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中，西部地区的历史具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价值。在中国的版图中，西部地区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兴盛辉煌和衰微，吸引着每一个历史的探寻者。从现在走向过去，犹如从旷野走向丛林，人们行进在历史的丛林里，因为感觉到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深处，而激动不已。
中国历史上的西部
文/向运平 李光云 钟贤超
一、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还是其中唯一的古文明至今仍未中断的文明古国。而孕育这五千年文明的就是黄河和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两河流域。
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黄河流经西部地区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长江流经西部地区的西藏、青海、云南、四川、重庆。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大墩子文化——礼周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黄河流域有东西两个文化区，西部文化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东部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黄河流域西部和东部两个文化区相互渗透和影响，有着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双向运动。黄河流域东西两个文化区的融合使黄河流域形成了一条文化主干，这条文化主干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中起到了硬核的作用。
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也存在着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西部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与黄河流域西部文化区交错分布。东部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长江流域的东西两个文化区与黄河流域的东西两个文化区是平行发展的。
古老的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出东部、西部灿烂的文明篇章。
二、古代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
(1)西部地区的原始农业
中国西部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据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掘报告：在居室及墓葬中都有陶罐炭化粟粒，在当时农业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从最初种植的稷和黍开始，品种逐渐增多，出现了稻、麦、粱、菽、麻等。西部云南各地遗址，都出土了石器时代反映农业生活的遗物，剑川海门口出土了成把的谷穗，在大墩子遗址的陶罐中留有一些粳稻碳化物，一个窖穴中存有大量的谷壳粉末和禾草类叶子。西部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野生稻谷最早的驯化者之一。根据考古材料和有关记载，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从中国长江下游以南各省、云南、广西至中南半岛北部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的弧形地带，尤以起源于云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居住在上述地区的百越民族先民，驯化成功栽培稻的时间，约距今七八千年。我国西部远古居民驯化成功稻谷，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西部地区的原始农业从父系氏族时期萌生，在夏
商周时期获得发展，并逐渐达到原始农业的最高阶段。
原始农业的开发，主要依赖于自然界，人和生产工具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初的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只能实行“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由于工具简陋，农业耕作方式也很简单。当春季到来时，人们放火烧掉山中林木杂草，利用草木灰肥沃土地，雨过天晴以后，又以兽角、石刀或尖木掘土做穴，播下种子，任其自然生长，到秋天作物成熟时再来收获成果。由于农业生产不断改进，出现了耒耜、蚌刀、石刀以及其他一些工具，使农业耕作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人们开始定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夏商周时代，西部地区进入奴隶社会。农业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西部一些地方，开始使用刀、斧、矛、铲、镰、犁头等青铜农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良。西部地区的滇池、洱海区域大量使用青铜农业生产工具，使这些地区的农业有长足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东周滇池一带“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
西周以后，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这是原始农业经济发展变化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周代实行土地国有制度，西周的王都在西部地区，因而周天子对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十分重视。周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周王朝要加强和巩固对各地的统治，必须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为支撑点。因而周王大力推行各种有利于
农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
平王东迁以后，开始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个时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转让、分割、租赁、赠与，一般人都有可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农业生产分散在各户进行。但由于各国间战争频繁，致使田地荒芜，工具被毁，人口和牲畜惨遭杀害，地租和赋役负担过重，因而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西部地区的原始农业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萌生，至战国末期，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行程，逐渐被传统农业所取代。
(2)秦汉时期西部地区的农业
战国时期农业经济的开发相对西周而言，失去了安宁的环境。此时，秦人雄踞关中，开始扭转周人在关中地区农业开发渐趋衰落的局面，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以后，加快了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农业开发。秦国在占领地尽量扩展耕地面积，使耕地变成肥沃膏壤，并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从而关中、陇东、陇南变为秦国的米粮仓。秦王朝在经历了短暂辉煌以后，短命而亡。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是西部地区传统农业开发的一个高潮期。关中地区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故《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汉王朝推行的屯田政策在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经济开发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行屯田制度以后，粮库开始出现盈余。《汉简校文》记载：敦煌村谷最多的数字是“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居延汉简释文》卷二记载：居延存谷最多者是“万二千四百七十石三斗”。这表明汉代的屯田活动十分成功，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做出了积极贡献。
秦统一天下后，不仅加强对西北的经营，对西南地区也有所经营。从滇池区域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大量的青铜农具可以看出，当时西南地区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
两汉在秦统治的基础上，以成都为中心，开发“西南夷”地区，把郡县制度推广到西南边疆，在设置郡县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治理措施得到有效贯彻，外来移民和驻守的官吏军士得以依托，内地经济的影响也首先进入郡县地区。两汉在边疆地区设置的郡县，十分重视当地的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的领域首推农业。《后汉书·百官五》说：汉朝在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
一些郡县官吏也以发展生产为要事。据《后汉书·西南夷传》：益周郡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且建造了与之配套的水利工程，成为滇中地区一件大事。两汉时期，郡县周围地区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滇池地区“和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6。居官者皆富及累世”。邛都一带“其土地平原，有稻田”。永昌郡“土地沃美，益五谷、桑蚕”。
农业生产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无疑是土地，但也与气候、光照、雨水、灌溉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秦汉时期，我国西部地区农田水利开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既免除了水患，又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四川成都修建都江堰以后，成都平原因此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云南昭通地区“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关中地区的郑国渠，以及把一些高山区的融雪引入气候干旱地区的大型灌溉工程，都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的发展。
(3)隋唐时期西部地区的农业
隋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仍然有重要地位。隋文帝于公元589年统一中国，分裂了280年之久的混乱局面终于结束。隋文帝在位二十余年，和平无事，休养生息，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在西部地区，隋代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垦殖与开发，兵农结合，且耕且收，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强了国防力量，促进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繁荣鼎盛的辉煌时期。唐朝前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长期的和平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唐代初期是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时期。
唐代在西部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均达到或超过历代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有研究成果表明，唐代西北屯田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故史载“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是形成国库“财宝山积”的一个重要原因。初唐时期各位皇帝非常重视增
强关中经济实力，恢复关中地区的水利设施，增加灌溉面积，使关中地区再度成为重要的产粮区。初唐时期对西部黄土高原的开发又有新的进展，迁入此地的少数民族已逐渐改变了游牧习惯，成为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民族。黄土高原北部、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回纥、土谷浑、突厥等，均受到唐朝的优待。因而，他们与唐朝和平共处，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农业开发，也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关中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在云南及周围地区，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在南诏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洱海地区已是“*8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禀”。当时在洱海一带大兴水利，把山坡劈为可种植水稻和旱地作物的耕地，发展交通和商业贸易，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说明益州成都一带仍然是经济与文化发达地区，可与长江下游的扬州相提并论。
初唐时期中央政府对于西域地区的开发得以恢复。唐朝联合西部诸部族，数次大举用兵西域，灭亡了西突厥汗国政权，其属部纷纷归降，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那里设立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唐朝关于开发西部的政令均得以迅速、切实地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的农业发展。由此，西域农业开发达到空前高潮。在这个时期，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域，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就。
唐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发展与繁荣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藩镇割据，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势日衰，西部地区农业和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自此以后，无论关中还是黄土高原
，抑或河西、西域各地，农业经济的开发再度陷于停顿状态。
(4)明清时期西部地区的农业
自北宋起，中国政治中心离开西部地区，移向东、南部。因此，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政治控制比以前减弱，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也不及从前，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关中转向长江流域。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大大下降。处在民族纷争的西部地区，经济逐渐衰弱，交通闭塞，与东南地区的差距
开始出现。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传统农业仍在发展。在西南地区，四川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宋王朝的一个重要粮食供给地。但宋在四川划大流河与大理为界，偏安一隅，政治上在西南的气度已经不如以前。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四川战乱，对四川经济影响尤大，唐宋逐步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但元明以来在云南、贵州设立行省，将云贵高原并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有利于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明代是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王朝建立以后，为了适应军事和政治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力推行屯垦农业，鼓励开荒。尤其是朱元璋在位时，明王朝重视西部地区开发，推动传统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西部地区农业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也确立起农业在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明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国推行屯田制。在西北地区，为防止北退的蒙古贵族重新南下，明朝在甘肃、陕北地区屯驻大批边军。由此，军粮储备成为屯驻边军的主要问题。屯田以自积便势所必行。农业生产的发展，除了表现在耕地面积增加外，还表现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高。当时屯田的军民普遍使用牛耕和各种铁制农具，这对西南地区“刀耕火种”的民族来说，有极大的示范作用。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万历年间，人们在滇中看到的情况已是“沃野千里，地富物饶”。
清代前期，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西部地区的开发。敦煌一带垦荒开发成效显著，连年获得丰收。雍正十一年（1733年），甘肃兵备道王全臣组织大规模开垦安西一带荒地，大通地区自雍正初年开始垦荒，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几乎与此同时，郡城、湟水流域、循化等地的农业开发也全面展开。而对新疆地区进行的大范围屯田开垦，既阻止了沙俄侵略势力南下侵扰，巩固了西北边疆，又开发了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所以清代前期的农业开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在西南地区，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平定贵州、云南之前，有官员就已考虑到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地极多，便“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强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令屯田”。清代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的移民总数约在300—400万之间。由于外来汉族移民和当地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西南边疆的土地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开垦和利用。康熙二年（1663年），云南全省开垦田地1200余顷，第二年又开垦2459顷。
明清时期，西部地区的农田水利开发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明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与屯田，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工部设都水司。派遣国子生、官员及水利专家，兴修水利工程。清代也修建了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尤其注重治理河道，以防止洪涝灾害发生。乾隆十九年，周克开调任宁溯知县(属宁夏府管辖地)，“并和有汉来、唐延、大清三渠，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所经地多沙易漫，他开始疏浚使其深狭，并改其水道，因而渠行得安。渠有石窦，泄水于河，以备旱涝，民间叫暗洞，时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俨入汉来，以便宁夏县的引河灌田。克开以如此宁溯必受其害，因督工昼夜不息，五日修复暗洞，两县同受其利。”在山多田少的西南地区，清代云南水利工程遍布全省各地。
清代最为强盛富庶的时期，即康、雍、乾三朝，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清王朝扩大了统治疆域，保持政治稳定，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形成兴旺发达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到了嘉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清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黑暗腐败，外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列强挟制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因素逐渐发展，传统农业日趋衰落，中国西部地区也不例外。
古代西部地区传统农业虽获得极大发展，但历朝政府的“移民”与“屯田”，也造成了人口密度相对加大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农业产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同时，古代西部地区受日趋干旱的气候影响，土地沙化趋势特别明显，水资源尤为缺乏，自然灾害频率增大。在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中，应该吸取历史教训，重视环境保护，把改善生态环境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把退耕还林(草)与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水利建设在历代西部开发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强水利、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植树造林，防止土壤沙化，保护水资源，是十分重要的。(未完待续)(责编：夏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