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中央政权与龟兹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紧密的有力的历史新见证，阿艾石窟为研究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历史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阿艾石窟：古西域“汉文化形象博物馆”现世
文/张鸿墀 段芝璞
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末的一天，24岁的新疆库车县(古西域龟兹地区)维吾尔族农民阿不来提·买买提，在该县县城以北60公里的一条峡谷崖壁上采药时，意外发现了一座盛唐时代的佛教石窟。
阿不来提·买买提深深惊叹于洞窟内精美绝伦的壁画，并迅速向当地政府报告了他的“重大发现”。得知情况后，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文物工作者二十多人立即赶到现场，对石窟进行了全面清理：测量了洞窟形制和大小，临摹了保存的壁画，并对石窟全貌进行了拍照。从洞窟清理出的佛头、石佛雕塑等文物也已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妥善保管。
阿不来提·买买提不会想到，考古专家进行初步研究后，表现出了比他更大的吃惊：该石窟保留汉文化的完整丰富在古西域地区数百座石窟中绝无仅有；壁画艺术水平可与同时代敦煌壁画相媲美；由众多不同姓氏人士集资修建的佛教石窟世所罕见；形如“天书”的少数民族古文字难以破解……
专家们以“阿艾石窟”命名之，并誉其为古西域“汉文化的形象博物馆”。他们认为这一发现将揭开龟兹石窟研究新的一页，有“特殊意义”，“学术研究价值极高”。
在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陈世良研究员和霍旭初研究员的陪同下，记者日前从乌鲁木齐驱车近900公里到达阿艾石窟，实地考察了这一古西域“汉文化的形象博物馆”。
汉文题记非同寻常
阿艾石窟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内有大量汉文题记。
题记是指捐资开窟的人在所供奉的佛像壁画一侧书写名款，是其出资供养的表示。这些题记提示了当时社会的大量信息，这也使后人得以从中对当时社会风情管窥一二。
据霍旭初介绍，阿艾石窟中现存汉文题记多达二十六处，其数量之多为已经发现约三百多座石窟的古龟兹地区所罕见，是唐代中原汉族文化在古西域地区流传的重要历史见证。
库车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古称龟兹，是丝绸之路重镇。公元一、二世纪至十二世纪，龟兹佛教兴盛，期间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但石窟中多为当时龟兹人使用的吐火罗文，汉文题记仅见于极少数石窟，且多因损坏严重，斑驳难辨。
据有关专家从书法体例上分析，这些题记应属魏碑体向柳体、欧体的过渡，为盛唐时期的书法风格。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阿艾石窟开凿于盛唐时期的结论。
阿艾石窟中有些汉文题记内容非常独特，象“文殊师利菩萨似光兰为合家大小敬造”的“为合家大小”字样，在新疆已知石窟中实属罕见，与各地石窟大都由王公贵族或富裕上层人士捐资单独修建题记截然不同。
题记中姓氏之多也为阿艾石窟独有。目前可以辩识出裴、赵、梁、寇、李、白、申、傅、似等九个姓氏，还有一个姓氏因模糊而难辨。专家由此断定这是汉族人开凿的石窟，且在一个石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姓氏，说明是大家合资共同修建。
姓氏中以“寇”姓题记出现最多，计有四外。两处题名为“寇庭俊”，另两处为“寇俊男”，位置临近。霍旭初推论这二人的关系为父子，其中“寇庭俊”为父亲。他们可能在石窟开凿中出资最多，估计是当地一个较大的家族。
与寇俊男紧临的是一白氏妇女的题记“妻白二娘造七佛一心供养”，这引起了专家浓厚的兴趣。他们推测，这二人应为夫妇。“这说明当时很可能存在汉族与当地龟兹人通婚的现象”，霍旭初说：“因为姓氏中的‘裴’和‘白’分别是古疏勒(古西域城邦国)和龟兹的国姓。
汉风壁画与敦煌媲美
阿艾石窟开凿于砾石砂岩中，岩质疏松易于开挖。石窟成形后，壁面被凿成粗糙平面，再敷以草秸杆、羊毛和拌的泥墙皮，并刷上白泥灰以便作画。石窟平面呈长方形，长4.6米，宽3.4米，墙侧高米1.7，窟顶为拱形。石窟正中有高45厘米的方形坛基，与左右、正壁形成60厘米左右的侧道。
由于潮湿及废弃久远等原因，石窟内壁画残存15平方米，约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左侧壁的壁画中可辨认出的有药师琉璃光佛、文殊菩萨、卢舍那佛等六尊佛像及大量汉文题记。与之对称的右侧壁剥落严重，但可辨出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及坐佛。
正壁是一幅无量寿经变图，有部分残缺。壁画中堂是无量寿佛，两侧为坐在莲花台上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再两侧又分别有二十一身共42身天人，上身披飘带，下束短裙。无量寿佛的上部是残存三身化佛，化佛两侧各绘有飞天，以及钟、鼓、筝、腰鼓、琵琶等乐器。中堂下部绘有楼台伎乐，汉式亭、廊、莲花、楼台、池塘、鹤等图案。
整个石窟内计有各种人物形象260余人，各具神色，栩栩如生。无论色彩、内容、技法，都具有明显盛唐之风。壁画中人物丰腴肥硕，与唐代以肥胖为美的时尚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无量寿经变图，其艺术水平可与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媲美。而阿艾石窟壁画之色彩，以浅藕、白、青为主，又与敦煌壁画中以暖色为基调的风格不同。
何人建窟值得研究
陈世良说，根据石窟所处的地理位置、壁画内容及艺术风格，结合龟兹地区的历史，专家们断定阿艾石窟开凿于盛唐时代，约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推论是由汉族下层人士(士兵)集资修建，与唐代在此设“安西都护府”并驻军三万有密切关系。这一特点在我国目前发现的所有石窟类型中是独一无二的。
据《新唐书·西域传·龟兹》记载，公元692年后，即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唐中央政府“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大量的汉使、汉兵、汉僧涌入龟兹，建寺开窟。
阿艾石窟开凿于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的一条峡谷西侧陡崖上，峡谷南北向曲折延伸，流出谷口后注入铜厂河，而铜厂河是库车河上游段的称谓。《水经注》里，铜厂河及库车河被称为东川水，沿河谷地带为交通要道，是古代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翻越天山进入南疆的必经之地。现在修建的库车至独山子公路就沿着这条河谷穿越天山。
当时古龟兹国北方边境直抵天山，唐曾在距阿艾石窟北二十七公里的阿艾古城屯兵，设重兵防守。阿艾石窟正位于翻越天山进入龟兹的关隘山口。
石窟周围还分布有可可沙依等四处唐时冶铁、炼铜遗址。考古专家推断，除了戍边士兵外，另一种可能是中原来的汉族工匠修建。
库车有中国古西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如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撒姆石窟、台台尔石窟等。但能与此背景相联系的除库木吐拉石窟外，就只有新发现的这座阿艾石窟。
神秘文字难于破解
在阿艾石窟中，还有十行无法解读的神秘文字。它们是什么文字?什么人所写?什么内容?这一系列之谜引起了专家的极大兴趣。
神秘文字的位置在石窟内西侧壁上，横排，弯弯曲曲，形如“天书”。文字是用锐器直接刻划于壁面用以绘制壁画的白泥灰上，而非如壁画一样用笔描绘。
库车地区目前已发现佛教洞窟五百多座，部分石窟留下了文字笔迹，有些文字与阿艾石窟的相类似。
通过对比研究，文物专家认为这一文字应是中国古代龟兹地区使用的乙种吐火罗文。据考证，古代龟兹地区土著人使用龟兹文，学术界称为乙种吐火罗文。
乙种吐火罗文是用婆罗谜字母书写古代龟兹人口语的一种文字。婆罗谜字母形成于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的南亚次大陆。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龟兹，成为龟兹人表达语言的工具。史书《大唐西域记》曾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
但这种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汉族人开凿的阿艾石窟呢?这种现象在库车的其它石窟中非常罕见。此外，这些龟兹文是由龟兹人，还是由通晓龟兹文的汉族人所刻?这都是学术界有待解决的难题。
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乙种吐火罗文早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废弃不用，成为“死文字”。而当今国内外能破解乙种吐火罗文的学者寥寥，要破解文字表达的内容，看来还需一定时间。
保护研究任重道远
阿艾石窟所处峡谷内山势陡峻，气势壮观。峡谷最宽可达20米，最窄处仅能容一人侧身而过。每年四至九月间有季节性溪流，到盛夏时则为山洪。在此探险旅游，颇得野趣。
当地政府已把周围峡谷的旅游开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今年到峡谷中探险旅游者就达到三千多人次。这为阿艾石窟的保护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文物工作者清理这个洞窟时，发现洞内有新疆近年所产卷烟的烟盒等现代物品，说明此洞窟此前已有现代人访问过。
为确保新洞窟不受到新的人为破坏，当地政府派专人进行看守。石窟的第一个发现者阿不来提·买买提现在成为这个洞窟的守护员之一。最近，他和同伴已为洞窟安装了大门。石窟离谷底三十米高，他们先攀爬至石窟旁，固定好软梯的上端，再顺着软梯把铁门、砖、水泥等物资一一背到洞口，非常辛苦。
设在库车克孜尔石窟的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是研究新疆地区佛教石窟的权威机构，所长陈世良研究员说：“作为唐代中央政权与龟兹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的有力历史新见证，阿艾石窟为研究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历史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研究所将组织国内外著名专家对阿艾石窟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工作，届时还会有更多的惊人发现”。(责任编辑：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