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儿女 你回家吗?

文／吴小玲

    临近毕业的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几乎看不见应届毕业生的身影。他们正在为论文、为工作奔波着。作为人生中重要的一段，他们的校园生活即将结束，迎接他们的将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人生。采访2000年应届毕业生这天，正赶上北京沙尘暴天气，这来自西部的尘暴使在校园穿行的毕业生们对前途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来自西部的学子们毕业后是否还回西部呢?

    何川老师的话

    法律系的何川老师告诉我，大部分毕业生(约80%)都不愿回西部，或者说不愿回家乡，这个答案有些让人出乎意料。因为西部大开发需要的人才中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要来自学校应届毕业生。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下，应届毕业生的回流率仍与往年差不多，其中必有很复杂的原因。西部真的需要人才吗?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西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人才?

何川老师在法律系工作年头较长了，且每年的高考后都前往西部地区招收学生。“这几年西部学生的分数越来越高，有的甚至高出发达地区。”

何川老师这样告诉记者。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西部的学生们不愿回去是因为找工作难、收费高，以县级最为突出。进入开发大西部的行列对很多学子来说是一个难圆的梦。比较热门的地方早已人满为患。另一个现实是回西部找工作因当地的客观条件，自身要有关系和“靠山”，或有经济实力，才有可能谋到一份工作。而大部分来自西部贫困地区的学生显然都不具备上述的先决条件。何川老师还给记者讲了几个回去后碰得“头破血流”的典型例子，让人产生一种“报国无门”的沮丧感。不过回西部的学子还是年年有，新疆的最多，其次是广西、云南、贵州。在何川老师的印象中，广西在接受毕业生方面做得比较好。因此毕业后回广西去的学生也较多。广西采取的政策是对北京回来的学生优先照顾。而其他地区却是优先考虑当地毕业生的分配，对外流的学生“不拦”。今年法律系留在北京的学生预计会达到30人，当然只占毕业生中的一小部分，前往其他省市和沿海地区的毕业生占大多数。在法律系，记者采访了三位法律系的毕业生，她们是属于主动而且坚决地要回西部工作的，听听她们怎样说。

    阿梅娜·阿布力米提(维吾尔族，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回去只有一个理由：我爱故乡。

    大学一年级时我就想着毕业就回去。我爱新疆，想为她的发展尽力。这不是大话。在北京的四年里，我开阔了眼界，这与在新疆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北京的法律法规很规范。相比之下，新疆的法律就要薄弱得多。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大量的人才回西部，先有数量才有质量，只有一个眼界观念开阔的群体形成了才能改变一个地区的观念。新疆比起我上高中时就已进步多了，这与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新疆前景好，资源丰富，而且许多地方在开发前已经作了很多准备。新疆也会因此需要很多教师。我喜欢做教师，希望回去后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在北京所体验到的东西讲给学生们听。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将来还会选择进一步深造，会再回北京。

    辛莉(回族，法律系法学专业)我回宁夏，是因为在那里更有发展前途

    上大学时我曾经被别的同学羡慕，因为我考进了北京。爸爸替我办理户口手续时派出所的人说：“你的孩子将来不会回来了。”可我从出来上学那天起就没想过我会留在北京或异乡。我的综合测评在大学里是第5名，英语已过6级。要留京或去其他更发达的城市是有条件的，但我回去是因为我认为我在宁夏(西部)会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报考海关招聘时，我看到深圳、珠海海关人满为患，而银川海关在北京报考的似乎只有我一人。那一刻我就在想，我的选择是正确的。银川海关没人去我更要去了。而且银川海关公开、平等的招考方式也让我很喜欢。我想，这样的工作环境会让人出成绩的。   

    王莉(藏族，青海海西州人)回西部，做大法官。

    开始时，我并不想回家乡，因为出来读书的四年里让我感觉到北京各方面都不错，要留下来不是不可能。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因为西部也在发展，比如说，过去我们那里的人有了一些纠纷不是想到法律而是托关系。但现在渐渐地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大概是一两年前我回家乡时见过一个债务纠纷的事，他们就是请律师来解决了问题而不是托关系。我想我在家乡，因同是家乡人，人们会更信任你，而且西部在发展，开发过程中比北京更需要法官，也更需要有人去带动、帮助他们树立法律观念。

    在发稿之时，毕业生们的去向大部分已明朗化。而我一直在等的辛莉的同学韩永寿的来稿却还没有寄来。我一次次地想起他那双纯洁自尊的眼睛，还有他笑起来时那腼腆的神情。

    韩永寿是青海海东的人，为上大学，他那贫困交加的父母已为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这对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韩永寿临近毕业时还得不停地打工，并欠下学校3000多元的学费。他告诉我他已经与西藏公安厅签了工作合同，可能会被分到阿里。说起阿里这个曾是孔繁森工作过的地方，韩永寿多少有些激动，但他诚实地对我说：“其实去西藏是为了还债。还了债我想回父母身边照顾他们。他们太不易了。在北京或西藏以外的地方工作对我来说都不现实，工资不高消费不少。而去西藏只要身体好，基本不会有太大消费，在公安部门工作，穿衣吃饭都有补贴，工作五六年，我也就差不多还清债务了。我喜欢北京、喜欢内地，但我只能去西部，这是我的实际情况。”我被他的话所震动，以至久久说不出话来。最终我说让他写写自己的故事，那么不容易的四年大学生活，同时也有些自以为是地想让他有一点点稿酬，至少可以买一张回家的车票……远在青海的他的父母在儿子毕业时会不会有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了?因为他从始至终不肯说他的困窘。我拨电话找他，他不在，同学说：“他也许写着就难过，写不下去。”

    “韩永寿劳动时我们才突然发现他很棒，植树时我们刨半天才刨一个坑，一看他已刨了三四个，他学习勤奋，还是系里的长跑运动员，他特别能吃苦。”这是辛莉对我说的。这也是我迄今对韩永寿最多的了解了。我看着远方的云朵，只想，这个自尊且坚强的小伙子去了西藏也会“很棒”的，无论他是因什么而去。