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医疗之父
文/胡振栋
曾经，他的首创得到毛主席的赞赏和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
他在马尼拉的报告令人惊叹，菲律宾总统夫人将其引进本国推广；
他只读过三年私塾，却由一名农民“赤脚医生”破格提拔为省卫生厅副厅长；他当了几个月厅长便辞官回乡，10年后进省城讨说法未果又痛失爱女；
他4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几度出国访问，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就是被新华社记者誉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
中国诞生合作医疗
1999年6月下旬，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
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局一栋普通的宿舍楼里，记者采访了这位闻名中外、风云一时的土家老人。
1933年农历9月26日，覃祥官出生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此后便拜师学艺，烧窑做瓦带木工，样样都干过。
1949年长阳解放后，覃祥官一家跳出了黄连火坑，投身到土地改革和新中国建设之中。
1959年，26岁的覃祥官痛失爱女，他的二女儿因患肺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的生命。此时覃祥官觉得，“医生”就是“生命”的象征。
1960年，覃祥官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在一次抬木头的劳动中，他的腰部严重扭伤，其父跋涉几十里山路，来到山外一个曾当过伪保长的医生家里，求他动步为儿子治伤。望着覃祥官父亲那一身寒酸的打扮，医生冷漠地问：“你有钱看病吗?”父母把土改时分得的一匹马卖掉了，钱全部给伪保长医生封了“利市”(即送红包)剩下的交了药费，但伤还是没治好。覃祥官从此立志学医。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时已是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的覃祥官高兴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这年冬天，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1000多人不幸感染，杜家村一下就死了4个患病儿童；一位钱姓农妇因黄疥疮布满全身，痛痒难忍，竟一尺青绳断了性命……
深夜出诊回来，覃祥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难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合作社，农民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摆脱了奸商的剥削；组织起来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摆脱了天灾人祸的威胁，避免了农村两极分化。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他连夜写出了一份《关于在杜家村首先实行农村集资办卫生室的设想》。这个后来轰动全国、震惊世界、令毛主席高兴不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196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了。
村里的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顽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村卫生室还号召群众上山采药，交药付钱或记工分。
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
主席批示红遍全国
杜家村办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盛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6个村进行推广。
1968年11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阅后兴奋不已，当即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同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文中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在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还编发了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人民公社座谈这篇报道的文章。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大报刊先后120多次在头版头条或显著位置播发文章、刊登图片，全面宣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及赤脚医生覃祥官的事迹。
《世界月刊·英文版》、《中国建设月刊·英文版》分别刊登系列图片，向全世界介绍《乐园合作医疗越办越好》；珠江电影制片厂为此摄制了新闻纪录片；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六·二六光辉照乐园》等书……
覃祥官被众多新闻媒体称为“合作医疗创始人”。
在长阳土家山寨，36岁这一年被人们称为“大结巴”。“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哭的哭”。这一年，有人飞黄腾达，有人多灾多难，还有人走完生命的历程。
1969年，覃祥官顺利打过了36岁的“大结巴”。这一年，他可谓“三喜临门”：一是他的名字连同乐园的合作医疗，传遍大江南北；二是他应邀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并合影留念；三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又被选为第四届省人大代表。
当年的乐园及覃祥官本人，跟大寨和陈永贵一样名扬四方。全国除西藏、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这里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多人。
乐园当时不通公路，人们下车后要步行40多公里。在崎岖的山道上，参观者络绎不绝，如万众朝圣一般。
河北省的一位副省长，拖着一条假腿，不坐覃祥官送来的滑杆，硬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爬上乐园。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挥手的地方，我死也要来看一眼!”
为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乐园公社还沿途设立了几个“接待站”，在路边挂上“欢迎各地代表来我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巨幅标语。淳朴的土家山民砍尽路边的荆棘，把路面打扫干净，把参观者迎进家里，并用仅有的口粮招待他们。
沉寂的土家山寨，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此时已是1972年，覃祥官虽担任了乐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但实际上仍是一个靠村里工分吃饭的农民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出国访问
1974年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在北京签定。
同年9月29日至10月6日，覃祥官以“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并在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日本访问的8天时间里，覃祥官不失时机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专门辟出版面，对此进行了报道。
覃祥官从日本归来，带回的几样礼品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那把漂亮的雨伞，竟可以折叠，简直叫人难以想象，五里三乡的人都搁下农活，翻山越岭赶来看稀奇。善良厚道的覃祥官为了接待乡亲们，竟自己动手打了20多把椅子摆在堂屋里，迎候参观者，还不知赔进了多少茶饭和灯油钱。
那把被众人双手开合观摩的折叠伞，不久严重损坏不能使用，但覃祥官还是把它包好收藏起来。因为这是王震同志在东京送给他的，是他出访日本的见证。
谈到访日的感受，覃祥官告诉记者：“人家确实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先进。”
这话当年他是不敢说的，否则会被扣上“宣传资本主义”的帽子。所以他从日本回来后没有作报告，别人问他也是支支吾吾，末了再来一句“还是社会主义好”。
这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和《湖北日报》又同时发表了反映覃祥官事迹的长篇通讯《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对于日愈提高的知名度，覃祥官显得十分平静。他经常对采访的记者说：“不管怎样，我始终是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医疗路线的赤脚医生。”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第4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清楚地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自始至终听完了他的报告，并特邀他前往礼萨省塔乃山村访问，同当地医生进行交流。此后，这位总统夫人受中国经验的启发，在菲律宾礼萨省办起了“合作医疗”。
覃祥官说，马尼拉的那次会议，中国代表是唯一在主席台上作长篇报告并回答提问的，其余国家的代表只准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而且不能超过10分种。他当时坐到主席台上，心里别提有多自豪。
最令覃祥官难以忘怀的是，9月9日这一天，他正在国际讲坛上作报告时，忽然工作人员递给他一张字条：“毛主席今日在北京逝世，报告暂停”。紧接着会议主持人宣布：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世界的推动者、创造者，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请大家起立默哀!”随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的会旗降半旗致哀，参会各国也跟着降半旗。
此时的覃祥官，早已是泪眼模糊，要不是考虑到国际影响，他真会当场放声痛哭起来。
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就以鄂发［1976］20号文件，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赤脚医生”，一夜间官居厅长，连覃祥官自己都始料未及。
到省城报到的时候，覃祥官谢绝了卫生厅派车来接他的好意，独自一人带着行李，挤上了从长阳开往武汉的班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满身疲惫的覃祥官经人指点，来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省卫生厅传达室。值班人员见这位满身农民打份的人竟点名要找厅长，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进去。万般无奈之下，覃祥官只得掏出省委的任职文件。
覃祥官谢绝了上级要他将家属户口迁往武汉的意见，只打算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
住在厅招待所里，覃祥官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帮助所里冲洗公厕、打扫庭院收拾杂物。一些不知内情的住店客人，还以为这位老头是所里的清洁工呢!
3个多月后，覃祥官突然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激流勇退。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一位领导曾私下向他透露，他有可能上调中央工作，前途辉煌。但他并未感到惊喜，反而觉得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压力向他袭来。他认为，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不想当只会写“同意”，只会说“正确”的“好官”。
经过两天两夜的深思，他把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让给了别人，以“回去看看”为由，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并如黄鹤青云一去不返。
此后，他再未到省卫生厅上班，但副厅长职务却一直保留着。其间，厅里还经常给他寄来文件材料，使他感到“人虽走，茶未凉”。
一段最苦闷的日子
辞官还乡的覃祥官继续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劳动。
几位外国友人闻讯后感到惊奇，他们结伴爬上乐园后连叫“OK!”，非要和这位身穿白大褂的“副厅级”赤脚医生合影留念。几天之后，《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此时的覃祥官，依然是政治上的“红人”。1977年12月，他再度当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1978年2月，他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省城和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在提案中写得最多的依然是合作医疗。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覃祥官和他创立的合作医疗，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潮起潮落。
1980年10月18日，湖北省省长韩宁夫专程到乐园检查合作医疗，并与覃祥官倾心长谈，共同展望合作医疗的美好前景。这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此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责任到户，土地承包，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还种药干啥?药很快被农民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
紧接着，合作医疗被认为是“左”的东西，领导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觉得它有“大锅饭”的嫌疑，因而不再对此感兴趣。合作医疗迅速萎缩，以湖北省为例，1978年覆盖率达98.8%，1985年仅剩下4.6%。
合作医疗是这种景况，覃祥官的命运可想而知。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被免，地委委员、县委常委也不复存在，他唯一保留的职务是乐园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没有什么会要他开了，没有人找他商量工作了，卫生院也没有安排他参加医生值班。他在卫生院成了一个闲人。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他就帮忙扫扫地，为此有人传出话来：“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他一气之下，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
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
客观地说，覃祥官对中国农民是有很大贡献的。尽管合作医疗受“左”的干扰，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但它确实解决了农村群众看病吃药难的问题。至于把他捧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那不是他自己的责任，他是被动的。
覃祥官的个人品质也是好的，他虽然在“四人帮”横行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没有像某些“平步青云，红极一时”的人那样，成为“四人帮”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当时“辞官回乡，不当厅长当农民”的壮举，在如今的社会仍有进步意义。
痛失长女彻悟人生
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冷落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是越来越困难了，“还是合作医疗时好啊!”
其后，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市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等领导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视对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卫生室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覃祥官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几级党报相继报道了覃祥官坚持办合作医疗的事迹，他又在许多场合露面了。这时有好心人给他出主意：“你当副厅长又没犯错误，是为了事业才回乡的。应该去省里找一找领导，恢复你的副厅级待遇。”
经别人一点拨，覃祥官的心也动了。他寻思：“自己这个副厅长不明不白地就没了，应该去找领导。万一不能恢复副厅级待遇，也该有个说法。”
覃祥官真的去了省城，并将《落实副厅级待遇的申请》递到了即将退下来的省委书记韩宁夫手中。韩书记了解覃祥官的情况，他说：“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并将申请批转省委组织部，要求解决好覃祥官的问题。不巧，省委组织部长到深圳去了，覃祥官只得满腹遗憾又回到乐园。
从省城回来不久，他的大女儿覃发春不幸病逝。在覃祥官的家人中，覃发春算是唯一一个沾过他的光的人。中学毕业后的覃发春，即任乐园公社团委书记，当时尚未入团，其后入团入党同一天宣誓。工作没几年，身体就病了，而且一天不如一天。因此覃祥官就格外疼爱她，还在省城请过很多专家为她治疗。生命的灯盏才摇曳如豆数年，现在终于熄灭了。
女儿的死对覃祥官打击太大，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过度悲伤，使他的视力迅速下降，虽请过一些专家诊治，效果并不明显。
从此，覃祥官把人生看得很透彻，“什么级别不级别的，有朝一日一口气不上来，就什么都不起作用了”。他决定不再到省城讨说法了。至此，他的政治生涯彻底地划上了句号。
覃祥官虽然文化不高，但其选择是明智的。他虽然几度出访，名震华夏，官居副厅长，但说到底，他依然是个农民。他尽管在仕途上难以做到应对自如，游刃有余，从而阻碍他在政治生涯中登上更高的平台，但也因祸得福，避免了许多的尴尬，使他的晚年虽然寂寞倒也平静。
他告诉记者，对于当初弃官回乡的选择，他无怨无悔。
1991年，覃祥官结束了他那种没有结论的政治生涯。由于他在县里最后一次担任的职务是县政协副主席，长阳县委正式将他确定为副县级干部，每月有700多元的工资，并根据他本人的要求，将工资关系转到县卫生局。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退休了，他和年近花甲的老伴刘维菊共同生活在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4组。
覃祥官曾4次见到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感情十分深厚。他在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专门跑到县新华书店，买了两幅毛主席画像带回乐园，一张贴在自家的堂屋里，一张贴到村卫生室的墙上。在覃祥官宽敞整洁的家里，村干部经常要去聚会和议事，他们认为覃祥官是当过“大官”的人，见多识广，村里许多事还要向他请教。
覃祥官60寿辰的时候，村党支部、村委会赠送他一块镜匾，上书“德高众仰，神奕花甲”。
晚年归隐的覃祥官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乡亲医些小病小恙，或到乡卫生院，最远到县卫生局一两趟，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谈谈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有时也尽情回忆20多年前合作医疗之盛事。悠悠岁月，让老人感慨万千。
1995年春，他会同乡卫生院主治医生魏朝明、汪献之等几名老中医，各自提供几味中草药共28味，终于研制出一种独特配方。用这种配方酿制的酒滋阴壮阳，强筋壮骨，培元固本。刚好乡里有一家半死不活的酒厂，他们接受这种配方后，生产的保健酒立即得到了省卫生厅和食品专家的认可。国家卫生部在经过检测论证合格后，立即为这种保健酒颁发了“健”字号生产证书。该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每年可为乡里提供利税40万元。
覃祥官心里喜滋滋的，他没想到62岁还有老来乐。一辈子不喝酒的覃祥官，终于喝上了自己亲手酿制的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