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汪锋

文/江平 黄铸 张蒙纳 李佐民 宋盈亭 陆新地

汪锋同志1926年参加革命，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惮精竭虑，贡献了毕生精力。

汪锋同志也是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为我们党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以后，我们长期在汪锋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朝夕相处了几十年，得到他言传身教，受益很深。他那种光明磊落，对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他那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廉洁奉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那种开朗豪放的性格，豁达大度、肝胆照人的政治家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汪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他的高风亮节和亲切感人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鼓舞着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回忆往事，更加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为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使命，汪锋先是扮作一家店铺的讨账先生，后是扮作一名犯人，踏上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抗战的征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汪锋同志就几次在革命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和关系全局的重大事件中，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以重任，历经艰险、勇克困难，圆满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

1935年，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12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驻地套通塬东村的一个窑洞里召见了汪锋同志。毛泽东同志同他连续谈了三次话，指出：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政治上有利于我们高举抗日旗帜，争取全国人民的拥护。东北军和西北军是地方势力，他们受蒋介石排挤和打击，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东北军老家沦亡了，他们都有抗日要求。我们的方针是保全东北军、西北军。接着毛泽东同志交待任务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请你去一趟西安，代表我们党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联合抗日。”并说：“杨虎城会向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这次去要随机应变，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好。这次谈好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危险。要胜利而归。”之后，汪锋同志以红军代表名义，持毛泽东同志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前往西安。

从陕北到西安，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特、地方反动武装所设的层层关卡并非易事。为了完成毛泽东同志所交给的历史使命，汪锋同志装扮成一家店铺的讨账先生，只身前往。在到达陕西长武县的杨公镇时，被地方反动民团阻拦拘禁，在受盘查搜身过程中，汪锋同志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机智，巧予周旋，想方设法迫使民团送他会见当时任长武县县长的党伯虎。此人早年在汪锋同志领导下参加过青年团。这次见面后，汪锋同志又对他宣讲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耐心的说服争取工作。通过党伯虎的安排，汪锋同志又装扮成一名犯人，在几名地方民团乡兵押解下顺利地到达西安。后几经周折会见了杨虎城，转交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汪锋同志在西安停留了一个多月，多次会见杨虎城，坦诚地回答了杨虎城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终于说服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达成了协议，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同志交给的历史任务。

1936年9月，汪锋同志奉命到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不在杨部搞兵变，促进杨部内部团结”。他夜以继日地在杨部上至高中级军官、下至广大士兵中进行耐心细致的团结教育工作，最终使这支形式上受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十七路军的秘密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汪锋同志又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汪锋同志又受周恩来同志委托，前往杨虎城新组建的独立旅开展工作。这支部队在“七七事变”后，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屡建战功，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6年，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人民企盼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国内和平，医治日军在长期侵华战争中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建设美好家园。然而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央决定，中原局、中原军区一万多人，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的领导下，冲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陕南的秦岭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同时决定，由时任陕西工委书记的汪锋同志组织地下党、游击队前往商洛地区接应，与突围部队会合。当时陕西工委驻地与中央指定的会合地点之间横贯着几条国民党的封锁线，为了通过敌人的控制区，汪锋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装扮成国民党军官，骑着大马，带着副官，威风凛凛地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过了陇海线后，他又装扮成宋希濂部下，沿途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克服了千难万阻，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李先念等中原局的领导同志。之后，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了鄂豫陕边区，汪锋同志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根据地建立后，汪锋同志想方设法保存这支突围出来的力量，积极开展边区的各项工作，巩固和扩大这块根据地，积蓄了革命力量。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汪锋同志率领边区主力部队加入刘邓大军，南征北战，浴血沙场，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锋安排班禅一行到他的老家参观。当看到统战部副部长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脚穿草鞋、身背草筐在地里劳动时，班禅深受感动。1979年，班禅恢复工作后，首先打听的是：汪锋同志现在何处?

建国以后，汪锋同志担任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同西北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做了大量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他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接见各中央局统战部部长，对建国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同志指出：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就是我们做统战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会后，汪锋回到西安，向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特别是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讲话。

1952年汪锋同志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央民委副主任，主要分管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地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路子。汪锋同志参与了民族方面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为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旧时代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并未消除。调整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信任，成为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的工作方法，即“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转转看看，吃吃喝喝”的工作方法。汪锋同志无论在西北局工作期间，或是在中央民委工作期间，都有效地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促进民族了解的思想和工作方式，积极参与、协调各级政府组织民族访问团、慰问团，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组织少数民族的各界人士到内地参观访问，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沟通融洽各民族间的感情；大力提倡在民族地区做好事，修路搭桥，扶贫济困；以优惠政策在民族地区开展贸易，发放无息农贷等活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卫生工作，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广泛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了民族间的交往，疏通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为以后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据此，汪锋同志积极筹办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为开辟和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的工作，及时培养出大批各民族的干部。

1956年，我国内地汉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少数民族牧业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之前，内蒙古的牧区，在民主改革中，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牧主经济采取了比对资本家更宽的赎买政策。这些经验能否在其他牧区推广，如何推广?是一个需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汪锋同志于1956年1月带领工作组到青海进行实地考察和探索。在调查中他发现，内蒙古牧区与青海牧区有所不同，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早已完成，封建制度已废除，牧主经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而青海和其他牧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牧主经济还是封建性的，存在着许多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如：牧主有权独占好水草；剥削牧民无偿劳动；派差、派款；惩办定罪等等。不废除牧主的这些特权和剥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先经过一个民主改革阶段，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又必然引起牧主震动，招致牧业生产的损失。因此，汪锋同志提出了在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前提下，两步合并一步走的主张，即：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顺带地废除那些残存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践证明，这是符合甘青等地区广大牧区的实际情况的，效果是好的。

1959年，达赖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武装叛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平叛斗争后，毛泽东同志要研究西藏社会性质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亲自给汪锋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要研究整个藏区的现实情况，并拟出了民族、宗教方面的十三个问题，要汪锋同志同有关省区进行调查研究。汪锋同志接信后，立即组织调查组，亲自带队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在西藏，他不顾疲劳和高山缺氧反应，夜以继日地同西藏工委的同志进行探讨；他广泛会见民族、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征询意见；他召开各种干部座谈会，核实材料，听取反映；他不辞辛劳深入农村牧区，听取农牧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经过三个多月深入的调查研究，就西藏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在民主改革中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上层人士赎买的对象、赎买金的支付办法等等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提交了二十一份调查材料，为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民主改革作出决策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据。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全党都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左”的错误涉及到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如：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错误地进行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刮共产风的同时，刮了民族融合风，一些地方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不尊重民族自治权利；强迫改变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为了纠正民族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尽量减少一些“左”的错误给民族、宗教工作带来的损害，1958年底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汪锋同志作了长篇报告，又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长篇讲话，这次会议是在“左”的气氛中开的，会上的讨论也出现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党的民族政策的言论。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汪锋同志的报告和结论也不能不接受一些“左”的口号，但他又尽量对它们加以限制，减少危害，并尽力维护党的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如他在讲过“党经常教导我们，民族问题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因此，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时刻注意掌握阶级实质和阶级路线。”之后，接着就说：“党同时也教导我们，民族问题并不等于阶级问题。阶级消灭了，民族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同时，在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中，除了敌我矛盾外，还有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大量的)，情况很复杂，必须仔细分析，慎重处理。一定要防止和克服忽视民族工作的倾向，以便正确地处理民族问题，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他理直气壮地维护了党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协商改革的政策，牧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政策，自治机关民族化和保障自治权利的政策，使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先后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政策。又如，在当时大刮民族融合风的情况下，汪锋同志不得不讲一些促进民族融合之类的话，但他又强调指出，“民族融合是和民族发展分不开的。我们要促进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就要首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们说，民族融合的因素正在增长，并不是说我国各民族现在就要融合为一体了，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民族差别了，今后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就可以不再注意民族特点了。”他还特别指出：“目前在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中，还不适宜于进行民族融合的宣传教育运动。”在宗教工作方面，汪锋同志坚决维护了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五性”的理论。

汪锋同志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少数民族朋友，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同班禅大师和黄正清的交往，结下了肝胆相照，终生不渝的深厚友谊。

第十世班禅大师，一生坚持反帝爱国、民族团结立场，长期与党合作共事，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与汪锋同志的深情厚谊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1951年，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同时邀请第十世班禅大师赴京共同协商。班禅一行途经西安时，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长的汪锋同志负责接待，并一直陪同到达北京，一路上他们互相推心置腹的交谈为他们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友谊打下了基础。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中央派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汪锋同志任副团长随团进藏。在西藏，汪锋同志陪陈毅同志会见班禅及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老朋友在拉萨相见格外亲切，天南海北无话不谈。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中央决定班禅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并派汪锋同志前往西藏帮助班禅做好稳定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1960年，西藏在平叛民主改革中发生了一些偏差，直接冲击了班禅本人及其主要官员和班禅的亲属，引起了班禅的不安和不满。9月间，班禅来北京途中在西安停留时，汪锋同志专程去西安陪同参观。有一天他安排班禅一行去蓝田县他的老家去参观。到达蓝田时，汪锋同志的父亲去玉米地劳动了。他当即决定请班禅等去玉米地。看到老人家脚穿草鞋，身背草筐的情景，他对班禅说，我作为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官也不小了，可是我的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还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这使班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十月间，遵照中央指示，李维汉同志和汪锋同志，陪同班禅到南方十几个城市游览访问。一方面参观祖国的壮丽山河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一方面李维汉同志和汪锋同志沿途同班禅进行座谈，在民主、团结、宽松、友好的气氛中，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历时两个月，谈话十几次，使班禅消除了顾虑，提高了认识，并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提出了许多很有见解的意见，这些意见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1961年2月间，班禅一行由北京乘火车经银川、兰州至西宁返藏，汪锋同志要去兰州就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并按照中央指示，顺路陪同班禅至兰州。途中汪锋同志在火车上多次同班禅促膝谈心，做思想帮助工作。在兰州分手时，他发现随同工作的西藏工委统战部的同志对做班禅的思想工作有急躁情绪，当晚九点多，汪锋同志亲自从兰州打电话到西宁，指示西藏工委统战部的同志说：班禅坚持爱国立场，拥护党的领导，同党合作，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主流是好的。他思想上有些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做他的思想工作，要耐心细致，善于等待，不要急躁。他这种既关心党外朋友的思想进步，又关注统战干部工作方法的精神，感人至深。十年“文化大革命”，班禅大师和汪锋同志同样受到严重迫害，但班禅大师从没有忘记汪锋同志。“文革”结束，班禅于1979年恢复工作后，首先打听汪锋同志现在何处?当他得知汪锋同志于两年前已经复出，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时，他深情地表示：“好人总有好报”。

黄正清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甘南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的兄长，是甘南藏族地区很有声望的公众领袖人物。他长期坚持爱国立场，与党合作。建国以后历任甘肃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五十年代初期，汪锋同志前往甘南主持第六世嘉木样活佛坐床典礼，与黄正清结下了友谊。以后汪锋同志每次到兰州时，总要到黄正清家里登门拜访。六十年代初期，汪锋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与黄正清交往更加密切了，每当逢年过节，总要聚在一起，拉拉家常，谈谈国家大事。1961年，甘南藏族地区发生叛乱，严重破坏了藏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情况又十分复杂。具有统战、民族工作丰富经验，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同志，深知“民族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他坚信黄正清具有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推动黄将军利用他在藏族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果断决定：请黄正清回甘南工作。果然不出所料，黄正清回甘南后，在军队做好平叛准备的条件下，经过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叛匪放下武器投降了，一场即将兵戎相见的争端化解了，甘南广大藏族地区恢复了以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汪锋积极地、实事求是地为许多党外人士和过去长期与党合作的朋友落实政策，解决了许多朋友的困难和实际问题。

1982年，汪锋同志由新疆奉调回京，经邓小平同志提议，党中央决定，汪锋同志参与中央落实政策工作。他积极地、实事求是地为许多党外人士和过去长期与党合作的朋友落实政策，解决了许多朋友的困难和实际问题。之后不久，党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对台工作。他广泛接触台湾方面的有关人士和台胞、港澳同胞，积极介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具体方针政策，阐述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道理，以各种方式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1987年4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汪锋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不顾自己已届耄耋之年，体衰多病，仍然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汪锋同志很关心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问题，并担任了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胡耀邦总书记在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十种统战工作对象，其中第三就是非党知识分子干部。但其后不久，某大报发表一篇评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依靠对象，他们不是统战对象。中央统战部当即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明非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对象，但他们同党存在着党与非党的联盟，又是统战工作对象。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同意统战部的意见，后来中央统战理论研究所写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党历史文件和新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等方面，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会长杨静仁同志邀集在京的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对这篇文稿进行座谈讨论。汪锋同志应邀与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完全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稿的观点。

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的感情，深切缅怀汪锋同志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汪锋同志鲜明的立场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广交朋友，注重交结诤友的风格；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发展进步而呕心沥血的工作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