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民族价值观的变化
文/孟松林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探讨和分析鄂伦春民族“价值观”的变化，离不开鄂伦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背景，用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眼光看待其变化的过程，有利于提高鄂伦春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对鄂伦春民族今后乃至将来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鄂伦春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
一切观念形态“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
有史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鄂伦春民族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从事原始的狩猎生产，辅之以采集、捕鱼，过着与世隔绝的森林游居生活。历史学家认定，解放初期鄂伦春民族是处于原始社会未期，称之为“乌力楞的父系家庭公社制度”。土地、森林、河流、草原被视为共有财产；狩猎工具由原始的削尖木矛、弓箭，不断改进，最后换成枪支、火药，加上猎犬和马匹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同时这部分狩猎工具逐渐成为小家庭私有；出猎方式主要是在“乌力楞”内组成“昂嘎”即临时狩猎小组；分配方式是首先在“昂嘎”内部进行第一次平均分配，回到乌力楞”后，“昂嘎”成员再把自己的一份拿出来一些分给没有出猎的老、弱、孤寡，做到人人有份。在平均分配的制度下，人们无论给予还是获得都毫无怨言，长此以往，形成一种惯有的心态——安于现状。狩猎产品最初全部用来满足生存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时期“纳贡”制度的建立，鄂伦春民族才开始与外界有了简单的以物易物的交换，交换目的仅限于得到满足生存和生产需要的物品如粮、盐、火药等。用于交换的物品是对鄂伦春人生存并无太大用处，但对外界价值极高的熊胆、鹿茸等劳动产品，这种劳动产品具有交换功能，不具备商品的二重性，即不同时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中不存在货币的使用和流通，所以当时鄂伦春民族经济属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的自然经济，鄂伦春民族的思想意识中还没有形成价值观念，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
狩猎生产本身，要求猎者必须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追踪猎物，居无定所。所需运输工具，曾经使用过驯鹿，后引入马匹。不断的搬迁，加之运输不便，人们所拥有的物品只能依从于狩猎和生存的最低需要。“身无长物”是生存需要，从心里状态上看，养成了一种不求多得、不思占有的心境。
鄂伦春民族长期处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中，丰厚的野生动物资源促成了狩猎生产的延续，也阻碍了兄弟民族先进文明的渗入。每年仅一、二次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并不够打开其封闭的状态。严酷的自然和恶劣的生存条件磨炼了鄂伦春人坚韧、勇敢、耐苦的心理素质。然而，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在无可奈何中，由对自然的恐惧到崇拜，认为万物有灵，视大自然为宝贵财富，并尽自己所能保护自然，比如，严禁射杀怀孕母兽和交配中的动物，等等。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文化、民俗，演变和发展了民族宗教信仰——原始巫教萨满教。认为一切皆是神力的作用，一切所得皆为神所恩赐，满足于神的给予。
鄂伦春民族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环境、经济生活条件、生产、分配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的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在保存纯朴、善良、无私的美好人性同时，其思想意识、观念形态同人类的文明进步相比，客观上存在着保守、封闭、排他的民族心理特质，缺乏主动求新、求变的内在动力。要跟上历史发展的脚步，与现实社会相融合，这是一个艰苦历程。
五十年来，鄂伦春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价值观念与相应社会时期的差别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扶持民族经济，政府为猎民发放了新型枪支和子弹，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产生了少量的剩余物品，猎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党和政府为了帮助鄂伦春民族尽快摆脱原始狩猎生产和游猎生活，一方面采用提倡定居，提倡文明，送鄂伦春民族青少年到外地学习，为猎民提供免费医疗，确定每位鄂伦春男性猎民做为义务护林员享受护林员工资，大力兴办供销社，以物易物，提供生产生活用品，并使用人民币，限制喝酒等多种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拨出专款，修建猎民新村，开始做定居的动员准备工作。1951年成立鄂伦春旗，1953年确定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民族第一个在全国实行县级民族区域自治，鄂伦春民族在外力作用下，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即社会制度的跨越。但意识形态的跨越才刚刚起步。面对党和政府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就像刚刚学步的孩子接受母爱一样，鄂伦春民族安然地接受着。
1958年正当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超前生产活动时，鄂伦春民族刚刚完成由游居转向定居的生活转变。经过长期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鄂伦春猎民极不情愿地走出深山老林，开始面对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新奇的、陌生的、不习惯的，并慢慢的接受下来，开始学习和感受新的文明，新的文化，接受一切新的观念。
定居生活的开始，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也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带来了价值观念的产生和成长。党和政府领导鄂伦春猎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社会劳动分工形成，劳动剩余物品产生，货币开始使用和流通，与周围兄弟民族的交流增加，少部分猎民开始学习农耕、放牧等一些劳动技能，并从中接受商品经济的信息，开始感受到劳动与价值、利益的关系，促使整个民族的观念意识向现代的文明跨出了可喜的一步，这就是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次跨越，即由游居生活转向定居生活。
此时，全社会的思想观念是大家共同富裕，吃的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在鄂伦春人眼里，这同共同消费、平均分配并无大的差别。可以说，这一时期鄂伦春民族走过了平稳转变的一段历史。
但是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鄂伦春民族在十年浩劫中倍受摧残，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受到遏制，甚至开始倒退。刚刚开始在各方面有了转变的民族观念意识，还相当脆弱，此时受到严重的打击，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迅速搁浅。有一部分鄂伦春人放弃居室，放弃农耕，重又操起猎枪，返回深山，继续从事原始的狩猎生产，正在变革的生产方式被扼杀在摇篮中，猎民生活水平急转直下。直到1979年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一篇题为《救救鄂伦春》的文章，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府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给每户猎民发粮、发衣物、发困难补助，以改善其生活条件。并发给牛、马，让猎民进行饲养，试图改变其生产方式，可是猎民在观念上不愿接受，劳动技能方面条件也不具备，发放的牛、马由于吃喝、换、丢很快耗尽，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这样，这一时期，整个民族开始接受现代文明思想的渗入，价值观念不断增强。狩猎生产的目的已不单纯只是为了解决温饱，多劳多得、积累财富的概念在相当一部分猎民头脑中树立起来。随着狩猎生产力的提高，猎民收入应该是不断增长，但此时情况完全相反。随着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逐渐减少，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少，昔日“獐狍野鹿满山遍野打也打不完”，已变成“打也打不着”，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猎民，收入急剧下降。大部分猎民不愿接受和学习其他劳动技能，靠有限的生活补贴，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也有一小部分猎民不等不靠，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能力较强。在党和政府支持下，转向狩猎以外的其他生产，比如种地、养殖，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成为农场主和种粮大户。样一来，形成了新旧生产方式所带来经济效果的鲜明比照，为推动整个民族价值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一部分“新猎民”即鄂伦春族农民可谓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先驱者和榜样。
九十年代是变革、发展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观念，也唤醒了深山中沉睡的鄂伦春人。自治旗领导班子，意识到民族的落后，根源是经济的落后。改变现状，必须打破封闭的状况，必须换脑。改变落后的传统观念意识，才能推动鄂伦春民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民族才能进步。
首先要打破封闭的状况，自治旗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中，拨出专款，并取得多方面的支持，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修通旗内公路，促进城乡商品流通，提高了当地农产品价格。市场调节这支“看不见的手”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更多猎民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的改变。(2)为猎乡通电、通电话，政府还为每户猎民购买了电视，通过信息交流，宣传媒介潜移默化的巨大感染力，使猎民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接受现代文明的信息，逐步树立起商品观念、竞争意识和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观念意识。(3)组织旗领导成员赴广东和香港、新加坡等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参观、学习。
1994年，政府开始作“禁猎”的思想动员工作，宗旨是“改变民族落后的经济制度，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环境；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当时在社会上和鄂伦春民族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狩猎是鄂伦春民族的特色和精神，改变狩猎这种生产方式会丢失传统的民族文化遗产；甚至有人说，放下猎枪，等于民族的背叛等等。鄂伦春猎民从感情上更是舍不得放下前辈传下来的猎枪。
从全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民族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是其生产方式从落后向先进发展的过程。鄂伦春民族的落后，并不能说明鄂伦春民族愚昧和无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历程，说明这个民族本身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鄂伦春民族是一个伟大、勇敢的民族，前进道路上的迷惑、茫然、犹豫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经过近二年的动员准备工作，鄂伦春民族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1996年1月23日，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正式颂布了《禁猎通告》，在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鄂伦春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终于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步伐，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三次跨越，告别了原始落后的狩猎生产方式。
在短短五十年的时间里，鄂伦春民族从原始社会的末期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如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等等。正是这些矛盾冲突的解决，带来了民族发展的契机，真正跨入到人类文明的行列。(责任编辑：李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