下的廊子上做玩具船。父亲正欲出门,他瞟了我一眼问道:

“大中,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在做船!”

“做船,做什么船?

“军舰!”

本来,父亲正准备出门,听了这话却收住了脚。他在廊子上坐下,一边瞅着我削木块儿,一边往烟斗里撮烟叶儿。

“噢,要做军舰啊,让我想想……”

那天,父亲又是帮我锯,又是帮我削,直干得满脸是汗。就这样,为了我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玩具船,为了这么一件和他们大人完全不相干的小事儿,父亲整整忙了半天。

“行了!”

玩具船平稳地漂浮在了水面上。这时,父亲站起身来,蓦地想起了要出门的事,他便急匆匆地走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啊。

现如今的家长们,也许对此会不以为然,觉得一个父亲给自己的爱子做玩具船,花费了点儿时间,不足为奇,这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可是,别忘了,那是在30年代,那是父亲具有绝对权威的父权时代啊!那个时代的父亲们为生活所迫,是绝无闲暇为了儿子的一些琐事而如此费心的。

可我的父亲,却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想,要是家里没有贤能的母亲,我们家恐怕早就难以维系了。也正是因为母亲的勤劳能干,我们家才得以维系。到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是全村最富裕的家庭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细腻的感情和艺术的天赋。他是村里的里长,很关心政治。还在我少不懂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荷衣岛上领头抗租抗税了。

日本NHK广播电台在编写我的传记时,曾为此进行过详尽的采访。他们搜集了很多资料。这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有关父亲的许多事。由于父亲热心政治,所以那些关心政治的人也就自然都聚拢在他的周围了。

说到父亲,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每当谈及日本天皇,父亲总是怀着抗拒之心,像称呼同辈人那样直呼其名“裕人”,那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原名。那时,日本天皇被盲目地尊崇为“活着的神”。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足见父亲的民族意识和反日情绪了。

朝鲜王朝系统图在当时被列为禁书,可正是父亲让我看到了这本书。

现在的学生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朗朗背诵朝鲜王朝系统图,这在那时,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父亲,却把朝鲜王朝系统图藏在家中。每当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讲给我听。

不过,父亲仍旧当他的里长。每天,他都看公有分配给他的报纸。大概从八九岁时起,我也开始接触那些报纸了。受父亲的影响,我最关心的就是报纸的第一版——政治版。

无论怎么说,我都是领受父母之恩最多的一个。母亲赋予了我极强的独立意识和分辨正与邪、善与恶的能力;而父亲则赋予了我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类似于抗租抗税的那种正确的思维能力,并培养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就这样,我从孩提时代起,便已经开始接触政治了。那时,政治对于我,虽然还只是像荷衣岛的弥天海雾一般,迷茫朦胧;但也就是从那时起,就像是命中注定了似的,从政的机遇便一次次地莅临于我。不知不觉中,我已步入了那使我经受了无数次考验、饱尝了无数次失败的政治之门,走进了几乎赋予我全部的喜悦和幸福的政治殿堂……

 

返回

摘自《东亚日报》。画面和平鸽身上写着朝文“和平奖”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