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和他的朝鲜族老师——韩乐然

文/李 辉

    黄胄和韩乐然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画家。1947年，具有传奇经历的韩乐然不幸遇难；50年后(1997年)，曾师从韩乐然的当代国画大师黄胄也离开了人世。

    20世纪中国画坛的这两颗巨星，留给后人的是他们人格和艺术的永恒光芒。

    拜读他们的作品，体味作品的内涵和精神魅力，使你无法放弃探究他们艺术历程的好奇心。半个世纪前，韩乐然与黄胄短暂的师生缘，不仅是黄胄艺术生涯中生动的一页，而且也是那个战斗的年代的一幅亮丽的剪影。

    “出乎我的意料，韩先生竟是一个性格开朗，十分健谈的人，丝毫没有旧日师长们惯有的威严……”   

    韩乐然，朝鲜族，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龙井村(今龙井市)。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朝鲜族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东北早期建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国立卢佛尔艺术学院，曾到德、意、比、荷、瑞士等国考察旅行作画，绘画功底深、见多识广，修养全面。“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奔走于各个战场上。1947年，他在从乌鲁木齐飞往兰州途中不幸遇难。

    1943年初，被国民党关押于西安3年之久的韩乐然，由于党组织通过李济深和东北人士多方营救，终于被假释出狱。出狱后的韩乐然不顾当局对他行动的限制，决定去陕西关中地区作旅行写生。他想找一个爱好绘画的青年随他同去，帮他背些简单的行李和画具。就这样，18岁的黄胄经人介绍见到了韩乐然。

    黄胄，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1925年生于河北蠡县。少年时在体育比赛中获得过“炎黄之胄”锦旗一面，后来取其中“黄胄”二字作为笔名，便一直沿用下来，有时也署“梁黄胄”。他自幼喜欢绘画，8岁随母去山西，又转赴陕西，上初中时因家中生计艰难而辍学，在西安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但始终不忘写生作画，贫民窟的逃荒难民常是他的写生对象。

    黄胄到西安之前，就从报纸上看到过关于韩乐然画展的介绍，对这位知名画家仰慕已久，而现在能有机会见到韩先生，使他兴奋不已。初见恩师是那么的难忘：“出乎我的意料，韩先生竟是一个性格开朗，十分健谈的人，丝毫没有旧日师长们惯有的威严。他看完我几幅习作后表示满意，就问我能否做到他提出的几个条件，我说能够做到。他又问起我的生活境遇，当知道我在西安无家后，便请我第二天就搬来住。”

    在那冷漠的世道，韩乐然和蔼可亲的态度无异于温暖的阳光，抚慰着少年黄胄饱受磨难的心。

    “他那里有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散布和传阅的宣传资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油印本，我第一次就是在乐然老师那里读到的。”   

    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如素描的步骤，形体结构的观察方法，绘画构图和章法等等。这是黄胄首次接受专业而系统的绘画训练。

    同时，韩乐然还给黄胄进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盛况和一些画家、雕塑家的生平。这使黄胄知道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拉斐尔《西克斯丁圣母像》；米开朗基罗充满激情和痛苦的雕塑《大卫》、《摩西》、《被缚的奴隶》等以及他本人为实现共和参加反教皇起义的经历。

    他们每天在一起作画，一起燃火煮饭，一起谈天。韩乐然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又善于见微知著，使要表达的思想如锥●囊、脱颖而出。本性好学的黄胄，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和思想的甘露。这段时间里，黄胄不但绘画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也有了深刻的感悟。有时他们彻夜畅谈，讲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黄胄曾回忆道：“他那里有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散布和传阅的宣传资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油印本，我第一次就是在乐然老师那里读到的。”

    当时，韩乐然仍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他没有指点黄胄去读这些宣传材料，但又给黄胄接触和阅读这些文献的机会，并保护他不被外人看见。

    在他们相处的几个月里，八百里秦川留下了师生二人的影子。他们画渭河，水渠旁的风车，水磨，还有山村小桥等。当深入到乡村后，韩乐然画了许多人物画。给黄胄印象最深的一幅画是《桥上》，画的是一座破木桥，一个瘦弱男子弓身驼背地驾车，拉套的也是一匹瘦牲口。韩乐然画这幅画时对黄胄说：“只许我画风景物，不许画劳苦人们，给他们粉饰太平恐怕是办不到的!”

    这年秋季，黄胄考上西北中学。他希望韩先生能帮助他读完中学，入学后争取半工半读。韩乐然爽快地答应了黄胄的请求，并先给了黄胄三个月的伙食费，黄胄又继续读起中学。

    年底，韩乐然去了四川，黄胄留了下来。

     “乐然经常提起你，还准备叫你继续跟他学画，没想到飞机失事故去了。”   

    1944年，韩乐然把家搬到兰州定居。他还专门看望分别后在甘肃平凉的学生黄胄，并告诉黄胄他计划去新疆作旅行写生，叫黄胄一起去。由于种种原因，黄胄未能随行。没想到这次辞别，竟成了师生二人的永别。

    此后，黄胄与老师只是书信联系，韩乐然临去新疆前，给黄胄的信中强调：“要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绘画才有前途。”

    黄胄因没有随老师去成新疆而惋惜，他对老师到新疆后的艺术收获十分关注。1946年，他在上海出版的画报上看到了韩乐然发表的四幅画，有两幅画新疆葡萄园的劳动场面，两幅表现维吾尔族的舞蹈。

    1947年，黄胄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兰州，按着韩乐然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已作古的先生家。师母刘玉霞对黄胄说：“乐然经常提起你，还准备叫你继续跟他学画，没想到飞机失事故去了。”

    也许是带着没有随韩乐然老师去新疆的遗憾；也许是带着对老师无尽的念想，解放后，黄胄多次来到新疆，并把自己的创作题材紧紧与新疆相连。在黄胄上万件速写中，新疆速写所占甚多，仅1956年在和田的六个月里速写即近千幅。在他的水墨画中，新疆题材当在半数之上，如果把画的毛驴包括在内，比例当更大。

    在一篇文章里，黄胄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新疆情结：“每当我行进在浩瀚大漠之中，看见那任重道远的驼群，听到那赓续不断的铃声，总觉得乐然老师永远年轻的身影仍在危岩绝壁上登临，在山脚泉边迈进，我的心底里不禁发出一阵轻轻的呼唤：乐然先生，我来了……”(责编：江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