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我心中最神圣的词汇
——一个民族工作干部的心路历程
文/马徽江
高考落榜后的那一天,我从田里爬出来,看见黄昏的蒙蒙烟雨中,我家少了往日的烟岚和鸡鸣狗吠。我疲惫地对父亲说:“我要读书。”目不识丁的父亲坚定地回答我:“只要是读书,我就是卖了房子也供你。“他拿出积攒了多日的50元钱,送了离开了水乡。
我去了补习学校。
五个月后,父亲提着他一夜未眠从鄱阳湖里捞来的水物,从凌晨5点下午4点,整整走了十二个小时,到学校看我。我没有心思吃父亲带来的礼物,留给同学们一顿狼吞虎咽。父亲拉着我,悄悄拿出一本发黄发脆的、霉透了的书,说:“你不是汉族,你是回族。”
这是一本家谱。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是回族的后代。
七月高考后的一天,我们乡分管文教的副乡长上气不接下气赶来,告诉我:“中南民族学院录取你啦。”他说我是全县第一个考取民族院校的人。这个消息惊动了远乡近邻。村里老老少少为我凑了一笔钱,放了一部电影。我记得很清楚,那部电影叫《回民支队》。
母亲倚着墙,流着她那积攒了几十年的眼泪,把她与父亲结婚时的一床被子叠好给我,让我背着去千里之外的学校;在村外小店又特地买了一把阳伞,因为村里的人认为:只有有文化的人,才配用阳伞。
全村该来的人都来送我了。我上了从鄱阳湖远处漂来的一只乌篷船。父亲从包了好几层旧红纸的包里取出五百元钱给我。故乡远去亲人远去似水流年。四年大学,我只花了家里这五百元钱。
“中南民族学院”,我一遍遍在心里念叨,回味着每一个字。这就是我同“民族”的初缘。这个词——民族,长进了我的心里。
刚上大学时,我写信回去给妈妈许愿:“我毕业后,给你娶一个巧珍一样的媳妇孝敬您。”妈妈表示赞同:“我只要你骑着自行车,车上带一个媳妇回来,这就够了。”除了阳伞,妈妈心中的国家人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一辆自行车。
城市的繁华,世界的多彩,我终于渐渐感觉人不能只有这样的理想。那一天,我躺在校园里的草地上,想了一下午。坐起来时,我从本来就很羞涩的囊中掏出钱来,买了20个信封、20张邮票,给我认为最重要的20个朋友和老师写了信。在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决心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学校招考院报记者,我十分想去试一试,但不敢。想了好一阵,终于心里咚咚直跳地去报了名。考试的题目是《电影场上》。我只花了20分钟,写了一篇文章。想不到,这篇文章让考官们大吃一惊,以至于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瘦小胆怯的新生写的。其实这一事情的结果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的文章在校报上被头版头条刊登了出来,并且前面还被加上了“编者按”。
这就是一个从偏远水乡来的贫困交加的学子,这就是一个曾蹲在石头上时时怀想佝偻父母的游子,第一次把握难得的机遇,在这所专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的大学里,用这样的方式获取了一种直面社会、去拼搏、去奋争的勇气呵。
在图书馆里,我怀着一种神圣感,去查阅“民族“一词的定义,去品味“民族”这个词的真谛。我发誓,我决不能让“民族”这个词的光彩淡化在我的生命里。我要为少数民族争气!我要为“民族”这个词争气!
在一段时间里,《中南民族学报》上每一期都有署着我的名字的稿件。因为在报纸上出了名,许多同学都知道有一个马徽江。“谁是马徽江啊?”“那个瘦得没有影子的人,就是马徽江。”感谢老师不是把我当学生,而是把我当儿子看的。那时,家里没有钱寄给我,我靠为校报挣来的那点稿费维持生活。每一个周末,都会有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去,做好吃的东西给我。我记得,“你要把‘民族’这个词吃懂吃透。”“你既然上了民院,就要走向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辉煌。”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的席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来的。
三年级时,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我很清楚,这缘于“民族”这个对于我来说俨然启蒙般的词汇。“民族”这两个字,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力量。我因为“民族”而成长,因为“民族”而得到了一个农村孩子从未有过的骄傲与尊严。
大学毕业,我的分配通知书上写着:“都昌县教育局”。万般遗憾涌出心窝:我是多么想从事民族工作,或者是到民族地区工作啊!我的辅导员老师疼爱地拉着我的手,说:“马徵江,你从来不会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要干好。”
背着行囊,我到了南昌,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找到省委统战部,“闯”进部长办公室,说:“我是民族学院的毕业生,我想从事跟少数民族有关的工作。”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眼前的这个老部长,是一个多么喜欢和热爱少数民族的人啊!很多年前,在战场上,曾有一个满族少妇救了他的生命。
就是这个让我尊敬的老人给九江市委领导写信:“我们需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你们给我留住他。”
分到九江不久,组织上把我放到一个乡里当副乡长。这又不是我意愿中希望从事的民族工作。我提起笔给老部长写信:“我要从事民族工作!”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只有全党、全社会的繁荣,才会有民族工作的繁荣。”我记住、始终记住了他信中的这一句话。
我在乡里当副乡长,还兼乡小学的语文、政治教师。没想到这一年里,我教的班从倒数第三名飞快上升为前三名。挂职结束前的那一天,乡干部选了一个小饭馆为我送行。窗外大雪落地无声,待吃完饭出门时,门外的情形令我大为感动:一百多号学生,排在雪地上,手里捧着刚刚炒好的花生、红薯片,和写有“老师,您好”的笔记本,鞭炮声炸在雪地上,传递着对我这个“副乡长”、“老师”的一片真情。他们是来送我的!一双双童真的眼盼我留下来!从九江来接我的一位科长见此情景,不禁热泪盈眶。他说:“这是我工作后第二次流泪。我们小马太争气啦!”当然,我也悄悄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流泪。
老部长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两年后他把我调到了省民宗局。他说过他要亲自培养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啊!
我终于开始从事真正的民族工作了!先是花两个多月时间,我跑遍了江西所有的民族村,其中30%以上是徒步走过来的。走完这一趟,我收获重大,较为全面地了解地全省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局长看着我,对我说:“你好好干!”
我心里想:我所有干的事情,都要跟两个字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民族”。“民族”,这两个字,于我具有启蒙的意义啊!
在杂散居民族地区,民族工作并不为所有的人们、所有的部门了解,在领导的点拨下,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我认识的人,我都要跟他讲讲民族工作;甚至有一次偶尔有幸碰到了省长,我也毫不胆怯,斗胆凑近他,把民族工作的事说得“绘声绘色”。我想,正是因为我的这种“唠叨”,知道“民族”这两个字的意义和份量的人才越来越多。民族是工作,民族又是朋友。
在这个基础上,我多次建议领导搞扩大少数民族学生招生,因为,我是多么知道民族地区缺乏人才!为此,我跑教委,跑我的母校中南民院。我的第二个计划,是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争取资金。只有发展了民族经济,才能推动民族的繁荣的振兴。事实证明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已有好几笔资金被我们争取到手。第三件事,就是千方百计扩大民族工作部门的知名度。我的办法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为我的领导在民族工作问题上出谋划策;只要有北京或外地来的民族工作干部到江西,我一定要把他们介绍给省里的
主管领导,让领导在与各个层面的民族工作者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强化他们对民族工作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他们对民族工作的重视。
1994年暮春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陪同省长来到民族乡;山路陡峭,省长的车过不去,我说:“省长,你踩着我的肩膀爬过去吧。”省长踩在我的肩上,爬过了山路,然而,我的手却攀得满是鲜血。省长对我说:“我要拨款,为这里的民族乡修路!”从梦中醒来,我再也睡不觉了。早上七点钟,我跑到了省长家门里,给他讲了发生在我梦中的故事。也许,后来省长多次在一些重大会议上多次提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要重视民族工作、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等,都同这个梦有关。
记得后来,民宗局的老局长夸赞过我,说:“你会抓住机遇!”只有让世人知道、让社会了解,“民族”这两个字才能走向辉煌,我已经认定了这一点。如果说:15年前我苦读不止,面对家庭的贫困,是“民族”两个字激起了我心中奔涌的人生激情,那么今天,又是“民族”两个字,不断唤起着我不竭的工作激情,促使我朝着把这份工作做到最好、最高的境地迈进!
记得刚来南昌不久,领导带我到永丰县卧龙石古丘畲族村进行调查,专门研究帮助少数民族解决生活饮水和学生行路难的问题。次年仲夏之夜,一辆手扶式拖拉机硬是花了十几个小时从村里开进了南昌,车上装满了西瓜。这件事让我感到的是:民族情深似海,西瓜重如大山。
我既然是从那个贫困水乡走出来的,我就要为我的小山村走向幸福和兴旺尽心尽力。几年间,通过努力,水乡的路通了,电通了,少数民族群众同政府的心更通了。我曾郑重地告诉我的弟弟:你是少数民族!几年间,我省吃俭用送他上学,我决心让他报考民族学院。如今,我又坐在我当年求学的教室里,与“民族”结缘。
做民族工作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但一定要有一个信念,这是领导的教诲,更是父母的远见训,清贫与寂寞之后,一定会有中天辉煌。从事民族工作十多年来,正是因为一种感情的积累使我动力无限。我想,今生再也不会有一样事物,会给予我这样深刻的动力和激情,再也不会有一样事物,能驿动我对民族工作的一颗炽热的心。
是的,我不过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但我的心不平庸。我将永远同我们的民族一起去企盼、去奋斗。我不求成为五十六个民族百花园中的亮点,但我决不会成为败叶,就是到了尽头成为落叶,我也要沉入大地,化作泥土,更护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